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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北塘自然村祠堂门口的代表性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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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自然村程氏祠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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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族老”们并不是不懂得按照需要部分地改写或者隐略某些祖先故事，只是其标准与渡桥镇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程村的“族老”们鲜有人提起，他们在江北自然村最先定居的太公，很可能是桐城某位程姓祖先与其妾所生。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程守德曾提起，1940年代程村人在清明节“拜太公”时的场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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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组织船队，有一艘为首的船，负责的人就坐这一艘，负责的人叫“总理”。几百人浩浩荡荡顺（梧桐）江而下，到桐城拜太公。我们太公在那里也有子孙，葬在那里。拜完太公，再回来拜太婆，太婆带着她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太公，住江北，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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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第一个定居于江北的“太公”的母亲不太可能是其丈夫的嫡妻。否则，实难解释孤儿寡母住江北，而其父亲却和其他子孙住在30余公里之外的桐城。这个道理，程守德这样的“族老”当然也十分清楚。当我与他讨论起江北自然村程姓祖先的历史故事时，他承认，“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我们一般不这么讲……那是别人歧视我们的说法，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我们早就不讲封建社会那一套了”。当然，从逻辑上推测，另一种可能或许是：“族老”们这套关于祖先的故事本身就隐含了某种加工，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集体遗忘了加工的痕迹。正如程守德所说：“年代久远了，实际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实在搞不清了。但古村落是实实在在的，现在还在那。就在三四十年前，绝大部分房子还住着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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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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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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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大部分村民既没有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在宗族事务中也不承担主要角色。同时，其家庭富裕程度也不令人瞩目。在渡桥镇官员那里，他们往往被统称为“群众”。一方面，在某些正式场合下，它有政治意味，是镇、村干部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以文质彬的话说，“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意思，人数众多，但没什么特别的身份，不怎么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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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文质彬说：“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点傲慢，好像这些人没什么重要的个人特征似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啦。”不过，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了这个说法，它应该还是有些“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在我的追问下，文质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所以行为习惯大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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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程村“古村落”开发的问题上，文质彬对“群众”的界定似乎有一定说服力。通过与不少村民长达几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对“古村落”祖先的故事也很热衷，却不会像程守德那样的“族老”那样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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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塘自然村程氏大宗祠的门口，我常听村民说起，原来这座宗祠墙壁上的画如何栩栩如生，进大门后的屏风木雕如何“靓得不得了”，说明他们的祖先很有钱，否则祠堂做不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独有偶，在南塘自然村的祠堂门口，不少村民会拉我去看屋檐下的木雕如何精细，内容寓意如何美好，窗户上的陶瓷如何精美。其中有些村民，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曾不止一次向我展示这些东西。讲到这些东西，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说，很可惜，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破坏太多了。例如，墙壁上有些画被用石灰刷掉，写上了毛主席语录或者其他革命标语。再例如，好几个祠堂、公共堂屋里神龛上的观音像、关公像被破坏掉了。不过，也有村民感叹，20世纪60～70年代破坏得虽然多，但是还不如八九十年代多。而且，六七十年代时期的破坏，怎么说还是国家政策，没办法，或者说，有少数人还真是为了理想而搞破坏的。可到了八九十年代，都是村里的同宗兄弟自己主动破坏的，都是为了一个字——钱。例如，不少村民给我指出，那些房顶横梁上的砖雕、瓷雕和灰塑就是八九十年代才被人在黑夜里偷偷地撬下、去卖了的。他们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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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甲）这毫无疑问是本村的人干的。外面的人，深更半夜的，谁敢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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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乙）还要爬到楼顶上去，撬下来之后还得运出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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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丙）而且，那个时候村里都养了不少狗的，要是陌生人进来，那狗也会叫的啦。狗都不叫，没人发现，就被偷了，当然是本村的熟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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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丁）是啊。关键还是晚上，黑咕隆咚的，如果不是很熟的人，哪能知道哪栋房子的房顶上就有值钱的东西偷？偷的那么准，都是公家的房子。要是陌生人，我就不信他就不会爬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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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几次，有几个村民说“反正闲着没事”，专门搬了梯子带我去爬房顶看那些被偷盗之后的痕迹。他们跟我解释，如何才能爬上房顶，把东西运下去，并且避免被人看到。但是，他们也很纳闷，“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撬的时候没有很大的声音。”这些村民带我去看这些痕迹，当然不是为了破案，而仅仅是为了表明，原来祖先的祠堂、公共堂屋是很好的，可惜被本村的子弟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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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丢失了一块窗花的窗户右侧为丢失了核心内容的砖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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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已经坍塌的程村书院右侧为残缺不全的屋檐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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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偶尔也会有村民讲出一些不同于众的精彩故事。例如，关于南塘村旁的水井，即有一位村民讲起它很神奇。他说，程村建村后，第一至第五代人都是在村前的鱼塘里取水用。后来，五世太公很懂风水，刚好某年碰上大旱，鱼塘里也没水了。太公便选了几处风水宝地，组织族人合力打井。他们在村边四周一连打了十多口井，却没有一口井出水。旱情越来越严重，太公很着急。突然有一天晚上，太公梦见有神仙告诉他，第二天正午在村前的坪地挖三丈就能找到水源。第二天，太公果然挖到了一口水井，水很大。在场一起听故事的年轻村民，对之很不以为然。有两个年轻人指出，这完全不合乎逻辑和当地的情况。其一，既然太公很懂风水，却选不到一块好地可以打井，还要神仙托梦来指点。其二，当地四周水网密布，随便哪个地方打一口几米深的井都有地下水，不可能几代人都喝鱼塘里的水。但对很多村民来说，重要的似乎不是祖先的故事是否符合逻辑，而是它背后的知识是否符合他们的“常识”。讲故事的老人说，“连人家《栖市日报》的记者都觉得故事很好，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另有几个村民则表示，这个故事他们原来还真没听说过，不过，“事情具体的细节真不真都不要紧的啦。风水、神灵这些还是要信一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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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轻的村民认为，“古村落”要说有多古，当然是越古老越好。但是，如果“古老”本身不能换成钱的话，再怎么“古老”也没有用。尤其是，当村干部认为“古村落”没有人居住不适合开发旅游，而动员一部分群众重回“祖屋”居住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村民纷纷表示，“祖屋”其实不适合人住。例如，“祖屋”都很潮湿，采光条件不好，房间太小，楼层太低，木制楼板常落灰，瓦顶易漏雨，等等。有年轻人直接就说：“神经病！原来没本事，穷，技术也不发达，没办法才住那样的房子。现在好不容易盖了新房，谁还去住那老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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