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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葛兰西等学者而言，激进变革的首要障碍存在于思想层面。葛兰西认为，由于“智识方面的从属性”[540]，工人阶级的思想大多是从统治群体那里获得的二手思想，因而无法超越一种关于他们自身处境的“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的概念。其结果形成的最多是某种集中于有限的具体利益的“工团意识”，而不是使激进变革成为可能的“革命意识”。当然，正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缺点定义了先进党派的智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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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背后有着诸多假设，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检验。首先，统治阶级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定义明确而且一致的共同意识形态。此处我不再详细考察这种说法，但有必要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能相当稀少——或许即使在那些思想形成体系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以什么作为标准来比较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否一致，这一点也不完全清楚。其次，一个更为明确的假设是，革命的行动只能从十分激进的意识中产生出来，这种意识不仅直接对抗统治意识形态，而且预期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即将出现。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行动者的意识来定义革命行动，这个假设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同义反复的。然而，如果我们不采用这一招数，一个并非革命性的意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统治阶级的迁就——即改良主义和/或“工团政治”，这样的假定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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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希望简要说明的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意识中存在的微小和有限的要求与达成这些要求所采取行动的种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可能有人会进一步和比较确定地认为，在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革命情境中，普通的行动者事实上是在为一些世俗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而战，这些目标原则上是与主流社会秩序相容的，但在实践中通常并非如此。换句话说，典型的革命性危机是由一些微不足道但却根本性的要求引发的，这些要求为许多人同时经历，并且由于它们受到阻断，因而只能经由革命行动才能达成。革命性危机的产生肯定有赖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我的直接关注之外，但是产生革命性危机不一定需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通人当中的革命野心。在此意义上，目标和手段并不相符。在一个层面上，这不过是常识；从属阶级的要求源自其日常经历及其所面对的物质生活。但这一平凡事物值得重申的唯一理由在于，许多理论讨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想象的意识形态要求强加于工人阶级意识。据我所知，那些要求从未被任何真正的工人阶级满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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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返回到两种革命性情境，并考察每种背景下的工人阶级意识问题。巴灵顿·摩尔对一战后德国鲁尔地区工人的分析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夜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分析已经为此打下了基础，他自己就曾参与被他称为“发生于现代工业国家的最接近于自发性的无产阶级革命”。[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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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国，摩尔在1912年前后对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行了开放式调查，他从这些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证据，这使得他能够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尽管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非常普遍，但工人的期待和渴望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的，而非公共性的或政治化的。这些最普通的愿望包括提高工资、食可果腹、适当的人道对待以及更高的要求——属于自己的房子和一些土地。这些都是工人阶级谨慎适当的期望，但在他们的行动层面却已经相当激进并且将更加激进。毕竟，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是少数，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熟知。即便是煤矿工人——他们在1914年之前就是工人阶级当中最富战斗性的部分——也“没有一丝一毫线索表明他们是革命情感的承载者”。[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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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证据一再表明，工人群众并不是革命性的。他们并不想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并用别的什么取而代之，尤其不想用那些由普通工人统治的社会取而代之。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愤怒，他们被逼入绝境并进行自卫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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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人们承认所有这些论点，从政治后果的立场来看它们并非真的至关重要。一般说来，革命性的目标都是由领导者强加给愤怒的群众的，这些群众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帮助摧毁旧有的社会秩序。我冒险地猜测，在任何成功了的伟大革命中，作为追随者的群众都不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要颠覆社会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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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愤怒的程度而言，人们很少因此而要求某些新生事物，人们只不过希望从旧有的制度中剔除那些令人厌恶和压制性的特性。