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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任何历史当中一样，评估现有的历史必然涉及对逝去时光的重新评估。因此，为界定当下而导致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是一场界定过去的斗争。没有什么比贫穷村民给出的解释更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斗争，这些村民从过去的十年中几乎没得到什么，并且他们当下的前景看起来也是一片黯淡。他们集体创造了记忆中的村庄和记忆中的经济，并以此作为谴责当下的有效的意识形态背景。[283]他们回忆起地租在庄稼收割之后才交付并且能反映实际收获的时光。他们回忆起机械化之前的岁月，那时，大地主寻找他们作为佃农，而且地租也很适中。他们还回忆起收割工作很充足的岁月，那时，大农场主不仅预先支付工资、准许他们借贷、送给他们扎卡特馈赠，还经常举办大型筵席款待他们，大农场主通过这些方式来拍他们的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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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他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他们所指出的古老习俗与做法确实存在，并且的确对他们有利。然而，他们的记忆具有相当的选择性。他们的记忆恰恰集中在土地使用和劳动关系这些对他们有利的方面，正是这些东西在过去十年间逐步受到侵蚀并且一去不复返。并不奇怪，他们并没有详细描述过去秩序中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他们今天要表达的观点没什么用处。他们的怀旧——如果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因此就如同他们的记忆一样，具有相当的选择性。为何村里穷人的叙述充满了怀旧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十年的许多革新都从根本上妨碍了他们的物质利益。穷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留恋旧有的制度安排。我们已经看到，塞达卡的富人自己并不是不怀旧。但富人们的怀旧并不那么明显，这恰恰是因为富人从现有的制度安排当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从根本上说，现在的制度安排对富人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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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据当前利益对过去的重构让我们回想起了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飞翔”。比如说，毫无疑问，塞达卡穷人在过去几年间所遭受的损失，激发了他们以一种新的和同情的目光看待旧的制度安排。十年前，这些制度安排很可能不会得到如此褒扬；它们那时只是某段时间内指导稻米生产的理所当然的做法的一部分。只有在双耕引起的新威胁的背景下，上述常规做法才被提升到值得敬畏的习俗、权利和权益的地位。只有在现在，被重估的过去才会成为评估可怕的当前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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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意识形态运作可以被视做一种整顿世界的努力，这个世界早已被双耕搞得差不多天翻地覆了。穷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对传统生产关系的激进的颠覆，所有这些变化都破坏了他们在村里的生存资源和地位。以前，大地主把土地租给贫穷的佃农；现在，地主们越来越多地把土地租给富裕的土地经营者，或者是地主自己用机器耕种他们的土地。以前，大农场主雇用他们贫穷的邻居用水牛犁地和耙地；现在，大农场主雇用富裕的拖拉机主人进行备耕。以前，大农场主雇用穷邻居给他们插秧；现在许多大农场自己撒种。以前，这些农场主雇用穷人给他们收割庄稼和脱粒；现在这些农场主雇用拥有联合收割机的富人做同样的工作。以前，富裕村民有充足的理由向他们所雇用的劳动力预付工资，并提供扎卡特馈赠；现在，即便这些富裕村民有活要做，他们也没有必要像先前那样大方了。以前，村里的富人有充足的理由用慷慨的筵席来给自己树立一个好名声；现在，许多富人认为这么盛大的筵席是在浪费钱财。总而言之，这些转变的确质疑了双耕之前控制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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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安排不仅改变了塞达卡先前存在的阶级结构，也改变了穆达平原绝大多数其他同样种植水稻的村庄的阶级结构。在早先的阶级结构当中，恰恰是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中，富裕农民和大地主跟贫穷村民联结在了一起。尽管土地由于借贷及逾期不还等原因还在急速地集中，但是，只要土地还算充足，劳动力在农忙时也还算紧张，剥削就会受到限制。这种共生关系不仅表现在村庄的仪式生活当中（例如，富人要向穷人提供扎卡特、筵席和预付工资），还表现在了村中的政治生活中（那些富裕的政党领导人能够将绝大多数依附于他们的佃农和劳动力接纳进他们的政党）。与此对照，中农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自主，他们在土地方面较少依赖富人，并且他们也较少雇用工人，他们更喜欢使用家庭劳力（或者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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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关系打破了绝大多数的直接依赖，而这种依赖正是早先的阶级体系的特征。随着机械化以及租佃制度的变迁，贫穷的村民不仅经济上被边缘化了，他们发觉自己在仪式方面也被日渐边缘化。亲缘关系以及间接的资助（由政府通过地方精英进行发放）依然将许多人同执政党粘合在一起，但这种从属关系不再嵌入在村庄的生产关系当中了。在双耕之前，人们或许可以认为穷人是塞达卡的贫民或者说是次等村民。现在，他们依然很穷——尽管已经从极度的营养不良和饥饿中挣脱出来——并且肯定是次等阶级。