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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期待不只看到台上的表演，就必须移至后台，在那里面具可以被揭开，至少部分被揭开。就奴隶而言，这意味着从“大房子”转移到奴隶的住所；就工人阶级而言，这意味着从有意设计的富人与穷人的相遇转移到相对私密的室内或比较封闭的同伴群体中。正是在这些“不戴面具的”情境下，某些经习惯性审查的内容最终会跃然而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容的大部分与发生在权力关系舞台上的内容直接和完全地矛盾：哈吉·卡迪尔变成了Pak Ceti。这种不戴面具的、或后台的文本与舞台中央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直接涉及到虚假意识这一主题。我怀疑，许多支持“神秘化”和“意识形态霸权”观念的民族志材料只是将权力负载情境下的文本假定为完整文本的产物。然而，除了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机构中，大多数从属阶级都能够不时进入限制较少的社会环境。就此发现的文本而言，它显著地区别于或否定权力关系背景下发现的文本，虚假意识在此被弱化了。[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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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者的公开的文本与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远远多于弱者的文本的情形。毕竟，由于其权力，他们更为自由，能够相对泰然地谈及他们的内心。拉扎克可以用哈吉·卡迪尔或巴希尔所不能的方式安全而公开地无礼。然而，权势者也要多少受到限制，这既来自于对其名誉的关注——正在衰退但仍具有实际价值，也来自于支撑权力“表演”的需要。因而，他们会在自己家中指责许多村里的穷人，却很少当面这么做。这一点同样不令人吃惊；工厂经理和他的工人谈话的文本不同于他在自己所属俱乐部的安全环境中的文本；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文本不同于他在席间和其他奴隶主不加防备的谈论。只有当我们对“未经编辑的”精英文本和未经编辑的从属阶级文本进行比较时，我们才会发现在权力关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饰的程度。在通常的阶级关系的日常运作中，这些未经编辑的文本从不会直接相遇。只有在极少的历史危机时刻这些文本和它们所暗示的行动才导致直接冲突。在此情况下，通常假定会出现改变阶级关系的新的意识、新的愤怒、新的意识形态。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新“意识”已经存在于未经编辑的文本中，并且它还构成以允许或要求一方或双方在此基础上行动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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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穷人和富人当然都清楚权力关系领域发生的并非故事的全部。他们怀疑并通常知晓大量发生在他们背后的村庄话语。然而，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称。在此，穷人至少在信息领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拥有微弱优势。正如我们已经从他们的评论中得到的，他们知道大量的富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消息更灵通不仅缘于村庄精英能更加自由和轻蔑地谈论他们这一事实，还由于打听各种消息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和关键这一事实。相反，富人较少知道穷人未经编辑的文本，因为穷人更为谨慎，并且富人更不屑去倾听。知道得少，他们就能免于怀疑到最坏的情形。他们知道的是，尽管他们感觉到公开恭顺和尊重的常态背后的轻蔑与愤怒，却无法轻易洞察掩饰的姿态。他们恰好处于黑格尔的领主和奴隶辩证法（Hegel’s dialectic of lord and bondsman）所描述的主人的境遇。[433]正是权力的运作妨碍了村庄精英了解较穷村民的真实想法，因而损害了对富人仪式性的遵从和恭顺的价值。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统治精英过去经常认为，他们的下层阶级拥有各种源于复仇欲望的恶性力量和意图。[434]塞达卡的情境并不那么极端，但其形式在性质上并无二致。村庄精英在匿名偷窃、诽谤、忘恩负义以及伪饰等方面对穷人抱以最坏的揣测。然而，他们的恐惧在地方权力关系的性质上有着真实的基础。[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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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何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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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塞达卡内部遇到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反抗和顺从。由于环境引导许多穷人用表面赞同的语言掩盖他们的反抗，因而确定顺从在哪里结束和反抗在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按照字典对动词反抗的定义——“努力使自己抵挡或抗拒某种力量或影响……”，如何区分微妙地混在一起的表面的顺从和试探性的反抗，例如试图对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进行联合抵抗就成为一个问题。就公共记录而言，它从未发生过，而在另一层面，它是一次罢工，尽管是失败的罢工。此外还存在其他问题。诸如偷窃或屠杀牲畜的个体行为，尽管并不包含集体行动，也未公开挑战财产和统治的基本结构，能否被认为是反抗？尽管看起来在资源分配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大量的象征行动诸如联合抵抗筵席或诋毁名誉的举动能否被称为反抗？