[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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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德国近似革命的背后的问题称做“生计”问题，并认为那只是适当处理的小问题，那么，正如摩尔所说，就是忽视了它们的重要性。[544]它们不仅对于走投无路的工人阶级来说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而且还由于产生于人们所感受到的正当性的愤怒而得到强化。事实上，公正地说，对那些小目标的不懈追求，部分地是因为它们看起来仍处于现存秩序的规范框架之内。这一时期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并不比塞达卡穷人的权利要求更具雄心或走得更远。革命的情境存在于前一个案例，却并未存在于后一个案例，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许多其他因素；然而，这与有无革命的阶级意识本身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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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工人阶级要求的证据来自于位于欧洲的整个俄国的工厂委员会的自治要求。[545]它们再一次明确地反映出列宁所说的改良主义、工团意识。最普遍的要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其他的要求还包括废除计件工作制、最低额的加薪和解雇时支付解雇金。在工作场所，劳动者坚持主张管理人员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停止以从工资中扣除的方式随意罚款、提供饮食和卫生设施以及由工厂而非工人提供工具。他们最激进的要求显然是废除童工和停止性别歧视，但是，他们完全支持基于技术和经验的差别酬劳。这些要求本身很难说是那种预示着一场革命的要求。[546]正如摩尔所概括的：“这些要求的全部动力……在于改善工作条件，而不是改变它们……我们又一次看到，工人关于美好社会的理念……是缓和或消除了最不如人意的那些特征的现存秩序”[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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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一些实例——例如墨西哥革命期间莫雷洛斯地区农民的要求和法国革命期间的《抱怨备忘录》（cahiers de doleances）——以增加证据的分量。[548]我们之所以从工人阶级中援引证据，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此阶级而非其他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革命意识。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仅革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义要求与革命性行动之间是相当兼容的。一个革命的先锋党派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必要性并非来自意识形态教导和提升从属阶级意识水平的需要。[549]对于普通人来说，革命性冲突通常是在现存霸权的边界之内生成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它所采用的手段是非同寻常的。这一观察至少对农民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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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布斯鲍姆非常正确地观察到的，“实际上，革命可以由那些并不否认现存的权力结构、法律、国家甚或是地主的合法性的农民造成”[550]。作为一个例证，莫雷洛斯的农民阶级仅仅是要重新获得甘蔗种植园从他们那里夺走的公共土地，而不是要摧毁种植园制度，更不是要改变墨西哥政体。然而，他们对收回自己土地的顽强坚持却有助于带来这样两个更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微小的、未经协调的琐碎反抗行动聚集到一个点上，就可能达到危及国家结构的地步。同样，细微的、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目标聚集到一起也可能达到成就革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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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有可能断言，某种形式的外部领导——例如政党、知识分子——对于将大量的叛乱转变为夺取权力并改变整个国家的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不就这个特殊的问题加以阐述，我要说明的是：如果这一论点被接受，那么，究竟是从属阶级如果没有激进的知识分子就完全无能，还是激进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造反的群众便衰弱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理解的问题。然而，可以明确断言的是，作为通常理解的两个术语，“革命的意识”和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对于造成那些其领导者确信可以从中获益的革命性危机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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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打破了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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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目前来看，前工厂工人、工厂工人以及现代的革命性农民当中自发产生的观念主要是向后看的。他们力图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契约，因为那些契约经常是修补其特定职业中的特殊的和具体的不平的力量。[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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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可能讨论塞达卡正在被破坏的社会契约呢？倘若社会契约被理解为一套实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规范，倘若我们意识到不同阶级对这一契约的解释会有显著差异，倘若我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当这些契约被破坏时，穷人才创造出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契约版本，那么，我相信讨论就是可能的。对契约的违背几乎完全是经由大农场主而实现的，他们试图以此来增加回报，尽管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的机会是由国家建立的灌溉工程提供的。这些萌芽状态的资本家解雇佃农、增加地租、改变租佃契约和引进机器。正是他们逐渐取消了扎卡特、施舍、借贷以及盛宴等习俗。正是他们因此几乎取消了曾经对他们有利的稻谷收益的适度“公有化”。也正是他们日益垄断了国家补助和投入的供给以及村庄生活的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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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人因而发觉自身处于一种虽然有权但是反常的境地。先前使他们的财富、地位、领导权合理化的习俗已经被系统地瓦解，而这正是他们获得新财富的前提条件。他们的经济统治的实现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贫穷邻居的社会控制的丧失为代价的——他们打破了自身的霸权暗示着这些代价。与此相对照，穷人则发现他们的过去在意识形态上是大可利用的；它们对于维护先前农业秩序的规范和习俗来说都至关重要。