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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参见Keith Griff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Agrarian Change
:An Essay on the Green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Press，1974），chap.3。这里有一个例外：尽管绿色革命偶尔导致了小自耕农的迅速减少，但这一阶层在穆达地区仍然存在。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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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在穆达地区，大多数的佃农与出租土地的地主有亲属关系，土地的租金也远低于市场价格。参见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所做的杰出的案例研究。Mohd.Shadli Abdullah，“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 to Land Tenure
:A Case Study of Kampung Gelung Ramba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 ）.也可以参见明实藤本对同一现象的精彩分析。Akimi Fujimoto，“Land Tenure, Ric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haring among Malay Peasants
:Study of Four Villages”（Ph.D.diss.，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1980）.同提高亲戚必须支付的租金相比，收回出租土地自己耕种要更容易一些，因为村民认为，同远房的亲戚相比，土地的主人及其子孙有权优先使用土地。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主不是简单地把土地租给那些无地的亲戚耕种，然后通过收取高额的租金来提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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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近期，巴纳德对亚罗士打地区附近的村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地主出租土地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地主出租的土地变少了。参见Rosemary Barnard，“Recent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a Kedah Rice-Growing Village”（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lloquium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gust 29—31，1979），30.穆达地区农业发展主管部门的阿费夫丁·哈吉·奥马尔也指出了佃农被快速取代的趋势，即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佃农大量减少。参见Afifuddin Haji Omar, in “The Pivotal Role of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ice Peasantry in Malaysia”（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The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EAN Region,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May 26—29，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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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关于1955—1976年间谷物地租和现金地租的数据，参见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66。一般的研究认为，谷物地租似乎就是缴纳一定数量的水稻作为地租。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谷物地租的真实含义是：预先确定要缴纳的水稻数量，具体的租金要根据当年水稻的市场价格来确定，通常佃农交纳的是现金。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谷物地租是上缴固定数量的水稻，而不是上缴当年收成的百分比，因为水稻产量要受当年实际收成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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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我只有塞达卡的统计数据，在那里，1/7的佃农因交不起租金而租不到土地。而如果整个穆达地区都是这样，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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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USM-MADA Land Tenure Study的作者研究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农忙季的长期租金已经高到122.74马元，而每季的现金地租是112.49马元。他们提供的一个解释是，“这种契约是那些对市场变化很敏感的地主和富裕的佃农（可能也包括那些更难得到土地的非马来人，他们渴望通过长期地租的方式得到土地使用的保障权）之间签订的高度商业化的业务”。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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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比如，穆赫德·沙得利·阿布杜拉（Mohd.Shadli Abdullah）研究发现，在哲伦·拉姆巴尔（Gelung Rambal）村，大约1/3以上的土地租赁合同都使用长期地租的形式。参见”Relationship of the Kinship System”，110。在黛安娜·王（Diana Wong）对该村作的后续研究中，作者指出：“在这个村子，更让人沮丧的是，长期租赁土地的方式仍在快速扩展。”参见”A Padi Village in North Malaya”（1980，mimeo），18。约·达内（Jon R.V.Daane）在他对农民组织的分析中也指出，“甚至一些比较穷的地主也更愿意采用这种长期租地的合约方式，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加土地租金收入，而且也可以回绝那些想便宜租地的亲属的要求”。参见Farm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s:A Study ofChanging Resource Use Patterns in the Muda Area, Preliminary Report No.2 （August 1978，mimeo）。阿费夫丁·哈吉·奥马尔也发出了警告，指出了辛迪加的趋势。他们有联合收割机，并且以较高的租金租用了大片土地。参见”Pivotal Role”，12。韦尔斯利省是吉打州南部水稻种植业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在那里，明实藤本（Fujimoto）也发现，在所有的土地出租合同中，24%的合约是长期租赁的方式，参见”Land Tenure”，80。唯一不同的研究是巴纳德（Rosemary Barnard）关于甘榜·亚森·让（Kampung Asam Riang）地区的再研究，在此，近十年来，长期租赁的方式似乎已经消失了，参见”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Kadah Village，1967—1968”(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May 15—19, 1978, mimeo),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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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拖拉机的应用推动了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在使用拖拉机之前，大农场主通常会雇用适量的当地农民用水牛来犁田和耙地。这略微具有再分配的性质。伴随着拖拉机的应用，这部分钱流向了外地商人和富有农场主的口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钱去购买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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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唉，这似乎并没有发生，以至于联合收割机1975年在该地出现后，没有人去搜集相应的口述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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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在穆达地区，雇工收入的90%以上都来源于插秧、收割、脱粒和田间运输等劳作。其中，收割和脱粒一般是由机器来完成的，占收入的55%。联合收割机的应用也大大减少了田间运输的机会，因为利用联合收割机可以直接把稻谷送到田埂或者路边。然而，这种损失基本上通过将水稻装入袋中而得以弥补。在1980年，穆达地区80%以上的水稻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假定这个数据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雇佣劳动收入的净损失是44%（55%中的80%）。1974年，当时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应用于农业，农民收入的数据表明，小农户（土地面积少于2.84英亩）的雇佣劳动收入约为350马元，如果损失了44%的收入，他们的实际收入将降到196马元。对一个佃农来说，他的收入损失了15%；对一个自耕农来说，他的损失约为11%，而对于那些无地或者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农民来说，损失更大一些。因为所有这些阶层的人数占到了穆达地区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以下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这种收入分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关于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对农民们收入影响的详细分析，参见”MADA-TARC Farm Management Studies，198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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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例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水稻的总收入实际上被夸大了20%左右，因为预先的研究和实际产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再有，稻米中因含水分较高而导致市场价格降低。对于大多数的农场主来说，所谓的“其他收入”几乎理所当然地也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农场主在农闲时间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平均数由此而变大。我们这里描述的境况也许要比实际情况乐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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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实际上，所有关于穆达地区的主要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非常一致。粮农组织与世行合作项目的报告《穆达研究》的作者就指出，“该地区收入分配本来就很不公平，然而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趋势正逐步恶化”，Muda Study，1
