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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比如,从收入分配来说,哈米德(#38)属于中间层,但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富裕的,因为他拥有10里郎的土地和一台拖拉机;村里人说,是因为赌博,哈米德才被迫把地租出去,他只是暂时显得比较潦倒。法齐勒(#42)和阿布杜尔·拉赫曼(#41)情况比较相似,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但是,法齐勒最近买进了一些稻田,为了支付这笔花费,法齐勒被迫租出了他的一些土地,而阿布杜尔·拉赫曼则是因为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法齐勒和阿布杜尔·拉赫曼都被认为是富裕的人。另一个异常的例子是托·穆罕默德(#56),他过去相当穷,现在他成了鳏夫,家中只有一个独身的女儿。托·穆罕默德家的人均收入相当高,但是,从他的一生来看,村民们认为他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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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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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该小标题的原文是”SHIPS PASSING—AND SIGNALING—IN THE NIGHT”,其意为“夜晚航行并发送信号的几只船”,这里译为“夜行船”。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这一节讨论的是对当时塞达卡村庄生活的两种不同说法。当时塞达卡的村庄生活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就像无法看清的黑夜,而对于村庄生活的不同的说法就像黑暗中的船只。就像在黑暗中穿行并发出信号的船只一样,这些说法是当时村庄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提供了一些“信号”用以解读村庄生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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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马来地区的绰号通常是由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构成,所以,Osman被叫成了”man”;Zakariah被叫成了”Ya”;而Ahmad变成了”Mat”。添加在这些绰号之后的词往往反映了这个人或者其父亲、其祖父的个人性格。所以,玛·丁(Mat Din)在背后被人称为“甲虫玛”(Mat Kabur)。Kabur是一种椰树叶子上的甲虫,而玛·丁长得与这种甲虫相似。玛·萨里夫被称为”Mat Rabit”,rabit的意思是“破的”,这是对他的兔唇的速写。雅米勒(Jamil)被称为“中间的雅米勒·帕克”(Jamil Pak Ngah),“中间的帕克”(Pak Ngah)是沿袭自他的父亲帕克(Pak),雅米勒的父亲帕克是家里排在中间的儿子,被称为Ngah,这是Tengah的缩写,是“中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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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村民们确实可以根据一个人充足的收成推测这个人是富有的,但是,他们通常很难了解到这个人需要偿还的债务。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现金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村庄的一个变化:隐藏财富更加容易了。此外,在乡村中,了解一个家庭是多么富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消遣;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构成了邻居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左拉写道,“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评估每一寸土地,因为他们知道洛格尼斯(Rognes)村每一个人的的财产,甚至具体到他们亚麻床单的价值”。左拉写下这句话时,似乎是在描述所有的农村。The Earth, trans.Douglas Parmee (Harmondsworth
:Penguin,1980),194.在过去,一个种田人家的经济状况可以从他们谷仓里储藏的稻谷的数量推算出来。如马来谚语所言:“如果谷仓是空的,那么,胃就会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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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手工脱粒的节奏通常需要两个男人一起在一个脱粒桶工作;一个人取来一捆稻谷,而另一个人则要用连枷把稻粒打到木桶里。只要我发现脱粒者的数量是奇数,一旦受到邀请,我就会加入那个“剩下的人”(odd man out)。尽管我打谷时比大多数人都要慢很多,但按照记件工资的方式(每麻袋2马元),我的合作者收到的是我们一起脱粒的全部报酬,我的合作者因此得了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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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我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小型“演说”来说是个刺激,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会对我说这种话,但他们不会直接对帕克·亚赫说类似的话。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话是编造的。这种话是为了积极说服外来者,并让外来者相信,谁可能是有权力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必须求助于嵌入村庄生活的价值和标准,还要使某个相当无知的人更清楚,一个手势和一个常用语在他们之间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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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这一过程,地方上称之为”ambil kuasa”(获得法律凭证),其费用包括50马元的固定收费加上按照土地市值估价的1%收取的穆斯林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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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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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本节的小标题是”TWO SUBJECTIVE CLASS HISTORI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字面含义是“两个主观的关于绿色革命的阶级历史”。在这里,作者试图从阶级的角度简要考察塞达卡绿色革命的经过,试图探询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如何体验和解释生产关系的每一个主要变化。作者认为在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那里,绿色革命的历史是不同的,所以这里有“两个关于绿色革命的历史”。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穷人和富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沿着阶级界线划分,所以这里的历史是“阶级历史”。