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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抗议的第二个障碍早在双耕逐步实现的冲击中就有所暗示。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变化的影响都有塞达卡复杂的和重叠的阶级结构作为中介。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有比较富裕的和非常贫穷的佃农；有自己（或其子女）同样是租佃者和劳动者的地主；有需要有薪工作来维持生存同时也租用联合收割机的小土地所有者。因而租佃权和产品的每一个重要转变不仅造成了受害者和受益人，还造成利益同样并不那么容易辨别清楚的实质的分层。塞达卡并非莫雷洛斯，后者那里的糖料种植园中穷人和大量未曾分化的农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只有在为数极少的环境中，乡间的阶级结构才会产生决定性的单一分裂或者对于外部压力的接近一致的反应。塞达卡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妨碍了在多数问题上形成集体意见，以及因此而来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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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地阶级结构所呈现的集体行动的障碍还混合了其他超越阶级的断裂和联盟。这些因素是亲属、朋友、派系、资助关系以及仪式性纽带，这些联系实际上搅浑了所有小共同体中的“阶级之水”。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他们通过建立一种依附关系而有利于富裕农民，而这种依附关系限制了那些谨慎而贫穷的男男女女以阶级的方式行动。因而，没有土地的穷苦劳动者曼苏尔，同村里最富有的沙姆苏尔建立了关系，并且偶尔还有希望在他家中蹭一顿免费午餐或者不时可以打打零工。尽管这一切并未阻止曼苏尔私下里抱怨失去了工作以及富人通常都很吝啬，但这的确有助于解释他的巫统成员的身份以及他在村庄政治中的恭顺态度。“瘦骨嶙峋的”玛极度贫穷，私下在阶级问题上相当心直口快，并且他还是伊斯兰教党的成员。但他从其岳父阿布杜尔·拉赫曼（一个相当富有的巫统地主）那里租了1里郎地，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在村里惹是生非以免让他的岳父为难。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可以引用，但意思很明确。村里的少数穷人受到亲属关系和/或他们不会轻易破坏的微妙的经济依赖的制约。如果他们与这些亲戚、地主或雇主意见相左，他们多半会谨慎从事。过分强调这类纽带将是错误的，因为较之于从前，它们已经相当稀少并且益发脆弱，而且还有许多穷人根本未被限制于此种形式中。然而尽管如此，它们的确限制了穷人形成派系。[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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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反抗的第三个障碍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正如巴灵顿·摩尔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过去数个世纪中人们对压迫的一个最经常和有效的反应就是逃走。”[357]这一选择通常在东南亚特别是在马来亚具有任何地方都不能及的历史重要性。只要存在陆地疆界，并且只要对人力而非土地的控制是榨取剩余的基础，被一位作者笨拙地称之为“逃避抗议”的可能性就总是比冒公开对抗的风险更具吸引力。[358]让本土领导人和殖民地统治者惊愕的是，马来的乡村人口总是处于异常流动的状态——迁到另一个小的领地，离开一块土地去开辟另一块新的空旷土地和林中家园，并在此过程中改变种植的庄稼和职业（通常是后者）——属于经典意义上的“用脚投票”。由于其独特的人口特性和社会组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退出”而非“表达”表现了马来社会对于压迫的传统的和首选的反应。[359]幸运的是，就绿色革命中的失败者而言，这一传统选择对许多人来说依然可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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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吉打州水稻种植区大量增加的人口一直在迁出。他们作为拓荒者对霹雳州、彭亨州、柔佛州以及吉打州内陆地区新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事实上，村里每户贫困家庭都曾申请政府发起的移民计划，那里橡胶尤其是油椰的收入甚至通常都超过一个富有的水稻农场的劳动所得。但入选的只有少数人，并且他们通常都不是最穷的村民。尽管如此，成为被资助的居民的微小机会却是预防地方冲突更公开表达的因素。对谦恭而贫穷的村民子女来说，工厂工作和家庭服务（对女性来说）以及全职的城市合同工（对男性来说）的选择都是可以实现的。对主要选择留下来的贫穷家庭来说，城市里短期合同的劳动提供了一个能维持下去——即使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生存方式。这一最后和最为普通的生计方式，不仅减轻了贫穷家庭的经济压力，许多年来还将家里的当家人从村庄事务的积极参与中转移出去。这种半无产者依然主要居住在村庄里，并且甚至可能耕种一小块稻田，但是他们在可能引发阶级冲突的地方议题中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边缘化。外出就业机会的下降当然可能极大地改变这副图景，这一改变是通过增加地方性工作和获得土地而实现的。[360]然而，从目前来看，利用现金经济以补偿地方生存不足的能力将继续为地方冲突提供一种风险更小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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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从前述内容得出一个印象：塞达卡阶级冲突的障碍完全是复杂的地方分层、生产关系变化的散乱特点，以及收入的替代性来源等因素造成的。我必须补充的是，镇压以及对镇压的恐惧也应该包含在内。正如贫困村民经历过的那样，镇压的快速冷却作用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将变得清晰异常。