:2.也可以参见Afifuddin Haji Omar，“Peasan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the Muda Region”（Ph.D.diss.，Cornell University，1977），339—340; and Clive Bell，“Some Effects in the Barter Terms of Trade on a Small Regional Economy”（Washington, D.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orld Bank, July 1979，mime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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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关于这一时期生产和价格的相对影响，叶加西桑（Jegatheesan）做了细致而又精彩的分析，参见Jegatheesan, Green Revolution，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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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正如叶加西桑指出的那样，“这类估计（即水稻产量、农场规模、土地使用、生产成本和水稻价格的估计）在衡量实际的纯收入时要认真对待，但它足以证明，自1975年到现在，由于水稻产量没有大幅度提高、水稻价格相对稳定以及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穆达地区农民的平均收入（指纯收入）一直在下降。”参见Jegatheesan，“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Muda Irrigation Scheme, Malaysia”（n.d.，circa 1979，mimeo），39。贝尔在相关的问题上指出，资本可能会伴随着生产利润而流出穆达地区，同时，据此，他也对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表现出了怀疑。“项目的效果完全是一次性的，这种结论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Bell et al.，Evaluation of Project, chap.9，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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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在1981年，我的研究结束之后，政府把水稻价格上调了大约1/3。这一举动本身应该能使平均收入水平恢复到1974年的水平或者更高一些。然而，收入分配不公更加严重。政府之所以支持提高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1980年1月在亚罗士打举行了要求提高水稻价格的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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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Griffin, PoliticalEconomy，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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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关于如何划定贫困线的问题尚有很大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农村地区的贫困线要划低一些，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要低一些。在此，我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价，但是，我相信，政府把贫困线定得相对较高显然有强烈的政治考虑，这种做法是为了吸引马来人的选票。我们姑且不论什么样的贫困线才是合理的，但应该补充的是，考虑到官方的贫困线，即使我们估计大约3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那么，它还是相当的保守的。这是近期一项关于穆达地区贫困人口最全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研究者对1972—1973年曾经访问过的农户在10年以后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穆达地区，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仍处于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而且双耕带来的工作机会大都“流向”了富裕的农户，而不是那些最需要工作的人。参见苏库尔·卡西姆（Sukur Kasim）所作的杰出的前期研究报告。“Evolution of Sources of Incom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 （1972/73—1981/82）”（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Off-Farm 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sia, Chengmai, Thailand, August 1983，m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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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这个数据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它仅仅是在非农的雇佣工人数目之中加上了小农户的数目。当然，一小部分小农户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上。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相当多耕种3英亩土地以上的佃农和自耕农的平均收入也低于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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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正如诺尔曼·阿霍夫（Norman Uphoff）和弥尔顿·艾斯曼（Milton Esman）指出的那样，“如果这类组织变成了制度化的组织，那么，它们将成为大、中农场主维护权益的工具，而小农场主却不得不依赖传统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他们被迫完全依赖他们拥有的微薄的资源维持生活”。参见LocalOrganizationforRuralDevelopment
:Analysis ofAsianExperience（Ithaca
:Rur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Cornell University，19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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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最初，会员身份和每年缴纳的会费（3马元）都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新会员需要购买同永久会员拥有的价值相当的股份。目前，会员缴纳的会费不少于30马元，而且通常会高达100马元。对于那些生产贷款少于100马元的小农场主来说，这种规定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的加入。即使他们加入了组织，每年至少要从他们的贷款中强制扣掉15马元的股份购买费，以至于加入农会的吸引力比不上传统的从店主处获取贷款的吸引力。这方面的资料源于USM-MADALand Tenure Study，68，以及Zakaria Ismail，“Institutional Short-term Production Credit Programme in Muda Scheme，”MADA Monograph No.38（Alor Setar
:MADA, n.d.，probably 19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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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何乃今（Ho Nai Kin）的研究已经表明，到1977年，逾期债款在快速增长。“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Padi Production Credit in MADA’s Farmers’ Association，”MADA Monograph No，35 （Altor Setar
:MADA ，1978），app.2.另有证据表明，逾期还款的通常是大农场主，而非小农场主，参见Mohd.Noh Samik，“Delinquent Loanees”（Altor Setar
:MADA, Bahagian Pertanian,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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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政策及其对收入分配、权力和发展的影响的出色分析，参见Robert H.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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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Griffin, Political Economy，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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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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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982年采集的样本数据显示，双耕以前在穆达地区就相对较穷的燕镇行政区，同其他行政区相比，在过去的十年中受益较少。1982年，燕镇贫困家庭的比例是最高的，燕镇75%以上家庭的收入都在官方的贫困线之下。而其他四个被研究地区中只有一个在减少贫困率方面的进展不理想。到目前为止，尽管燕镇行政区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有可能增加了一些，但是，多数家庭仍然认为他们经济上很困难。燕镇严重依赖单一作物（水稻）种植的情形使得这一地区人地比率相当高，也使得这一地区在城市就业中相当不积极。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地区相对不发达的局面。有关细节参见Sukur Kasim“, Evolution of Sources of Income in 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1972/73—1981/82）”（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Off-farm Equi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sia, Chengmai, Thailand, August 1983, mimeo.）。从这个方面来讲，燕镇和塞达卡可能比穆达灌溉工程中其他更具代表性的地区要贫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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