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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塞达卡较贫穷农民那里听到的描述，的确足以立即驳斥人们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状况特点的概括。如果这里存在任何需要说明的洞悉，那么，同精英信仰对穷人的洞悉相比，穷人有着更强的洞察能力，这就是他们对富裕农场主、地主以及外界官员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图景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的洞察。当然，穷人要求的权利及主张都是双耕之前盛行的。或许，在此意义上，他们大多诉诸以前的/既有的意识形态秩序。我将在稍后讨论这一话题，但在此我应该立刻指出的是，他们的这种诉求是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而富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赞同同样的价值体系，尽管他们的经济行为现在更多地因循了资本主义的路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塞达卡的富人不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将最有利于解释他们如何行动并且为那些行动提供似乎很有道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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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塞达卡的穷人对于“官方”现实的有效洞察并非独一无二或为数极少，而是极为常见。认为塞达卡的农民阶级具有特殊的洞察能力，这显然是高估了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分量以及凝聚力。这里我完全同意保罗·威利斯对阿尔都塞极富洞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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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其中包含文化）是难以穿透的。一切都巧妙契合。意识形态总是先于任何真实的批评而存在并且优先于这种批评。弹子游戏的弹珠如果要平滑运行就不能有裂缝。所有具体的矛盾都被普遍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抹平了……相反，我更为乐观地认为……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内部存在很深的官能障碍和强烈的张力。社会行动者并非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者，他们只是通过斗争、争论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结构来再生产现存的结构。[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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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官方的陈词滥调不可能具有人们通常设想的连贯性或统一性，并且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对其又会作不同的解读，因此，从属阶级对于任何官方陈词滥调的洞悉都是值得期待的。反过来，这些多种多样的理解根植于日常经验。这类陈词滥调并未作为空洞的象征信息而被接受，而是在为保卫物质利益而进行持续斗争的情境中被赋予了意义。[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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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或宗教信仰体系的从上向下发送的过程都是重新解释的过程，它调和了先在的信仰，被洞察又发生转变，这是分层社会的共有特征。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谈论“民间”社会主义、“民间”民族主义和“民间”共产主义，如同谈论民间宗教那样。如果设想一下在奴隶当中所信仰和实践的基督教形式同奴隶主所信仰和传授的基督教形式分歧甚大，我们就不必惊讶佃农持有的对家长式统治的理解同地主对家长式统治的理解完全不同。[489]这些外在于农民阶级而形成的信仰体系的原则被改变，这些原则是多种多样的，但非常明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被接受它们的阶级根据自身的物质和象征利益重新解释了。当看到离经叛道的解释——意识形态异端——源自于从属阶级时（根据定义，这些从属阶级在官方的现实描述中最无关紧要），也就不足为奇了。[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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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可以将此逻辑推进一步并且像某些人一样提出主张：从属阶级的规范性合作并不是“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491]。阿伯克龙比及其合作者在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性批评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未能成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从属阶级之中。他们将这一失败解释为社会化机制（反抗强度的另一名称？）的弱点以及其他强制形式（包括导致我们早先称之为“常规性顺从”的压迫）的效力。从这一角度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可能主要在于确保统治阶级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从属阶级的顺从则基本上源于他们这样的认知：所有其他路线都是不切实际的、危险的或者两者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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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逻辑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那么它当然更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农民阶级。这是因为霸权的制度化基础——如学校、媒体——在晚期资本主义有更加深厚的根基，并且可能因此而更为有效[492]。相反，依据多数资料记载，早期工人阶级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只有在工作方面除外。正如恩格斯在其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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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讲话方式不同，拥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准则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因此他们是两个存在根本差异的族群，就像种族所造成的差别一样。[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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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则更加远离了象征性权力的制度圈子。他们居住在霸权机构驻扎的城市以外，主要依据口头传统行事，这使之与印刷传媒也相对疏离。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反抗模式的古老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同），作为拥有自身的影子制度（如非正式的宗教学校、仪式和节日）的阶级，农民阶级较少受到霸权行为的影响。贫穷农民的物质和象征利益很可能使其质疑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将对农民阶级的物质剥夺和小农低下的地位合理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他们会拒绝“象征性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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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的个案中，穷人可以洞悉官方现实这一事实显而易见，这有理由让人提出疑问：在其他类似的情境下它为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然而，如果人们只观察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遭遇（“部分的文本”）而完全忽视表层之下的含沙射影，忽视了对权力关系情景之外的问题的讨论，忽视了每天都在发生的匿名的、不声不响的常规性的实际反抗行动，那么这个问题就会随之被忽略掉[494]。