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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必然性意义上的征服对于产生有政治影响的道德愤怒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将他们的境遇理解并界定为人类不公正的后果：一种他们不必、不能、也不应该承受的境遇。当然，仅凭这种理解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来临。但是如果没有某些相当可观的道德愤怒的洪流，这样的变迁也不可能发生。[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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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塞达卡所观察到的人格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里所经历的资本主义转变的自然结果。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绿色革命的更为抽象的概念的受害者和获益者来说，体验本身是以非常个人化的、具体的、局部的、间接的方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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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假定，塞达卡的贫穷农民转而强调导致其困境的更大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更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像马来西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支持者）那样，强调诸如财富积累、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是偏袒富有农场主利益的，以保证对城市工业区廉价工资产品的供给）等问题，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人们能否想象打着“结束农业资本主义”或“打倒金钱关系”旗号的乡村抗议运动呢？当然不行。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太过抽象和遥远了；它们根本抓不住地方经验的本质。如果它们实际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那么可以想象，当乡村的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意识到塑造他们未来的显然是不可抗力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相反，把不幸归结为由个人化的、邪恶的因素造成，是可识别的个人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没有做到行为适当的后果，也是一种不全面的看法，但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完全有可能是唯一的能够并且已经成为日常反抗基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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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塞达卡反抗的起点如同历史上所有从属阶级反抗的起点一样：接近土地，牢牢地植根于日常经历的朴素然而有意义的现实。其敌人不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力量，而是真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被视为应当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行动者，而非抽象概念的承载者。反抗者所护卫的价值观念不但近在咫尺而且熟悉常见。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习惯和规范，这些习惯和规范在过去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显然有望减少或挽回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反抗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其价值观念一样地温和。穷人为获得工作、土地和收入而奋斗；他们的目标并未指向诸如社会主义等大的历史的抽象概念，更不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了。除非爆发了可能激起更大梦想的罕见的危机，通常他们用于达到上述目标的典型手段既谨慎又现实。倘若可以逃跑到边境或城市，他们也会那样做。当直接对抗地主或国家看起来是徒劳之举时，他们就会避免这种对抗。包括我们考察过的象征的反抗和物质的反抗，我们可以在两种极端策略之间的广大区域中发现日常反抗的所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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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反抗在人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要取得革命性的结果，也从未那样做过。但是，它们可能有助于革命性结果的出现，并且偶尔也的确引发了革命性结果。此类情形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革命在农民或工人阶级看来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结果，而毋宁是达到他们温和目标的必要手段。即使当从属阶级打出了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口号，它们对于普通民众和激进知识分子的意义可能全然不同。奥威尔关于1930年代英格兰工人阶级的论述对于一般的下层阶级来说几乎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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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工人……在完全的逻辑一致的意义上，极少或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普通工人（你会在周六晚上任何一个酒吧里遇见的那种工人）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比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劳动时间以及没人对你指手划脚更有意义。对于那些更具革命性的绝食游行者和被雇主列入黑名单的人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一种对抗镇压力量的战斗口号，是一种对未来暴力的含糊的威慑……但我仍然必须接触那些矿工、钢铁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筑路工人或者任何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人。[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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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察当然只不过是智力的劳动分工，人们可以在任何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中预期这一分工，这些运动可以是工人或农民源于物质生活现实的斗争，也可以是其视野投向更遥远的地平线的知识分子运动。在此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其他分工一样，不仅是一种恭维赞美，其中还包含着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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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事实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想象出一个关于总体性社会组织的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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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阶级的见解（小资产阶级或农民）是暧昧不清或缺乏创意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基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还同封建社会的残余息息相关。因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推进或超越资本主义，而是扭转资本主义的行动方向或至少阻止其充分发展。他们的阶级利益集中于发展的征兆，而不是发展本身。[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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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本来可以加上这样一点：工人阶级本身，也许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处于同一条船上。如果摩尔、汤普森、奥威尔和卢森堡都是正确的，工人阶级也要应对发展的“征兆”，如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指望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会出于某种原因而不再坚持世俗的目标，那些目标将有利于达到尚可忍受的物质生活和起码的尊严。