只需说明阻止联合收割机增长的努力发生在某种恐怖气氛中就足够了，这一氛围是由地方精英、警察、内部安全部队的“特殊部门”、政治拘留和胁迫模式等共同造就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由高压统治造成的合乎情理的恐惧，抗拒联合收割机的地方运动将呈现出更为公开和公然反抗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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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考虑到预期镇压的背景时，公开反抗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才有意义。这一障碍无非是日常的谋生需要——为了家庭的生存——马克思恰当地称之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361]。在暂时缺乏任何直接的和共同改变其处境的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除了尽可能地适应每日所面对的景况之外，村里的穷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佃农也许痛苦地憎恨必须为一小块土地缴纳的地租，但他们必须交租，否则就会失去这块土地；近乎无地的人们可能痛惜丧失了薪资工作，但他们必须为少数的可资利用的工作机会拼抢；人们或许满怀对于主宰村庄政治的派系的憎恨，但要指望获得派系赠与的小恩小惠，他们就必须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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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务实地适应现实至少有两方面值得强调。首先是它并未取消某些形式的反抗，尽管它确实设定了界限，而这界限只有鲁莽的傻瓜才会去逾越。其次，它首先是务实的；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那些现实的规范性的赞同。理解这一点无非是要领会，在所有情况下，大多数从属阶级历史上的处境究竟是什么。他们要在很大程度上自身无法控制的条件下抗争，并且他们紧迫的物质需求使对于那些条件的日常适应成为必要。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时可能有兴趣执著于长时段的结构性变迁的前景，但是，农民或工人阶级不可能从谋生的世俗压力中有稍许解脱。就像我们要做的那样，如果观察塞达卡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顺从”行为，我们没有理由臆断它们衍生于精英或国家所操纵的某些符号霸权或者规范性的共识。日常的胁迫已经足够了。像马克思一样，涂尔干和韦伯都意识到，“无论其偏好和倾向如何，人类都被迫按某种方向行动”[362]。涂尔干有关产业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日常约束的观点甚至更适用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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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张力应部分归于工人阶级并不真正满足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些环境的手段，他们常常得被迫接受它们。[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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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特定条件下，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确拥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处境的手段。但是，在短期内——今天、明天和后天——他们面临着严酷的限制其现实选择的情境[364]。今天，像以往一样，留给塞达卡穷人微乎其微的土地和工作机会依然要靠富人的默许。如果说穷人日复一日的许多公开的行为反映了这个事实，那么，只有对生存健康而合宜的考虑能够解释这一点。农民所处的情境是：“破釜沉舟”的第一个字必须按字面意义理解，那么“破釜沉舟”的做法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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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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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伴随着双耕出现的最为突然和最具破坏性的变迁——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同样激发了最为积极的反抗。这种反抗超出了如我已经描述过的关于效率的争论、对失去工资的抱怨以及直接针对使用它的人的流言蜚语。整个吉打水稻种植区都试图阻止机器进入农田，发生过纵火和破坏等事件，组织过水稻插秧工针对率先使用机器的人举行“罢工”。所有这些行动最终都没能阻止水稻收割的机械化，尽管它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一进程。精密考察这些反抗形式和大农场主的反应，能够教会我们许多有助于建构此类反抗的可能性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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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联合收割机并非威胁穆达贫穷村民生存的第一种机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使用拖拉机和卡车将稻谷从地头直接运到镇里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村庄引发了英勇而成功的反抗。然而，联合收割机造成的威胁远为巨大。零星的反抗早在1970年就已开始，当时，从日本原装机改装后的第一批小型实验机器在吉特拉镇附近的农田实验中投入使用。穆达农业发展局管理实验的官员回忆了几起暗中破坏的小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恶意破坏公物”[365]。贫穷村民从机器里拆除了电池并扔到灌溉渠里；他们弄坏了汽化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如配电器和空气过滤器）；他们把沙子和泥浆放进油箱；他们把各种物体（石头，电线，钉子）扔到螺丝钻里。