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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来西亚的土地面积单位是”relong”，这里音译为“里郎”。1里郎约等于0.71英亩。——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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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拉扎克说自己体弱多病，不能种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他确实没钱支付农机、化肥或种子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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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拉扎克和他妻子偶尔也用鱼线和鱼钩钓水田里的鱼。然而，由于双耕的引入和更多地使用杀虫剂，鱼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实际上可能会给那些继续食用这些鱼的穷人的健康带来严重的长期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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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种葬礼之后的祈祷称为Doa Talkin，祈祷者得到的礼物取决于死者的地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他们试图通过禁止前伊斯兰的宗教习俗来净化马来人的宗教习俗。在邻近的玻璃市州，Doa Talkin是被官方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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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里有人去世后，葬礼筵席通常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第十四天、第四十天和第一百天举行。它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通常是收割季后），有时也和感恩节的筵席一起举行。这类筵席很像印度尼西亚的Selametan，它显然是伊斯兰教早期的风俗，并且同伊斯兰教彻底地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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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需要说明的是我捐的这些钱主要是良心钱，因为我对玛兹娜的死感到愧疚，如果那天我在村里，我就可以开车送孩子去医院。另一个考虑在于，我觉得如果我公开地把这么一大笔钱捐出去，就会使其他捐得少的人感到难堪，因为对其他人来说，这笔捐款大得多，而且还会使拉扎克公开地向我欠下永久的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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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进一步讨论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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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由于联合收割机引起的工资下降的数字参见第三、四章。毕竟，拉扎克身体虚弱（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懒惰），当他打谷以获取计件工资时，速度只有他弟弟哈姆扎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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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拾稻穗对那些地少或无地（租种的或自己拥有的）的村民来说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他们会对第一次脱粒以后仍残留在稻秆上的稻穗进行再次脱粒。采用机器收割后，稻秆散落在田野各处，从前手工收割时常常堆放在打谷桶旁边的稻秆全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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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贫困线定义为“可以满足一个家庭衣食住行及家务管理等方面最低需要的收入”。引自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SelectedIssues in Rural Poverty, World Bank Report 2685-MA, vol.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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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有人会想，如果拉扎克不那么主动地讨要，他能获得多少施舍？我怀疑会更少，但实际究竟会怎样我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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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当朝圣者前往麦加时，通常会获得1/4加仑的稻米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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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对拉扎克行为的社会定义是重要的。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直到个人获得救助时，他在社会意义上才是贫穷的……这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确性：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并不是先有贫穷后有救助……而是获得救助的人才被称为穷人。”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SocialForms, ed.Donald N.Levine （Chicago
:Univ.of Chicago Press，1971），175.同样，在塞达卡，在别人认为一个人是在请求施舍之前，没有人是乞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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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艾尔温·戈夫曼注意到人在失去羞耻心时会产生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太少的感知力，太少的应变力，太少的自尊心和体谅，在这种条件下，人将失去感知自身及示意他人避免尴尬的能力……这种人将成为对社会的真正威胁；我们对他无能为力，他经常按自己的方式行事。”Ritual Interaction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Doubleday，19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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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拉扎克用来表述“低贱”、“粗俗”的词是lekeb，这和人们描述玛兹娜的棺木和拉扎克的行为时用的是同一个词。此处用来表述“诽谤”的词是mengu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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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无法确定拉扎克在此使用kita一词是仅指他本人还是希望将其他像他一样的穷人也包括进来。拉扎克的话中隐含着富人对穷人深深的羞辱，富人对他们不屑一顾，对他们的招呼置之不理，这是黑格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核心。正是像打招呼一样的平凡的行为澄清了这一点：个体的自尊依赖于他者的认可。即使是这种招呼，正如黑格尔所举的关于决斗的著名例子那样，也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例如，Hans Georg Gadamer, Hegel’s Diale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trans.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Yale Univ.Press，1972），ch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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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From Juan Martinez Alier, Labourers and Landowner in Southern Spain, St.Anthony’s College, Oxford, Publications, No.4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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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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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说到哈吉·阿尤布，经常最先提到的是他房子的状况。与哈吉·阿尤布相反的是，随着1971年双耕的首次引入，即使是最节俭的农民也将修理房屋或建设附属建筑作为第一笔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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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塞达卡，只有真正贫困的农民，才不舍得花一角钱到市场上去买一捆聂柏榈树叶来卷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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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守财奴是纯粹积累的象征，他会把获取金钱和财产本身当做最终目的，而不是将其视为获得愉悦的手段。在这方面，哈吉·阿尤布的三个老婆——比《古兰经》允许的最大数目少一个——也许仅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积累。关于这个主题，参见Simmel的文章”Miser and Spendthrift”，in Gerog Simmel，17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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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出于行文的方便，我们把”Broom”音译为“布鲁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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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如，可参见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elReport oftheAdvisor to the Kedah Government, December 11，1912，to November 30，1913，W.George Maxwell （Alor Setor
:Government Printer，1914） 23; AnnualReportoftheAdvisorto theKedahGovernment，1914，L.E .D.Wolferston （Alor Setor
:Government Printer，1915） ，14; and Government of Malaysia, Report of theRiceProduction Committee，1953 （Kuala Lumpur
:1954），vol.1，p.82。水稻生产委员会对该借贷体系进行了如下描述：“在种植季，如果某农民借了50马元，那么他就要承诺在收获时偿还1 kunca（160加仑）稻谷。这些数量的稻谷按照当时政府规定的最低保护价是102马元，而通常的市场价是140马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放高利贷者的所得与借贷者的贫困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东南亚乡村的高利率通常反映了货币的实际价值和借债者无力偿还的高风险。因此，这些利益协议对于小农来说可能是巨大的负担，但不意味着它对放贷者来说就是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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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古兰经》众多相关的章节中，有一节这样说道：“吃利息的人，会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像高利贷’。真主准许买卖，却禁止高利贷。奉到主的教训后，就遵守禁令的，既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那些再犯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Surah, II
:275，The Koran, trans.J.M.Rodwell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197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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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各处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做法，如菲律宾、越南和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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