因为，在几乎所有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支持官方现实正是为了维护大多数贫穷村民的直接利益。因此，如果仅仅采用部分的文本，则会造成神秘化的印象。但是，我们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没有意识到神秘化和印象管理既是无权者的一种姿态也是富有者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当葛兰西宣称从属阶级的激进主义更多地存在于其行动而非信仰时，我确信他是被误导了。事实几乎完全相反，行动领域——特别是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正是被统治阶级最受制约之地。而恰恰是在信仰和解释层面——在这个层面他们可以安全地冒险——从属阶级才最少受到束缚。塞达卡的富人往往坚持公开行动的一致性并且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不坚持私人的意识形态一致，他们也不需要那样做。[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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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顺化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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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加深奥且影响深远的有关神秘化和虚假意识的论点，该论点并不依赖于假定统治阶级具有将其自身的信仰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能力。如果霸权思想暗示的是上层秩序对下层秩序的强加，那么，考虑到情境的影响，这第二个立场就暗示着神秘化至少有几分是从属阶级自己选择的行为。简言之，我的论点是：一个社会统治的体系往往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它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按照这一逻辑，即使是那些因这一体系而处于劣势的人也会倾向于承认这一体系的自然性，进而也会倾向于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正当的或合理的。人们可以在理查德·霍格特有关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细致分析中发现对上述立场最有限的陈述——一个省略了最后一步并且谨慎地避免将自然等同于合理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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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感到无力应付他们所处情境中的主要问题时，当人们感到已经没有必要失望、绝望或怨恨时，当人们认为一切只是生活的现实时，他们就会采取在现实的阴影下得过且过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所处的情境，即一种对更大的环境没有持续感和紧迫感的生活。这种态度将情境中的主要因素归结为既有的和现实的自然法则领域，这一领域是维持生计的几乎无可替代的物质资料来源。就其最消极的层次来说，诸如此类的态度是一种宿命论或简单地承受，它们通常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它们极其缺少可以征用的选择。[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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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灵顿·摩尔更为一般地关注系统性从属的历史模式，他毫不迟疑地迈出了将必然性与正当性、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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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他们苦难的不可避免。对某些受害者来说，这样的苦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与合理的。人们显然倾向于将合理性赋予那些本来是或者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事物，无论它让人们感到多么痛苦。否则，这样的苦难将是无法忍受的。[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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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文和科洛沃德在他们关于美国穷人运动的研究中回应了摩尔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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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的命运何等艰难，人们通常会保持沉默，遵从其共同体日常生活的惯有模式，并且确信这些模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当的。[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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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看上去类似于不可避免的“顺化”——持续存在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压力”的具体化。[499]因而，布迪厄将此信仰表述为“不可思议的”，称社会“行动者”的倾向是“将不得不做的当成是主动做的”，也就是说，“拒绝那些无论如何不被接受的，喜欢那些不可避免的”[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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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随后我将再次谈论的极其稀少和特殊的情况外，我确信所有这些同神秘化有密切关联的论点都是误导性的或错误的——或两者兼具。首先，它们没有为从不可避免转为正当这一过程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其次，它们忽视了必然性概念本身可能而且实际上也被从属阶级的历史性实践加以否定的多种方式。下面我将依次讨论每一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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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虚假意识的特殊形式的论点，看似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有赖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从属阶级生存于其中的分层体系的更大范围必定是看似必然的因而也就是自然的。照此推论，19世纪印度的贱民、13世纪法国的农奴甚或是今日塞达卡的佃农，要严肃地思考提升自身的基础地位的可能性，都是不太可能的，更不用提生活在一个没有种姓制度、领主或地主的世界中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能够，他们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时间或思想来考虑这些看起来完全被排除在现实目标之外的可能性。如我所理解的那样，这种观点要求我们相信，从属阶级应该像农民看待天气那样来看待宏大的统治架构。如果为了讨论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类比。但是仅仅基于这一点，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天气就应该被认为是正当的或是合理的。因此，假定正当或合理概念同既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比如天气——完全不相干则看上去更为可信。我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依据把正当与不可避免性视为同一事物；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证明，我们只能将所有的不可避免都作为不过是必然的而已。事实上，天气的类比在另一层面上看颇具启发性。