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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然而，这些益处实际上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营养多元化渐渐消失。双耕推广之后，大大减少了两季之间种植各种蔬菜的机会。鸭、鹅和鸡这样的家禽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农闲季节可以放牧的草地大大减少了，而且农药的使用也威胁着水鸟。用稻米钓鱼曾经是穷人主要的生计来源，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农药污染了水源。对于那些还有能力从市场上购买蔬菜、鱼和肉的人来说，这些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穷人来说，这些影响却很大，他们吃的食物要么很单一，要么营养不足，甚至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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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Ajit Singh，“Laporan Kesihatan Kawasan Kedah-Perlis，1970—1977”（Alor Setor
:Jabatan Pengarah Perkhidmatan Perubatan dan Kesihatan, October 1978，mimeo）.这些数据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它只是考察了3个区，其中之一就是哥打士打（Kota Setar）区，这个区是整个地区中最主要的城镇区域。在哥打士打区，同营养有关的死亡率的下降远比古邦巴素（Kubang Pasu）和燕镇（塞达卡位于该区）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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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Economic Consultants Ltd.，Kedah-Perlis Development Study，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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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我们不能提供精确的数据，但是，正如我们将要提到的，从1966年到1976年间稻田所有权分配的数据意味着小块土地数目的激增。这是因为，土地继承方式使大块土地逐渐被细分成多个小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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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这部分和下一部分引用的数据大多来源于D.S.Gibbons, Lim Teck Ghee, G.B.Elliston and Shukur Kassim，“Land tenur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area
:Final Report”，Pt.2，Findings（Pulau Pinang
:Pusat Penyelidekan Dasar an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81）。这些数据也被后来的研究引用，如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这项研究以1975—1976年穆达地区所有农场的调查为基础，通过同先前在该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进行对比，考察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情况。我个人认为，这项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它没有提供1976年以后的信息，而且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土地所有权、农地面积和使用权等问题上。因此，就1976年以后的数据以及这项研究没有涉及的问题而言，我不得不依赖于综合性不强的其他研究。但这项研究报告的数据都经过仔细的整理、核实和解释，引得大家争相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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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45.这与表3.1中土地面积的数据略有区别，原因在于，原始数据是使用当地的土地测量单位计算的（1个里郎相当于0.71英亩）。因此，0.01—2.83英亩土地相当于0.01—3.9里郎土地；2.84—7.09英亩土地相当于4.0—9.9里郎土地；7.1英亩土地相当于10或10以上里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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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目前已有的研究缺少关于穆达地区整体状况的数据，但是我们这里提供的数据来自一项精密的抽样调查，因此，数据很可信。参见Masanabu Yamashita, Wong Hin Soon, and S.Jegatheesen，“MADA-TARC Cooperative Study, Pilot Project ACRBD 4，Muda Irrigation Scheme, Farm Management Studies”（May 1980，mimeo），5. 下文称为”MADA-TARC Farm Management Studie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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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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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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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167.该书也提供了1955年和1972—1973年的比较数据。土地使用模式的变化究竟给先前的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毫无疑问，部分农民变成了无地的劳动者；而另一些农民，尤其是年轻人，暂时或长久地到城市打工以维持生活；小部分农民或许已经变成了佃农，他们中的一些因为年老已经不能再干农活了，而另外的一些还能干些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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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参见Keith Griff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Agrarian Change
:An Essay on the Green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Press，1974），chap.3。这里有一个例外：尽管绿色革命偶尔导致了小自耕农的迅速减少，但这一阶层在穆达地区仍然存在。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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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在穆达地区，大多数的佃农与出租土地的地主有亲属关系，土地的租金也远低于市场价格。参见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所做的杰出的案例研究。Mohd.Shadli Abdullah，“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 to Land Tenure
:A Case Study of Kampung Gelung Ramba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 ）.也可以参见明实藤本对同一现象的精彩分析。Akimi Fujimoto，“Land Tenure, Ric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haring among Malay Peasants
:Study of Four Villages”（Ph.D.diss.，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1980）.同提高亲戚必须支付的租金相比，收回出租土地自己耕种要更容易一些，因为村民认为，同远房的亲戚相比，土地的主人及其子孙有权优先使用土地。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主不是简单地把土地租给那些无地的亲戚耕种，然后通过收取高额的租金来提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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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近期，巴纳德对亚罗士打地区附近的村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地主出租土地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地主出租的土地变少了。参见Rosemary Barnard，“Recent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a Kedah Rice-Growing Village”（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lloquium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gust 29—31，1979），30.穆达地区农业发展主管部门的阿费夫丁·哈吉·奥马尔也指出了佃农被快速取代的趋势，即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佃农大量减少。参见Afifuddin Haji Omar, in “The Pivotal Role of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ice Peasantry in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May 26—29，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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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关于1955—1976年间谷物地租和现金地租的数据，参见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66。一般的研究认为，谷物地租似乎就是缴纳一定数量的水稻作为地租。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谷物地租的真实含义是：预先确定要缴纳的水稻数量，具体的租金要根据当年水稻的市场价格来确定，通常佃农交纳的是现金。