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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其中一个例外是玛·布扬，他的特殊情况已经在前注中作了介绍；而另一个人是勒拜·侯赛因，他是村长哈吉·加法尔的大舅子，而他的儿子则是巫统地方支部的出纳。这两个例外的收入在村中基本上还是属于中等水平（分别排在第34和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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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从1979—1980年的主种植季开始，所有的农民都可以获得免费的化肥，这取消了会员享受的优惠；同时，这也使得向“穆达农业发展局”偿还贷款更加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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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要了解在非洲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参见Robert H.Bates, Markets and State in TropicalAfrica（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1），cha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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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侵蚀农会的会员基础，从而进一步削弱农会那早已空洞的声明：在穆达地区代表所有农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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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在最穷的20户人家中，8户巫统的成员平均获得了2次工作机会；而另外12户伊斯兰教党的成员平均得到了0.9次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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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参见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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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这10户是华喜德（#2）、曼苏尔（#9）、玛·萨里夫（#12）、萨马德（#17）、托·扎伊纳（#21）、阿里芬（#27）、哈伦·丁（#31）、勒拜·侯赛因（#35）、阿里·阿布杜尔·拉赫曼（#36）和托·奥马尔（#37）。其余6户之中的2户——拉扎克（#1）和巴克利（#7）——是最近才从伊斯兰教党转到巫统的。这2户毫不隐讳，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获得学校贷款、短期的公共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作等等方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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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用”kami”而非”kita”来表示主格宾格所有格的“我们”，使得这句话在马来语中达到了一语双关的功效。用”kami”表示说话者在强调谈话的对方不包括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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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当伊斯兰教党在某一段时间加入统治联盟的时候，伊斯兰教党的地方成员就会普遍感觉幻想破灭。虽然伊斯兰教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背叛，但它的成员还是痛苦地评论道：“拿督·阿斯里（伊斯兰教党的领导）正在拿（从字面上说是‘吃’）政府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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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Clive S.Kessler, 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
:Kelantan 1838—1969 （Ithaca
:Cornell Univ.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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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凯斯勒在吉兰丹州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许多结论也适用于吉打地区。就像他所指出的（同上，第125页），很多伊斯兰教党的领导人都来自各种级别的神学教师、宗教领袖、传统的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公务员以及拿执照的商人的威胁，觉得这些人似乎要取代他们。于是，一些被替代了的精英加入了伊斯兰教党的领导队伍。另外，就像凯斯勒提到的，伊斯兰教党也代表了“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各个激进的伊斯兰派别的复兴与结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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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这个平均数是被过分夸大了的，因为哈吉·沙利姆的儿子也是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哈吉·沙利姆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经营者，他占有45里郎的土地，而且严格来说居住在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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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巫统现任主席沙姆苏尔是政府开办的磨坊的雇员。会计塔哈曾经在地区政府办公室做过兼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阿布·哈桑曾经是农会的卡车司机。尤努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个执照，在市场上经营一个摊位。其他的5个人，包括副主席，都从农会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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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塞达卡在这方面可能比较特殊。一项对穆达地区大地主的调查发现，他们相对平均地分属马来西亚的两个政党——巫统和伊斯兰教党。参见以下精彩的研究，Mansor Haji Othman，“Hak Millik Tanah Padi dan Politik d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chap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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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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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该小标题的原文是”CLASS-IFYING”。