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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妇女们通常掌握着马来家庭的现金收入。有关马来世界基于性别的经济角色的历史模式的精彩分析，参见Marie-André Couillard，“A Brief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Men/Women Relations among Pre-Colonial Malayan People”（Paper presented at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Jun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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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读者可能合情合理地想知道，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怎么可能确定真相。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争论通常都同收入的差额相关；根据人们接受谁的意见，就任何一方的平均值而言，差异很少超过10%。许多实际情况事实上可以通过直接观察，通过询问那些最不可能冒险掩盖真相的人，或者通过真实记录（在自己拥有土地或有关长期租赁的正式租金协议的情况下）等来检验，以建立起能让人具有一定程度信心的评估。有关实际耕作——花费、产量、耕种的土地——的数据最容易通过两年多时间的观察获得，与此同时，尽管我为了反复核对颇多的数字而非常重视调查村外的雇主和合作者，村外赚得的收入却最难精确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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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此外，尽管差别很小，但确定事实的真相却并不那么简单。在我待在村里的四个耕作季节期间，许多信息都可以直接或间接探知。因此，通过观察真实的礼物赠送，我可以非常自然地推算出上一季度的确定产量和稻谷价格最可能的水平。事实上，富人宣称的施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夸大了，尽管当他们意识到我在逐步熟悉村里的模式之后夸大的程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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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在总结这些意见的过程中，我回顾了我的田野笔记，以确证这些观点的确为许多富人和穷人所分别持有。最穷的37户家庭中有11户无法被纳入到穷人的一致意见当中；这11户当中有7户的户主事实上不是不同意而是在许多此类问题上有所保留或者说保持了沉默。最富有的15个家庭中只有4户与一般意见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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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也许可以被称做“中间的”农民——大约刚好低于20户最富有家庭的20户人家——很难归入上述描述。他们有关村庄分层的观点暧昧不清或者相互混杂；如果存在任何趋势的话，他们以较富裕的村民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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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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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有关强势集团之委婉言辞的社会功能的杰出研究，参见Murray Edelman，“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s，”Politics andSociety4，no.3 （Fall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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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Government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Rice Production Committee，1953 （Kuala Lumpur
:1953），vol.1，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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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勒拜·侯赛因和他的儿子塔哈声称托·玛赫在给他们接受更高租金的机会之前将他们一直在耕种的3里郎土地租给了帕克·亚赫。在其辩护词中，托·玛赫说她告诉了他们想提高租金的意图，并把他们的抱怨当成了拒绝。事情的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但在我看来，有启发意义的是，托·玛赫通过如下声称而认可了这一习俗：她给了他们优先拒绝的权利，并且他们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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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973年稻谷价格的剧烈上涨之后，倘若增长适度，地租的增长通常会被合情合理地接受。原因在于新利润可以在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之间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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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转告的策略被用来提出微妙的问题，比如说事情发生在关系密切并且经常碰面的双方之间。因此，当哈吉·卡迪尔决定让女婿加扎利在季度前而不是收割之后给付地租时，他让妻子告诉儿媳，后者随后再转述给加扎利的妻子。下一季，地租无需双方当事人之间多言就预先交了。假使地租没有预先交纳，哈吉·卡迪尔就会在放弃此事和直接提议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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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我最初待在那里时，对我经常性的社交失误（social misstep）的批评总是以这种方式传达的。因此，当我偶尔未加思考地在屋里吹口哨时，和我同住的地主哈吉·卡迪尔选择通过他妹夫沙赫侬告诉我，在屋里吹口哨很危险，因为人们确信这会招蛇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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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55年以来，这一独特的租佃被一次至少延续两个季度的书面合同掩盖起来，这一事实或许排除了非正式的手段，因为一项新的协议无论如何都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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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即使有其他正当理由解雇一个佃户时，这一点依然如此。拉扎克的另一个兄弟（不是哈姆扎）住在村外，曾经把地租给拉扎克。村民声称，拉扎克事实上几乎不缴纳双方商定的地租，看来果真如此。尽管兄弟认为收回土地是正当的，但按照当地的道德标准，他不能只凭这个理由，他还要告诉拉扎克，他不得不为他儿子收回土地。要给儿子或女婿提供土地的义务如此之强，以至于如果做父母的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遭到批评，并且不少没法按期交租的儿子知道即使父母很穷，撤回他们的租赁权也很困难。对父母来说，很少在他们去世很久前就合法地转让土地，因为遗产问题是他们拥有的少数物质约束之一，他们相信，他们只有通过遗产才能做到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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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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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似乎没有人记得建门的确切时间，但大部分人同意，正是由于靠近村庄的公路逐渐改善以及随之而来的卡车运输的增长才有了大门的建造。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村民似乎并没有用村庄大门来保护雇佣工作的计划；更准确地说，直到那时为止都不存在对自行车运输的真正威胁。村民还一致认为，他们最初关心的是，耕地在村庄附近但不住在村里的农场主可能使用拖拉机运输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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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有证据表明，吉打州外部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风俗。例如，藤本明实介绍说韦尔斯里省的赛义德村（Guar Tok Said），“村民中间有一个协议，稻谷商的货车在稻谷交易期间应该停在村外，这样麻袋装的稻子必须被运到车上，从而可以给村里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狭窄的道路使得货车很难开进村里，但其实完全是可能的。”“Land Tenure，”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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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此处推理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表明了一个理念，即价格应该与生活费用——需求——相连，并且如同农户价格（farm-gate price）反映出的一样，种田人利润的增长总应该与搬运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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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巴希尔后来告诉我，这个报告那天早晨由他、达乌德·宾·哈吉·加法尔和阿基勒共同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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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大门的一些调整措施。勒拜·彭德克继续保管钥匙并将得到允许卡车通过所收费用的20%。沙姆苏尔和托·艾哈迈德的地正好在大门里面，将免于服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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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这一时期派系情感也达到了高潮，不仅因为大门问题，还因为村庄改进计划所带来利益的派系分配，这一点刚刚总结过。下文将讲述并分析村庄改进计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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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唯有一个富有家庭同时包含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因为勒拜·彭德克是一个大农场主，同时还有两个儿子用摩托车搬运稻谷赚钱。当人们意识到法齐勒是个没有子女搬运稻谷的大农场主时，他的态度就更容易理解了。中层农民家庭很少从减少运输成本中获利，这无非是由于他们出售较少稻谷，但他们仍然反对大门，尤其是如果他们家里没有人搬运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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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严格说来，穷人继续运送稻谷，尤其是在田地潮湿时的农闲季之后，从田里运到适合摩托车行驶的路上。然而，这种运送无论大门是否存在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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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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