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谷物地租是上缴固定数量的水稻，而不是上缴当年收成的百分比，因为水稻产量要受当年实际收成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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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我只有塞达卡的统计数据，在那里，1/7的佃农因交不起租金而租不到土地。而如果整个穆达地区都是这样，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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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的作者研究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农忙季的长期租金已经高到122.74马元，而每季的现金地租是112.49马元。他们提供的一个解释是，“这种契约是那些对市场变化很敏感的地主和富裕的佃农（可能也包括那些更难得到土地的非马来人，他们渴望通过长期地租的方式得到土地使用的保障权）之间签订的高度商业化的业务”。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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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比如，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Mohd.Shadli Abdullah）研究发现，在哲伦·拉姆巴尔（Gelung Rambal）村，大约1/3以上的土地租赁合同都使用长期地租的形式。参见”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110。在黛安娜·王（Diana Wong）对该村作的后续研究中，作者指出：“在这个村子，更让人沮丧的是，长期租赁土地的方式仍在快速扩展。”参见”A Padi Village in North Malaya”（1980，mimeo），18。约·达内（Jon R.V.Daane）在他对农民组织的分析中也指出，“甚至一些比较穷的地主也更愿意采用这种长期租地的合约方式，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加土地租金收入，而且也可以回绝那些想便宜租地的亲属的要求”。参见Farm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s:A Study ofChanging Resource Use Patterns in the Muda Area, Preliminary Report No.2 （August 1978，mimeo）。阿费夫丁·哈吉·奥马尔也发出了警告，指出了辛迪加的趋势。他们有联合收割机，并且以较高的租金租用了大片土地。参见”Pivotal Role”，12。韦尔斯利省是吉打州南部水稻种植业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在那里，明实藤本（Fujimoto）也发现，在所有的土地出租合同中，24%的合约是长期租赁的方式，参见”Land Tenure”，80。唯一不同的研究是巴纳德（Rosemary Barnard）关于甘榜·亚森·让（Kampung Asam Riang）地区的再研究，在此，近十年来，长期租赁的方式似乎已经消失了，参见”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Kadah Village，1967—1968”(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 1978, mimeo),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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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拖拉机的应用推动了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在使用拖拉机之前，大农场主通常会雇用适量的当地农民用水牛来犁田和耙地。这略微具有再分配的性质。伴随着拖拉机的应用，这部分钱流向了外地商人和富有农场主的口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钱去购买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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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唉，这似乎并没有发生，以至于联合收割机1975年在该地出现后，没有人去搜集相应的口述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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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在穆达地区，雇工收入的90%以上都来源于插秧、收割、脱粒和田间运输等劳作。其中，收割和脱粒一般是由机器来完成的，占收入的55%。联合收割机的应用也大大减少了田间运输的机会，因为利用联合收割机可以直接把稻谷送到田埂或者路边。然而，这种损失基本上通过将水稻装入袋中而得以弥补。在1980年，穆达地区80%以上的水稻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假定这个数据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雇佣劳动收入的净损失是44%（55%中的80%）。1974年，当时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应用于农业，农民收入的数据表明，小农户（土地面积少于2.84英亩）的雇佣劳动收入约为350马元，如果损失了44%的收入，他们的实际收入将降到196马元。对一个佃农来说，他的收入损失了15%；对一个自耕农来说，他的损失约为11%，而对于那些无地或者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农民来说，损失更大一些。因为所有这些阶层的人数占到了穆达地区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以下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这种收入分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关于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对农民们收入影响的详细分析，参见”MADA-TARC Farm Management Studies，198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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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例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水稻的总收入实际上被夸大了20%左右，因为预先的研究和实际产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再有，稻米中因含水分较高而导致市场价格降低。对于大多数的农场主来说，所谓的“其他收入”几乎理所当然地也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农场主在农闲时间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平均数由此而变大。我们这里描述的境况也许要比实际情况乐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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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实际上，所有关于穆达地区的主要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非常一致。粮农组织与世行合作项目的报告《穆达研究》的作者就指出，“该地区收入分配本来就很不公平，然而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趋势正逐步恶化”，Muda Study，1
:2.也可以参见Afifuddin Haji Omar，“Peasan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the Muda Region”（Ph.D.diss.，Cornell University，1977），339—340; and Clive Bell，“Some Effects in the Barter Terms of Trade on a Small Regional Economy”（Washington, D.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orld Bank, July 1979，mime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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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关于这一时期生产和价格的相对影响，叶加西桑（Jegatheesan）做了细致而又精彩的分析，参见Jegatheesan, Green Revolution，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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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正如叶加西桑指出的那样，“这类估计（即水稻产量、农场规模、土地使用、生产成本和水稻价格的估计）在衡量实际的纯收入时要认真对待，但它足以证明，自1975年到现在，由于水稻产量没有大幅度提高、水稻价格相对稳定以及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穆达地区农民的平均收入（指纯收入）一直在下降。”参见Jegatheesan，“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laysia”（n.d.，circa 1979，mimeo），39。贝尔在相关的问题上指出，资本可能会伴随着生产利润而流出穆达地区，同时，据此，他也对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表现出了怀疑。“项目的效果完全是一次性的，这种结论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Bell et al.，Evaluation of Project, chap.9，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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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在1981年，我的研究结束之后，政府把水稻价格上调了大约1/3。这一举动本身应该能使平均收入水平恢复到1974年的水平或者更高一些。然而，收入分配不公更加严重。政府之所以支持提高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1980年1月在亚罗士打举行了要求提高水稻价格的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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