另外,作者也力图表明这里的历史并不是关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而是对“事实”的表述。相对于“客观事实”,这些表述是主观的,所以作者说这是“主观的历史”。这里简要地译为“绿色革命的阶级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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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莫雷洛斯(Morelos)是墨西哥的一个州。20世纪初,莫雷洛斯州的阶级对立尖锐,是墨西哥当时农业不安状态最严重的州。1910年,墨西哥著名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发动莫雷洛斯州的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由此揭开了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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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耕与双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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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他们最经常提到的宴席是kenduri berendul,字面意思是“摇篮宴”(cradle feast),这种宴席是为了庆祝新生婴儿,包括仪式性的剪发以及为女孩举办的割礼(circumcision)。我在当地逗留期间,这种仪式只举行过两次。他们提到的游戏包括抽陀螺比赛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自卫表演,这两个游戏今天都已经很少看到了。来自《古兰经》的伊斯兰吟诵包括berdikir 和berzanji,这些表演今天偶尔会出现在村里的宴会上,但表演者通常是一些收费的团体。所有这些活动都被描述为“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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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当然,这对于塞达卡纯粹的雇工尤其如此。但这同样适用于数量更为巨大的处于村庄生活边缘的小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传统上这些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田间打短工的工作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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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活租到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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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收益分成租佃,这很早就从“谷物地租”的通常意义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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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马来语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这些人都在耍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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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华喜德就是一个例子:他租种了6里郎土地,正常情况下,尽管他还有一个大家庭,他的收入在村里应该算中等水平。然而,在过去两个种植季,他的收成非常糟糕,每里郎稻田的产量只有9麻袋或者10麻袋,但是,高额的租金是固定的。结果,他的收益微乎其微,他正在公开地讨论是否放弃他租种的三块土地中的两块,然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到槟城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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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许多土地租佃都是如此,即便地主和佃户是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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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按照村里的说法,阿明是富人,但是他租种了7.5里郎的土地,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佃户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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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船只再次在夜晚行驶,这两种说法之间距离大多与阶级相关。如同往常一样,这里再次经历了历史的重构。即使在现金地租制度下,的确也有些地主在歉收后不允许减少地租。卡里姆记得有个地主在一次歉收之后一点租也不肯减。那个地主发现当年的地租少了一点点以后,他跑来找卡里姆要求补齐。那个地主说地租的多少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问题在于,对于佃户而言,一旦他们面对“预付现金地租”,那么旧有的制度就会呈现出乐观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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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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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还必须加上少许(5个)小农场主,他们使用机器是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有时间到别处工作,并且/或者由于他们家庭的劳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家庭劳力来亲自收割庄稼或者跟其他家庭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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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在此,阿布·哈桑用petani称呼农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他接受的学校教育。这个术语通常出现在官方的讲话和报纸上,而村民很少使用它,他们愿意称自己是“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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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如果土地比较潮湿,麻袋就需要由水牛拉着木撬运出去。否则,就要由人力背到一个狭窄的小路上,再由自行车运到大路上,然后由摩托车或卡车运走。如果每麻袋支付1.50马元,那么每里郎平均产量(24麻袋)的总耗费就将大致占生产成本的15%,而且,对需要缴纳租金的佃户而言,这种耗费要占他们纯收益的12%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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