每一个这样的疑问背后都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何谓反抗”？由于定义是分析工具而非目的，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我的目的而言，什么是真正的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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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步的大致定义，我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如我们所见，这一定义并非没有问题，但它有几点长处：它集中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它既指个人的也指集体的反抗行动；它不排除那些向支配性情境定义挑战和要求不同的公正与平等标准的意识形态反抗形式；最后，它强调目的而非结果，意识到许多反抗行动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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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背后的意图有着有力根据的地方，反抗的理由会相应加强。因此，共享小组的妇女打算拒绝给机器使用者提供插秧服务并因此迫使他们恢复人工收割的道理就清楚了。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防止他们为租佃权而竞争，同样清楚地意在阻止最终会伤害所有佃农的争夺发生。在任何个案中意图都不是从行动中直接推断，而是从参与者对其行为的解释中得出。对诸如针对富裕者的人格诋毁或恶意传言等“言语行为”来说，行动与意图融为一体；对吝啬富人的指责在其身上明确地显示了唤起他们不同的行为标准，或至少破坏其社会名望和影响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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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坚持认为反抗行动必定会显示反抗的意图，却给在塞达卡和其他地方被视做反抗的农民行动的整个领域制造了巨大的难题。例如，考虑一下偷盗和窃取的问题：我们如何称呼从富人田里“盗用”一麻袋稻谷的塞达卡穷人？只是小偷？还是也算反抗者？我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打谷者的行为：他故意在秸秆上留下许多稻穗以便他的老婆孩子第二天来收集？这是小偷小摸行为还是反抗的行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实际，就是为行动背后的意图，即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找到证据。其根本问题在于，行动者连行动本身都不可能承认，就更不用说解释其内心的想法了。塞达卡的一些穷人将此类偷窃视为自助性地获得扎卡特礼物的方式，这可以视为这类小偷认为自己有权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间接证据，一但这点并不确定。因此，尽管有可能揭示出一个视偷盗和窃取为合法行为的阶级所共有的一套信念，但要发现行动者的个人信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偷尤其是那些尚未确认的小偷的“文本”，是异乎寻常地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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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更广泛的定义和分析。我们倾向于将反抗视为个体或群体为得到较长远利益而作短期牺牲的行动。罢工、联合抵抗，甚至避免与本阶级其他成员竞争土地或工作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即是上述牺牲的明证。但是当涉及偷盗之类的行为时，我们所看到的是直接的个人获利和可能的反抗合二为一。我们如何判断这两个目的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而是解释整个行动系列，对我来说，它历史地呈现于日常阶级关系的核心位置。18世纪的英格兰偷猎者或许一直在反抗贵族们所宣称的对野物的所有权，但他一定也对炖兔肉感兴趣。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奴隶秘密宰杀其主人的肥猪或许是一直在坚持他们体面生存的权利，但是他们无疑也在满足他们对于烤猪肉的喜好。东南亚农民将大米和财产隐藏起来不让收税官发现可能是在抗议高额税收，但他也是在确保他的家庭能在下一次收获到来之前拥有足够的大米。被征入伍并从军队开小差逃跑的农民可能是一个战争反抗者，但他也是通过逃离前线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些无可避免地融为一体的动机当中哪一个应该置于首位？即使我们能够向这些行动者发问，即使他们能够坦率地作答，也还是无法确定他们能否做出清晰的答复。由于这些自助形式通常是奴隶们唯一可能的选择，那些密切关注此事的奴隶制研究者们倾向于并不认为这些行动是“真正的”反抗，这缘于三个理由。这三点都见于杰拉尔德·马林有关奴隶“造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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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奴隶行为中这些可观察到的不同时，学者们通常会问，是否一种特定的叛乱类型代表了对奴隶制弊端的反抗或真正的对奴隶制本身的反抗。当在其政治背景中研究奴隶行为时，那些最卑下的工作者、大田里的奴隶情况最糟。一般来说，他们的“懒惰”、消极怠工和小偷小摸代表了一种有限的，或许是自我放纵的造反类型。他们对预料之外的虐待或耕作常规的突然改变的反应至多是对奴隶制的象征性行动。但是种植园奴隶为了阻碍种植劳动的有组织和系统的计划——他们持久地消耗庄稼和仓储的行为，以及维持黑市交易的夜间合伙抢劫——则是更具“政治性”的后果并且表现了对奴隶制本身的反抗。[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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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尤金·基诺维斯对此问题的态度在某些重要特点上有所不同，他也坚持对反抗的前政治形式与更为重要的对奴隶政体的反抗加以区别。