在此情境中，区别两种传统是有益的：一种传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布迪厄将其称之为信念（doxa），并且由此人们并不把它视为一种传统而是看做就是如此；另一种传统，是为了服务于当下的利益而对过去进行的想象性重构。[552]穷人创造和保卫的正是后一种形式的传统。当然，它并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如果是凭空建构，它就很难具有任何意识形态价值——相反，它是对早先价值观和习俗的摹写，这种摹写是可辨识的但带有党派性，其目的在于使基本的阶级利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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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情境从根本上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那么，我认为，有关统治意识形态的论证将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建构。葛兰西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对任何从属阶级而言，其关键任务就是去创造一个最终能够改变社会的对立性霸权（counterhegemony）。[553]这种观点或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定价值，在那些社会中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就位。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正是资本主义历史性地改变了社会，并打破了现存的生产关系。即使随意地扫视一下历史记录也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打破先前的“社会契约”，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资本主义在早期帮助建立和维系了那些契约。因而，一种现存霸权的去神秘化至少经由两个同样重要的因素而实现，一是必不可少的对资本主义固有习俗的漠视，一是从属群体本身的“洞察能力”。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恰恰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来书写。圈地、农业机械的引进、工厂制度的发明、蒸气动力的使用、流水线的发展以及今日的计算机革命和机器人的发明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它们破坏了先前的有关工作、公平、安全、义务和权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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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资本主义的改造力量的这一背景——其激进地瓦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才能理解发生在塞达卡的冲突。雷蒙·威廉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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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它相继控制了一个又一个地区，它已经变得难以控制地骚动和不安，它只有立即离开某个地方才能使那个地方达到稳定，它留下了各种社会的和技术的碎片，破坏了人类的连惯性和安定，并且带着一贯追求新事业的傲慢自信继续前行。[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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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布莱希特宣称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时，他心里所思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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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从属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抗议行动的向后看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到完整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赋予了他们一个自卫的角色。如果他们为一个旧有的霸权辩护，那是因为原有的制度安排同当下的图景相比看起来要好一些，还因为它在早先的习俗中具有特定的合理性根基。保卫和经营业已被资本主义发展消解的社会契约，或许是农民和早期资本主义工人最持久不变的意识形态主题[555]——从英国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和掘地派到濒临灭绝的手艺人和纺织工，再到抵制使用脱粒机的“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叛乱。从以科贝特、佩因和卡莱尔等作为意识形态异端所代表的大众知识分子抨击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中[556]，同样可以发现保卫传统权力使其免受围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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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人们的抨击较少地直接指向资本主义本身，更多的是针对资本家的。对来之不易的先前制度安排的违背，在其受害者看来，是具体个人的无情的、故意的选择，而并非出自某种更大的制度逻辑的非人性化运作。正如埃利尔所描述的安达卢西亚劳工的案例那样，当仅仅涉及到经济理性时，受害者就会看到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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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失业现象，而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劳动者都把失业归因于土地所有者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观点确实有些实质性意涵。尽管如此，我们与其将失业看成是土地所有者一方的恶意，不如把它看成从企业个体的角度出发的经济理性的决定。[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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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层面看，将不幸的成因人格化完全不是一种误解。塞达卡或安达卢西亚的大农场主做出的决定——尽管可能受到经济逻辑的限制——显然也是有意识地个人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事物可能的其他方面，那些将这一问题人格化的人同样会意识到一个更大的事实：即使是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种社会创造，而不是一种实物。此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在狄更斯的小说还是塞达卡穷人的言说中，如果人们认为吝啬、贪婪以及冷酷无情显然是由人格化因素导致的，这将更容易引发愤怒和可能的行动；而如果人们将上述特性归结为非个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则引发愤怒和行动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人格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神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极具政治能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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