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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手工脱粒的节奏通常需要两个男人一起在一个脱粒桶工作；一个人取来一捆稻谷，而另一个人则要用连枷把稻粒打到木桶里。只要我发现脱粒者的数量是奇数，一旦受到邀请，我就会加入那个“剩下的人”（odd man out）。尽管我打谷时比大多数人都要慢很多，但按照记件工资的方式（每麻袋2马元），我的合作者收到的是我们一起脱粒的全部报酬，我的合作者因此得了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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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我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小型“演说”来说是个刺激，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会对我说这种话，但他们不会直接对帕克·亚赫说类似的话。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话是编造的。这种话是为了积极说服外来者，并让外来者相信，谁可能是有权力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必须求助于嵌入村庄生活的价值和标准，还要使某个相当无知的人更清楚，一个手势和一个常用语在他们之间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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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这一过程，地方上称之为”ambil kuasa”（获得法律凭证），其费用包括50马元的固定收费加上按照土地市值估价的1%收取的穆斯林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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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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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本节的小标题是”TWO SUBJECTIVE CLASS HISTORI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字面含义是“两个主观的关于绿色革命的阶级历史”。在这里，作者试图从阶级的角度简要考察塞达卡绿色革命的经过，试图探询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如何体验和解释生产关系的每一个主要变化。作者认为在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那里，绿色革命的历史是不同的，所以这里有“两个关于绿色革命的历史”。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穷人和富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沿着阶级界线划分，所以这里的历史是“阶级历史”。另外，作者也力图表明这里的历史并不是关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而是对“事实”的表述。相对于“客观事实”，这些表述是主观的，所以作者说这是“主观的历史”。这里简要地译为“绿色革命的阶级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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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莫雷洛斯（Morelos）是墨西哥的一个州。20世纪初，莫雷洛斯州的阶级对立尖锐，是墨西哥当时农业不安状态最严重的州。1910年，墨西哥著名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发动莫雷洛斯州的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由此揭开了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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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耕与双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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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他们最经常提到的宴席是kenduri berendul，字面意思是“摇篮宴”（cradle feast），这种宴席是为了庆祝新生婴儿，包括仪式性的剪发以及为女孩举办的割礼（circumcision）。我在当地逗留期间，这种仪式只举行过两次。他们提到的游戏包括抽陀螺比赛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自卫表演，这两个游戏今天都已经很少看到了。来自《古兰经》的伊斯兰吟诵包括berdikir 和berzanji，这些表演今天偶尔会出现在村里的宴会上，但表演者通常是一些收费的团体。所有这些活动都被描述为“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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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当然，这对于塞达卡纯粹的雇工尤其如此。但这同样适用于数量更为巨大的处于村庄生活边缘的小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传统上这些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田间打短工的工作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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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活租到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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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收益分成租佃，这很早就从“谷物地租”的通常意义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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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马来语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这些人都在耍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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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华喜德就是一个例子：他租种了6里郎土地，正常情况下，尽管他还有一个大家庭，他的收入在村里应该算中等水平。然而，在过去两个种植季，他的收成非常糟糕，每里郎稻田的产量只有9麻袋或者10麻袋，但是，高额的租金是固定的。结果，他的收益微乎其微，他正在公开地讨论是否放弃他租种的三块土地中的两块，然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到槟城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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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许多土地租佃都是如此，即便地主和佃户是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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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按照村里的说法，阿明是富人，但是他租种了7.5里郎的土地，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佃户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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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船只再次在夜晚行驶，这两种说法之间距离大多与阶级相关。如同往常一样，这里再次经历了历史的重构。即使在现金地租制度下，的确也有些地主在歉收后不允许减少地租。卡里姆记得有个地主在一次歉收之后一点租也不肯减。那个地主发现当年的地租少了一点点以后，他跑来找卡里姆要求补齐。那个地主说地租的多少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问题在于，对于佃户而言，一旦他们面对“预付现金地租”，那么旧有的制度就会呈现出乐观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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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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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还必须加上少许（5个）小农场主，他们使用机器是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有时间到别处工作，并且/或者由于他们家庭的劳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家庭劳力来亲自收割庄稼或者跟其他家庭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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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在此，阿布·哈桑用petani称呼农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他接受的学校教育。这个术语通常出现在官方的讲话和报纸上，而村民很少使用它，他们愿意称自己是“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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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如果土地比较潮湿，麻袋就需要由水牛拉着木撬运出去。否则，就要由人力背到一个狭窄的小路上，再由自行车运到大路上，然后由摩托车或卡车运走。如果每麻袋支付1.50马元，那么每里郎平均产量（24麻袋）的总耗费就将大致占生产成本的15%，而且，对需要缴纳租金的佃户而言，这种耗费要占他们纯收益的12%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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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因此，同只需进行一次交易的机器收割相比，人工收割往往被大种植者描述为“麻烦的”、“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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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Clive Bell, Peter Hazell, and Roger Slade, The Evaluation ofProject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the Muda Irrigation Proj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 forthcoming），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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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一些农场主完全有可能偶尔因收割灌溉季庄稼时的延误而遭受损失。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农业生产的权威认为1972年至1977年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说法看起来确实有道理，现在来自泰国的移民急剧缩减，不使用联合收割机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作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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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这里理应加上一句，哈吉·沙利姆有特别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在1979年的主要种植季，他去穆达地区规划管理处（Muda Scheme）的中心办公室请求准许输入泰国插秧工。哈吉·沙利姆声称他无法在当地找到人来插秧。那次来了超过一打的泰国插秧工，哈吉·沙利姆因此受到村里穷人的严厉指责。村里的穷人认为，哈吉·沙利姆不过是想找到比他在附近能找到的雇工更便宜的劳动力，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地在相同时间种完，这样他就能够在日后一起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收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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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播种工作的社会建构大体上遵循了关于联合收割机话语的阶级模式。跟手工插秧的土地相比，用机器播种的土地的产量是高还是低，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讨论和争议的主题。大种植者支持机器播种，而绝大多数农业雇工和小农场主则往往反对机器播种。对于村里的许多穷人来说，这是影响其生存的致命一击；正如罗吉娅所说，“如果用机器撒种，那会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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