但是，我们越来越没有理由把他们称为村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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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或任何其他经济转型中，如果从属阶级的命运遭受了逆转，就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逆转？在随后的分析当中，我将考察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在诸如阶级意识、虚假意识、反抗和意识形态霸权等重要问题上引起的重大后果。但是，这里仅仅关注村里穷人的话语中所反映出的答案的主旨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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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从原始的经济事实中推衍出吉打地区绿色革命参与者对这一革命后果的解释。那些事实可以同多种解释相符：它们可以被视为必然要来临的洪水或干旱；它们可以被视为预言的实现或者安拉对偏离信仰的惩罚；它们可以被视为政府政策的恶性效应或者华人辛迪加联合企业贪婪和财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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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上，上述解释没有一个在记录中得到明显记载，如果确实被记载了。相反，塞达卡的贫民阶层把他们当前不幸的原因首先视为个人化的（就是说，人类能动性的结果）、地方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马来人共同体的范围之内。例如，他们认为，长期租佃制被广泛采用以及小佃农遭到解雇，源于大地主（绝大多数是马来人）攫取更多利润的欲望。替代劳动力的机器的使用日渐增多同样被视为大农场主希望节省金钱以及不愿雇用劳力的结果。地方慈善救济的减少同样反映了富人以名誉为代价保护其财产的意愿。在每种情况下，责难与谴责的逻辑都与施用于拥有土地并对被抵押土地的丧失负有责任的“哈吉”阶级的逻辑相同。这里，更间接和非个人化的原因肯定发挥了作用。而它们被强调道德堕落、自私以及违犯社会礼节的视角所替代。如同穷人看到的，富人无情地选择了无视他们自己对于穷邻居的义务。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穷人既关注他们现在面临的轻视和无礼，又同时关注他们所遭受的物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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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自然不是村里唯一使用这种逻辑的群体。尽管富裕农场主承认联合收割机的速度及其带来的收益，但他们同样坚持，穷人已经变成了不值得信任的、挑剔的、懒惰的工人，已经不再值得他们的关照。通过这种方式，富人也为村庄社会关系的巨变找寻到了一个个人化的道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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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注意到了影响他们生存环境的更为广阔、更为非个人化的力量。穷人和许多富人都理解新的安排背后存在的积累和投资的欲望。双方都理解双耕和机械化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每个村民在头脑中都同时有着令人难忘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经济史，其中充满了肥料、种子、地租、稻谷、大米、鱼肉、耐用品的价格、工资率。对于年老的农民而言，他们还可以记起半个世纪以来的稻谷产量。就像在任何此类口述历史当中一样，日期是同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人占领时期”、“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双耕之前”，关注的焦点是收入、土地和工资的多少等诸如此类数字的后果。穷人完全知晓联合收割机使他们失去了多少；富人也完全知晓他们获得了多少。在地方经验的范围之内，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富人和穷人都看到华裔经营者之所以能够支付高额地租是因为他们自己拥有机械设备，而且华裔经营者不能让自己的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正如他们所说：“华裔得让他们的钱流通起来。”他们知道新的生产资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卡车——的主人现在夺取了原本由水牛的主人、收割劳动力以及搬运工所得到的回报，而且部分利润现在流向了海外的制造商。穷人完全明白，因为许多人丧失了租佃权，他们已经被无产阶级化。罗吉娅无论如何都不是唯一注意到“他们想让我们变成苦力”的人，尽管她还大胆地加了一句，“他们不能这么做”。穷人还明白，他们正在被逐步边缘化；他们谈到了没有工作，谈到被晾在一边，谈到了所面临的完全离开村庄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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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穷人总是想着造成他们不幸的地方原因和个人原因，这并不是因为，穷人对于他们位居其间的农业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社会情境尤其“迷惑不解”或者无知。自然，他们并不使用抽象的或者说枯燥的社会科学术语——无产阶级化、分化、积累、边缘化——来描绘他们的生存境遇。然而，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一套自己的民间说法：被迫成了苦力，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正在被“晾在一边”。这些说法很准确，与此同时，这些说法有可能比任何学术的政治经济学提供更为丰富的情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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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快捷地寻找到他们苦难的直接原因，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选择——同时包含了便利和策略两个要素。就穷人而言，谴责直接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些人是很便利的。