这些暗中破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首先，暗中破坏的目标绝非简单的偷窃，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其次，所有破坏行为都是由几个人或小组在夜间秘密进行的。而且，他们受到乡亲们的保护，后者即使知道谁干的，在警察调查时也会宣称完全不知情，结果，没有任何人做出检举。夜间设置警卫看守联合收割机的做法就可追溯至这些早期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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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开始，联合收割机开始报复了，农民的报复行动也同样在整个水稻种植区蔓延。塞达卡较穷的村民还能回想起几个事件，他们讲述这些事件时依然带有某种喜悦之情。比如，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阻塞螺丝钻——在哪儿放入有倒刺的金属丝或钉子——因为他的朋友们曾经干过。他拒绝太过仔细的描述，他说，因为如果公开谈论那么他的朋友就可能遭到逮捕。苏库尔描绘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两个季，在距塞达卡南部几公里的托凯村附近有一台联合收割机起火了。他说，有几个穷人围住马来守夜人问他机器究竟是谁的。当后者回答说机器属于一个中国企业所有时，他们命令他爬下来，然后给发动机和驾驶室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了大火。第二天有两个马来年轻人被逮捕，但是由于缺少证据而很快被释放。村民还讲了发生在斯朗库村附近的其他几起事件，如把大树砍倒放在联合收割机进入村庄或者到其他村的路上，以及螺丝钻被电线卡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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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极少数农民连一两个事件也回忆不起来，我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收集到非常齐全的事件报告的清单。然而，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发生在塞达卡本地的任何此类事件。或许这只是反映了可以理解的避免他们自身引起注意的做法。在任何时候，这些暗中破坏活动都未达到19世纪30年代将脱粒机引入英格兰时所导致的砸毁机器的水平[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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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的个人和小群体还在袭击机器的同时，为了对那些使用机器的农场主施加压力，还出现了妇女静悄悄地然而更具集体性的努力。那些通常来自同一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联合收割机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唯有妇女还有着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她们暂时还控制着插秧的工作。[367]收割农场主土地的妇女群体通常也是先前耕种同一块土地的那群人。她们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季节性收入，因而可以理解其痛恨为那些在收获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因此，在塞达卡和整个穆达地区，这些妇女决定组织一次联合抵抗行动，拒绝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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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五个这样的“共享小组”中的三个显然做了一些努力来推进联合抵抗行动。那些由六到九名妇女组成的小组由洛斯妮（一个寡妇），罗吉娅（玛·布扬的妻子）以及米丽娅姆（玛·伊莎的妻子）领导。其余的两个小组由塔杰丁和阿里芬的妻子领导，看起来并没有卷进去，但是没有一个小组同意为被其他三个小组当中的任何一个小组所抵抗的农场主种植水稻。洛斯妮、罗吉娅以及米丽娅姆的小组发起抵抗的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她们由来自平均水平比其余两个小组贫穷，但也只是稍穷一些的家庭的妇女组成。同样，前两个小组大多数成员来自伊斯兰教党家庭，但这一点归因于亲属和邻里关系的程度和归因于派系的程度本质上差不多，并且至少她们也经常联合抵抗与自己同一政治派系的农场主。如果我们依赖当地关于反抗模式的解释，那么多数人会认为洛斯妮和罗吉娅严重依靠雇佣劳动来养活家庭，而且与此同时她们是“勇敢无畏”的[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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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抵抗的形式与迄今为止我所描述过的诸种谨慎反抗的种类差不多。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和他的插秧工人之间，并没有出现公开的对抗。相反，这里的对抗是匿名的和间接的。妇女们通过调停者“让人们知道”她们的小组对于失去收割工作的不满，并且将不愿意为那些在前一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她们还让人们知道，如果联合收割机在收割过程中坏掉，这个时候希望人工收割庄稼的农场主别指望先前的工人会帮他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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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灌溉季初期，当实现这一威胁的时机到来之际，小心谨慎又一次占了上风。三个小组中没有一个直接拒绝给那些上一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人插秧。相反，她们拖延时间；共享小组的领头人告诉那些令人讨厌的农场主她们很忙，现在还没办法到他们的田里去。只有大约12个农场主曾在上一个收获季使用过联合收割机，因此共享小组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她们忙着给那些尚未机械化的人插秧。[369]插秧者因而公开了她们的选择；她们避免直接拒绝插秧，那样的话可能招致公开的决裂。与联合抵抗的传言紧密配合的是，那些被搪塞的农场主越来越感到焦虑——他们的水稻秧田正在错过最佳插种时节，进而他们担心在水源供应被切断的预定期限前他们的稻谷还未完全成熟。