相反，真正重要的在于，准确地了解这些目标和它们或多或少带着对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期望的顽强追求——这是以象征的和行动的方式对所有建立于农民和工人之上的、声称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全部社会秩序进行批判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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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将正确地察觉到一种关于革命性变迁前景的悲观主义，这些观点将系统地和确实地关注农民或工人阶级所主张的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尊严，却是他们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小小的愉悦和些许仁慈往往会鼓励革命主体的奋斗，如果革命连给予人们这种微小的愉悦和仁慈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无论它取得了何种成就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种悲观主义，唉，我以为，与其说是对多数革命国家中工人和农民命运的偏见，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评价——当命运寄托于革命的许诺时就让人读出了悲哀。[561]如果在这样的国家创建之前就很少发生革命，那么，现在革命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更加有理由说，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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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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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村庄人口记录，196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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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塞达卡的人口在增长，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它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自然的增长速度。如果家庭形成速度与自然增长速度保持同步，那么到1979年，就应该有大概83户人家了，这一数字接近于实际增长率的两倍。这一发现并不新鲜也不足为奇。[562]因为人口一度从吉打州水稻平原地区流失了。[563]这一方面是因为全国和都市大范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引进了双耕，佃农和自耕农子女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他们的离去减缓了地方经济的衰退，但很难逆转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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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只是减小已有家庭规模的年轻人的离去外，14户在1967年还存在的家庭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6户家庭完全消亡[564]8户离开了村庄。其中有4户在别处购买了稻田，并在此过程中出租或出售了他们在原籍拥有的土地。4户中有3户在实勿朗霹雳（Seberang Perak）购进了土地，实勿朗霹雳地区是最后的“稻作区域”之一，在那里人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合适土地并清理干净以便用作耕种。这种形式的迁移需要资本；在塞达卡，有一户这样的家庭拥有10里郎土地，另一户拥有6里郎土地，还有一户租了至少15里郎土地，剩下一户只有2里郎土地的家庭，其生活仅能果腹。其余的4户人家有幸被接纳为政府种植园计划的移民。受高收入保证的吸引，他们离开了家乡，其中有3例是他们带领其一个或多个兄弟一并离开。同样的，这些人家在村里无论如何算不上穷户。其中1户拥有一家店铺和小磨坊，另外2户各拥有将近5里郎土地，剩下的那户虽然只有1里郎土地，但据村民说他家相当富有。事实上，在成功申请到移民计划的11个人当中约有2/3来自村里收入分配层级的上半部分。[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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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是，此类移民计划本是用于造福乡村的穷人的，然而，像很多的政府计划一样，其效果却适得其反。其原因显而易见。该计划的收入高到甚至足以打动最富有村民的儿子。申请至少需要两步，通常要特地去彭亨州，并且许多书面材料需要特别贿赂才能获得。这其中包含的成本相当大。然而，即使贫穷的申请者已经尽力，基于两个原因，他们成功的几率依然较小。[566]首先，他们很少有可能满足必需的教育水平，因为他们的父母可能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从小学退学了。其次，他们拥有政治关系的可能性更小，而这些关系往往决定着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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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和富人都离开了村庄，但他们离开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穷人倾向于单个离开——他们常常是在村里前景相当黯淡的家庭的儿子或者女儿，但女儿的情形非常少见。只有少数拥有初中文凭的人离开，他们去城里找工作，比如体力劳动、建筑工，如果是年轻女性就去做家政服务或工厂工作。而当富人离开时，经常是全家搬迁到他们购买的土地上或者移民计划指定的地点。换句话说，穷人离开是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富人则作为有产者离开，再差也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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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2年中，共有28户新家庭在塞达卡定居。有13户的情况反映了新家庭形成的自然过程：其中6户是村民的儿子婚后分家；7户是村民的女儿婚后其夫入赘并且建立了新家。另有10户迁入塞达卡村是由于公公或者岳父（这较为少见）在村里拥有土地（尽管他/她的父亲不住在塞达卡村），因而，这些夫妻就可以在塞达卡村租种那些土地了。所以说，在23个个案中，亲属关系和可资利用的土地（不管是租种的还是继承的）的结合为塞达卡新家庭的出现提供了解释。在此情境下，亲属关系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使用耕地的权力才具有决定性。马来社会并不存在决定新家庭应居于夫家附近还是妻家附近的不可违逆的规则。并且这23个案例几乎都是依据哪一边可以提供更多的稻田来做选择的，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在剩余的5户中，2户纯粹是薪资劳工，在村里只有一间房子，还有3户是特殊情况。[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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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人家的经济地位多多少少为我们回顾过去的10年提供了一个窗口。尽管几乎所有在塞达卡定居的人都是因为认为那样做在经济上有利才在塞达卡定居，但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位列村里最贫穷的那一半。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群体的平均耕种规模[568]。除了一些特例，他们现在从父母那里租种的土地面积很可能代表着他们将来最终继承的最大土地面积；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能继承的更少。[569]因此，这一群体中活跃的稻米种植者现有的农田规模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未来的农田规模。1979年，这一群体拥有的农田的平均规模是3.5里郎，几乎比村庄平均水平低1里郎。然而，假使我们在28户中除去现在耕种超过6里郎的5户享有特权的家庭，其余23户的平均农场规模是可怜的2.6里郎，远远低于生存所需的4里郎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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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3户家庭的境遇证明了村庄农业长期的人口难题。用更为人类学化的术语来表达，有论者将此问题称为“成家立业基金”问题，也就是“建立一个家庭的成本——这个家庭应该具有一定的谋生手段，使其能够过比得上上一代的生活”[570]。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这种路径首先意味着土地的使用权。考虑到稻作区域的逐渐消失以及高出生率，每一个新生代都发现自身已经被局限在一个基本固定的资源基础之上了。诚然，双耕和趋于上升的城市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喘息空间。然而，它们所提供的空间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现在超过半数的耕地人口早已缺乏足够的土地这一事实，以及薪资工作机会和可供出租的土地同时减少这些结构变迁的影响抵消了。村庄经济一完全没有给下代中的绝大多数提供生存的空间，这才是严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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