对他而言，正如下述引语所表明的，上述区分既存在于结果领域也存在于意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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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只有起义才是政治行动的表现，它被定义为唯一真正的反抗，因为只有它直接挑战了政权。从此观点出发，那些被一些人称为“对奴隶制的日常反抗”的行动——偷窃、撒谎、伪装、开小差、谋杀、杀婴、自杀、纵火——最多被定性为前政治的和至少被当做非政治的……但是“对奴隶制的日常反抗”通常意指迁就，并且除了假定某些已被奴隶认识或界定的规范和现状已遭到破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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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些相互重合的视角，结果是真正的反抗和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的行动构成一种二元关系。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者（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上述区别对于任何试图描述各种反抗形式和它们如何相互关联或与统治形式关联的分析都是重要的。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后一种反抗形式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只有前一种才能称得上构成真正的反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曲解了从属阶级——不仅是奴隶，还有农民和工人——在强制背景下从事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真正的基础。它是列宁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对政治行动的构成的两种臆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组合。上述对比中的前三个问题将在此讨论，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于意图是妥协的还是革命的主题，将简单提及并在下一章更为详尽地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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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自我放纵的”、个人化的和非组织化行动的问题开始。嵌于基诺维斯的逻辑特别是马林逻辑的假定是，此类行动从根本上缺乏革命性成果。或许通常都是如此，但当此类行动大规模发生时，几乎没有一种现代革命能在不精确参照此类行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得以解释，这一点也同样是事实。举例来说，可以考虑一下从军队开小差这件事及其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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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1917年夏天，军队中的大量普通农民士兵开小差的行为日渐增长，至少从两方面来看，这正是革命进程中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首先，他们造成了沙皇专制国家主要镇压制度的崩溃，这是由临时政府继承的并且早在1905年就曾镇压过一起革命暴动的制度。其次，通过参与遍及俄国在欧洲核心省份夺取土地的运动，逃兵们直接为农村的革命进程做出了贡献。而且尽管成千上万的个体扔掉武器跑回家去，沙皇军队的失血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我放纵的”、“无组织的”和“个人化的”，这一点也足够清楚。[438]对奥地利的六月进攻以军队和军官的大量流失而被粉碎；面包配给减少并且“斋戒日”仪式也在前线举行；此外，士兵们都清楚，如果继续待在前线，他们就可能失去在村庄爆发的夺取土地运动中获利的机会。[439]开小差给农民雇佣兵提供了保全自身并且回到可以获得面包而现在还可以获得土地的家乡的机会。由于军队的纪律已经涣散，风险就微乎其微。人们难以想象一套更加“自我放纵”的目标了。但恰恰这些非组织化的大量的“自我遣散”的农民士兵完成了自我放纵的目标，从而使革命成为可能。[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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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军队的瓦解只是许多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的不顺从或开小差行为的诸多例证中的一个，这些行动都不具备革命的意图，却引发了革命的形势。194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1975年西贡军队的瓦解无疑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分析。在最终崩溃之前很久，每支部队——包括越战中的美国军队——的反抗和不服从行为已经严重限制了反革命的军队对其普通士兵的预期和要求。[441]此类反抗当然并不是为反革命的力量所专有，如同乔治·华盛顿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442]所发现的。可以想象，作为曾经的萨帕塔军队的一员，佩佐·马丁内斯非同寻常的个人逻辑和逃离前线的沙皇军队的逻辑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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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那儿（蒂萨潘战役）进行最后一战的。