穷人观察到马来地主夺走了土地，或者亲自耕种，或者租给华裔的承包商；但他们并未直接观察到土地控制的集中。穷人观察到大农场主不再雇用他们的邻居，并且叫来了联合收割机；但他们并未直接观察到，辛迪加联合企业或政府的政策使这一切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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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选择也是策略性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人类行动者（human agents）似乎正好在穷人的社会行动领域之内。[284]穷人希望影响那些他们为之工作的地主及大农场主；他们并不祈求影响华裔商业农场主或是由机器的主人构成的辛迪加联合企业。毕竟，过去租给他们土地或者雇用他们工作的那些人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暗示着富人应该有遵循村庄规范的美德。唯一合乎逻辑的就是，那些富裕村民和地主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那些富人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富人们无情地漠视了——如果不是轻视的话——那些富人们自己曾经宣称要帮助的人。村里的穷人因此选择了将其怒火发泄到那些应该关照他们的人身上。在穆达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情境中，穷人们的要求越来越受到忽视。穷人们的胜利——少数地主继续把地租给小佃农、少数地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依旧雇用人力收割、少数地主依然遵守施舍和举办大型筵席的传统——微乎其微，并且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穷人们的这些要求所依赖的社区感及义务感是正在快速消耗的优势。然而，这的确是穷人们在这场保卫战中的唯一优势，[285]也是穷人们在考虑更加堂吉诃德式的目标前所能期望的唯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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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六章 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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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homo faber）无法同工匠（homo sapiens）区分开来。每一个人，最终……都从事着一定形式的智力活动……他分享某种特定的世界概念，拥有道德行为的自觉边界，并且因而有助于坚持关于世界的一个概念或者改变之，也就是说，导致思考模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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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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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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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双耕以及机械化给富农和地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致富机会。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急切地抓住了这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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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利用这些新时机来进行资本积累，大农场主和地主剥除了许多以往曾将他们与贫穷村民绑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他们不得不雇用机器取代村里的劳动者，提高地租，解雇佃农，并且削减自己在村落内的礼仪及施舍义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发觉自己多多少少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真空中行动。我们在塞达卡以及穆达平原其他地区所观察到的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阶级，这一阶级一直在稳步地摆脱它与劳动者和佃农的纽带，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资本主义的规范氛围中行动，这种气氛使得人们极难证明此类行动的正当性。在此意义上，他们是必须为自己辩解的资本主义者——公开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但他们不能从马来西亚的亚当·斯密的详尽学说中获益，更遑论边泌或马尔萨斯了。我们将会看到，富裕农场主为了使事情的真相有利于自身所做的痛苦而有创造性的努力，这使得意识形态的不利因素只是被部分地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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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形成的、经协商而实现的村庄生活的道德情境，如果仅就意识形态而言，完全不利于较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这种道德情境由一套有关富人和穷人关系的预期和偏好组成。一般说来，这些预期体现为资助、援助、关照以及能否获得帮助等习惯用语。它们适用于雇用、租佃、施舍、筵席举办以及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意味着人们将对那些满足这些预期的人充满敬意、忠诚及社会认可。直白地说，这涉及某种“名誉政治”，在此，遵守某种行为规范将会使一个人获得好的名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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