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他将英文词”classifying”进行了变形。首先我们来看”classifying”的意思。“Classifying”是”classify”（意为“分类”）的进行时态。一方面，作者用这个词表明在塞达卡，绿色革命的历史不是一个，而是不同的、是分类的。明确地说，按照本章标题的说法，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作者用进行时态来表明对过去的不同表述和看法又参与——或者说正在——建构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分类。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作者的文字游戏。作者有意将”classifying”拆为”class-ifying”是为了突出这种分类中的”class”阶级意涵，也就是说胜利者和失败者对历史的不同说法和看法是与阶级有关的。总的说来，作者在这里用”class-ifying”是表明在塞达卡不同阶级对共同的过去是有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解释的，同时，这种不同的历史又建构出了不同的阶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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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当有人做出这种声明时，健康的怀疑主义显然是应该提倡的。当假定一体的主题（unifying theme）脱离了其历史根源并在某种文化的上空盘旋时，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情况尤其如此。这种“唯心主义”的烙印使得作为行动者的人仅仅成为观念的媒介或爪牙，尽管这些观念是人类的创造物。只有当这些观念跟促成其出现和发挥影响以及预示着其削弱或消失的那些历史条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时，这些观念才值得仔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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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hap.1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 New York
:Basic，1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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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从1940年到1950年的这十年对这里的提法似乎构成了挑战。在此期间，日本人的入侵导致了政权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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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然而，事实上，实际资料是不成比例地来自穷人阶层里的较穷者和富人阶层中的较富者。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阶级图谱中对立两端的阶级利益不那么模糊，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倾听那些最穷者和最富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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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比如，从收入分配来说，哈米德（#38）属于中间层，但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富裕的，因为他拥有10里郎的土地和一台拖拉机；村里人说，是因为赌博，哈米德才被迫把地租出去，他只是暂时显得比较潦倒。法齐勒（#42）和阿布杜尔·拉赫曼（#41）情况比较相似，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但是，法齐勒最近买进了一些稻田，为了支付这笔花费，法齐勒被迫租出了他的一些土地，而阿布杜尔·拉赫曼则是因为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法齐勒和阿布杜尔·拉赫曼都被认为是富裕的人。另一个异常的例子是托·穆罕默德（#56），他过去相当穷，现在他成了鳏夫，家中只有一个独身的女儿。托·穆罕默德家的人均收入相当高，但是，从他的一生来看，村民们认为他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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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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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该小标题的原文是”SHIPS PASSING—AND SIGNALING—IN THE NIGHT”，其意为“夜晚航行并发送信号的几只船”，这里译为“夜行船”。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这一节讨论的是对当时塞达卡村庄生活的两种不同说法。当时塞达卡的村庄生活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就像无法看清的黑夜，而对于村庄生活的不同的说法就像黑暗中的船只。就像在黑暗中穿行并发出信号的船只一样，这些说法是当时村庄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提供了一些“信号”用以解读村庄生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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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马来地区的绰号通常是由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构成，所以，Osman被叫成了”man”；Zakariah被叫成了”Ya”；而Ahmad变成了”Mat”。添加在这些绰号之后的词往往反映了这个人或者其父亲、其祖父的个人性格。所以，玛·丁（Mat Din）在背后被人称为“甲虫玛”（Mat Kabur）。Kabur是一种椰树叶子上的甲虫，而玛·丁长得与这种甲虫相似。玛·萨里夫被称为”Mat Rabit”，rabit的意思是“破的”，这是对他的兔唇的速写。雅米勒（Jamil）被称为“中间的雅米勒·帕克”（Jamil Pak Ngah），“中间的帕克”（Pak Ngah）是沿袭自他的父亲帕克（Pak），雅米勒的父亲帕克是家里排在中间的儿子，被称为Ngah，这是Tengah的缩写，是“中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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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村民们确实可以根据一个人充足的收成推测这个人是富有的，但是，他们通常很难了解到这个人需要偿还的债务。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现金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村庄的一个变化：隐藏财富更加容易了。此外，在乡村中，了解一个家庭是多么富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消遣；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构成了邻居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左拉写道，“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评估每一寸土地，因为他们知道洛格尼斯（Rognes）村每一个人的的财产，甚至具体到他们亚麻床单的价值”。左拉写下这句话时，似乎是在描述所有的农村。The Earth, trans.Douglas Parmee （Harmondsworth
:Penguin，1980），194.在过去，一个种田人家的经济状况可以从他们谷仓里储藏的稻谷的数量推算出来。如马来谚语所言：“如果谷仓是空的，那么，胃就会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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