战斗极其可怕：惊人的射击！完全是一场流血战斗，三天三夜。而我只参加了一天之后就走掉了。我离开了军队……我告诉自己，“现在是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的时候了，我要逃出去”……我告诉自己，“不，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现在他们在挨饿。现在我要离开了”。[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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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佐·马丁内斯与众不同的坦率有助于提醒我们，一方面是自我保护行动和家庭义务的平凡陈述，另一方面是此类行动后果的平凡陈述，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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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民自利的后果对于任何更大的阶级关系或国家的分析都是基本的，但我并不想争辩这种反抗只能参照其后果来做出界定。如果只是因为“非预期后果定律”而不考虑任何其他理由，这样的观点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几乎所有通情达理的观察者都会称之为反抗行动的诸多行为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并造成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明确的旨在颠覆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恐怖主义却可能导致更糟糕的和持久的独裁。明确要求增加工资和增进就业的农业工人的有效罢工，或许反而会促发大规模的生产机械化，并因此缩减了工作机会。[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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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关现存的反抗概念的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涉及目的、意义与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若坚持区分“自我放纵”的个体行动与假定的有原则的、非自利的集体行动，并将前者排除在真正的反抗范畴之外，会造成误导、没有结果和社会学上的天真。坚持将这一区别作为比较反抗形式及其结果的方式是一回事，但是，将它们作为基本标准以决定什么构成了反抗就会忽视农民政治的真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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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处于农民造反的核心内容，即对“面包”、“土地”和“无税”的诉求与农民家庭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相结合并不是什么巧合。农民的日常政治和日常反抗（当然还有日常的顺从）都源自这些同样基本的物质需要，这是再平凡不过的常识而已。就农民家庭而言，我们只需假定一个可以理解的生存需求——确保其身体的安全、确保其食物供给、确保其必需的现金收入，由此就可以明了针对统治集团、征税者、地主和雇主的索要的反抗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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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农民反抗中的自利性质就会忽略农民政治，同时也忽略了大多数低等阶级政治的决定性背景。自利与反抗融合在一起，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动力。当一个农民把他的一部分谷物藏匿起来逃避付税时，他既是要填饱肚子也是夺走国家的谷物。[445]当一个农民士兵因食物太差和家里庄稼成熟等待收割而从军队中开小差时，他既是关心自己也是拒绝当国家的炮灰。当这类行动稀少而孤立时，几乎无关紧要；但是当它们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尽管没有协调、没有组织）时，我们就将其视为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许多农民反抗的内在本质和“优点”就在于，它往往带来直接的和具体的好处，与此同时它夺走有产阶级的资源，而且，它极少或者根本不需要明显的组织。此类反抗的顽强与力量直接源于其如此坚实地根植于一个阶级所经历的共同的物质斗争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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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层阶级的反抗具有某些“原则性”或是“非自利性”，不仅是乌托邦的和对于基本物质需求的道德意义的贬低，而且是一种对阶级斗争基础的错误建构，阶级斗争首先是关于占有工作、产品、财产和税收的斗争。“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的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从这一角度看，消费对反抗和反反抗来说既是目的也是结果。尤沙·帕特耐克指出，“消费不过是历史性的‘必要劳动’，作为他们与剩余占有阶级（the surplus-appropriating classes）斗争的结果，小生产者得以获得净产出的份额”[446]。这就是常规阶级斗争的自利性内核：减轻或击败占有的经常的防御性努力。[447]从有利的一面来说，少量的偷窃稻谷和打谷场上的小偷小摸看上去像是微不足道地“对付”机械化，但从更广阔的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如何分配收获才是问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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