看到自己空着的地块旁邻居新插种的稻田，他们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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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心理战两个多星期后——表面上的联合抵抗从未真正宣布过——6个农场主“让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安排外村劳动力来为他们插秧。依据大多数人的讲述，这6人是哈吉·卡迪尔、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齐姆、卡米勒和西卡玛赫，他们总共拥有将近100里郎耕地。他们声称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敦促当地的共享小组履行一项插秧日程的明确承诺，而且，只是被再次推托之后，他们才转而考虑别的办法。就此而言，联合抵抗瓦解了。三个共享小组都面临着背叛，因为妇女们担心插秧工作会永远属于外村人。她们匆匆忙忙地放出话来，说将会在几天内就开始插那些田里的秧。6个农场主有3个取消了让外村人来插秧的安排，而其余的3个农场主继续坚持先前的安排，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取消安排已经太晚了，亦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给这些妇女一个教训。插秧者来自燕镇（恰好不属于灌溉计划区域）以及更远一些的新基亚镇和默布克村。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同穆达农业发展局商定后，带来一队泰国的插秧人——这一做法他现在依然继续着，并因此而被人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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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体行动阻止联合收割机的短暂而且失败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事后议论的主题，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碰巧站在哪方的立场。除了其所表达出的喜悦或失望，这些事后分析唯有一次集中在这一结局的必然性上。由于机械化而所失甚多的人们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真正超出议论和威胁。由此，华喜德说，传言中的联合抵抗“只不过是个议论，而她们无论如何会去插秧的”。“她们能做什么？”他绝望地问道。托·穆罕默德也附和这一评价：“其他人会去做这项工作；一旦丢了这份工作，她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人们都很聪明”，苏库尔补充说，“如果你不想去插秧，他们就会夺去这份工作和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萨马德宣称，妇女们小心翼翼地不破釜沉舟，并且只在大农场主听不见的地方谈论联合抵抗。最后，哈姆扎以同样的口气总结了妇女们面对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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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抱不抱怨都没用。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根本赢不了。要是你开口，他们就不会雇你。如果联合收割机坏了，女人们还得去给农场主收割水稻。如果你手头紧，就不得不接受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如果你不去做，其他人会去做。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够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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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希求有关“经济关系的无声压力”的更清晰的说明了。富人们不仅清楚这一“无声的压力”，并且还依赖于它。如同玛·伊莎所说的，“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闲扯”。托·卡西姆在机械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他是一个机器经纪人，同时也是一个农场主，他意识到联合抵抗永远不可能实现，“穷人无论如何得工作；他们不可能长久坚持联合抵抗”。勒拜·侯赛因说，虽然她们很生气，对于联合抵抗她们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她们需要钱。他用一句马来谚语精确地总结了妇女们面临的困境：“生大米的气，就用大米喂鸡”。最为切近的英语表达则是“损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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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我们单一的村庄视角中后退几步，就会看到更为广泛和更不乐观的模式。塞达卡的妇女共享小组在同一时期偶尔被雇用到30英里外的稻田插秧。洛斯妮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来自塞迪蒂·班杜村——她们的共享小组正在那里插秧——的妇女告诉她，她们正在为之工作的农场主不再雇用当地的插秧工了，因为上个季度他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洛斯妮告诉那女人她“心里不舒服”，但是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370]非常类似的情形还会有很多，因而，从这一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塞达卡贫穷的妇女不经意地充当了穆达地区其他村庄的“罢工破坏者”。这些村庄的妇女，或者和她们一样的其他妇女，毫无疑问也破坏了塞达卡的联合抵抗行动。我们在此处看到的是农民的阶级行动功效折损的近乎经典的例证，特别是当这些行动通常被限制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或几个村庄里的时候。[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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