天气的不可避免性并未阻止任何一个传统的耕作者群体将天气这种自然力量拟人化，或者发展出仪式来影响其进程，或者，当他们的努力失败时则咒骂自己的命运不济。因此，在历史上，农民阶级非但没有将天气视为必然范畴，甚至认为天气应该服从于人类的操纵。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存在对自然规律的“神秘化”，那也是朝着将其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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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还将回到对必然性的批判上来，但首先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必然性与正当性如此经常地发生混淆。当然，表象几乎总是证实不可避免事物的正当性。即使从属阶级的成员已经意识到他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谋取生计的日常压力和公开挑战的风险通常都足以系统地使这类民族志记录偏离其原有方向——有关即使不是接受，也是不可避免的顺从的记录。然而，此处对看似不可避免的东西的顺从，仍然不等于赋予其合理性，尽管合理性可能恰好有效地帮助制造了日常生活中的顺从。当人们面对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境时，某种特定姿态的顺从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塞达卡的穷人谈到联合收割机并且说，“你抗议不抗议都没用，不会有什么结果”时，他们只是在表达一种有关他们正在体验的情境的现实的、务实的观点。他们曾试图阻止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但失败了。他们的确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赞同这一结果。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同大多数情况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并无区别。除了当一种政治开放或一个革命情境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或复兴了旧的渴望时，大多数情况下务实的顺从态度都会占上风。[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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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顺从可能出于不情愿的依从，也可能出于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然而，我们应该了解，即使看似最明显的忠实的顺从也不等同于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为了验证意识形态支持即霸权是否存在，我们需要提供独立的证据加以证明：从属阶级的价值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同统治精英的价值观是相符的。为了可靠，这样的证据必须出自于从属阶级成员最少受到权力关系制约的社会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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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即使在着眼于权力制约最小化前提下收集到的民族志记录，也可能被曲解为人们的表面顺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记录总是指向日常生活并且很少包含对看起来力所不及的选择的讨论。[503]例如，塞达卡的小土地所有者并不谈论土地改革。然而，当我和他们提及这个话题时，他们几乎一致地充满热情，如同人们期盼的那样，这通常表明10里郎稻田足以让富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话题，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从未被任何熟悉它的政党提出，也未被农业官员提出。相反，他们的注意力更为现实地集中在保持现有土地所有制下合理的租佃权的可能性上。[504]无论土地改革如何值得向往，在现有的环境下那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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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适当的角度来考察有关霸权的各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统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不是现实的，并且将某些目标和渴望归入决无可能、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的范围。由于这一统治体系意识到权力对于界定何为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关于这一霸权的有限建构肯定有许多内容可说。然而，如果我们采纳这个看上去更为合理的霸权概念，那么至少需要两个限定条件。首先，我们不再提及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只会谈到对既有情境中什么是可行的或多或少的理性理解。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是静态的观点，因为它从我们的分析中系统地排除了新环境下可能的领域如何扩展。[505]塞达卡的穷人目前并不把土地改革看成是现实的选择，这一点确定无疑。同样真实的是他们对当下不公平的看法、他们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怨恨以及他们不被关注的苦痛都强有力地表明，如果土地改革真的成为历史性的选择，他们很可能成为土地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今天看起来不过是无价值的思索，明天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现实的目标，并且我们应该根据农民阶级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秩序的全面评价来推测他们可能的反应，而不是从他们现在认为是可能的东西中推测他们的反应。[506]例如，人们不会想到可以从1788年法国农民的谈话当中发现他们将在1789年上演洗劫城堡的行动，人们同样不会想到俄国农民会在1916年讨论他们将在下一年实施夺取土地的行动。然而，人们多半会发现的是，农民对于贵族统治和土地权利的态度与他们随后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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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明，务实性的服从和来自阶级话语的不可信目标的相对缺乏可能模拟了霸权的效果，仍需考虑的一个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将必然性和霸权连接起来。这正是巴灵顿·摩尔在纳粹集中营的记录和较小范围内印度种姓制度记录的基础上所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存在这样一种情境，在此情境下压迫被如此总体性地和普遍地实行，以至于对无权者来说作出姿态通常是必要的——谄媚、恭顺等等——这表现出从属群体的全部现实和完整文本。“人们很难在尚未习得与角色相符的特征的情况下持续地戴一个面具或扮演一个角色”，他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提出了疑问：如果实际上人们必须时刻戴着面具那又会怎样。[507]他指出，当人们在必须的领域中耗尽所有的行动时，合理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就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了。此种极端情形，很可能如同摩尔所表明的那样，某些受害者确实认同了其压迫者并且复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价值观。[508]但是我的目的在于说明，恰恰是为实现该目标所要求的极端性使它成为证明这一统治的例外。像大多数极权制度一样，纳粹集中营系统地着手破坏独立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丝残余。受害者在被屠杀之前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和家庭，他们工作至精疲力竭，他们营养不良乃至饿死，他们遭受了系统的和反复无常的残酷虐待，与此同时，他们清醒时的每一刻都受到卫兵控制。纳粹分子不遗余力地破坏所有的非正式团结网络和使囚犯彻底地原子化。事实上自杀是留给囚犯的唯一自主的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性并没有生产出某种“对压迫者的认同”，而是仅有“一些集中营的居住者接受了其压迫者的道德权威”。[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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