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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渡桥镇每个村（居）委会的党务和社会治理工作都有1～2名镇干部分管。在日常工作中，基层干部称之为“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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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上程村还有诸多其他姓氏。例如，东河自然村主姓陈，西溪自然村则主姓梁，诸多从外嫁进程村的妇女也不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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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塘、北塘自然村外部形态上是一个大自然村，但村民内部根据宗族、村民小组等因素有南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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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粉仔”为程村人对吸毒人员的统称，在指特殊毒品时，则细分为“K粉仔”“白粉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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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括号中的内容是我为解释前文或保持上下文流畅所加（以下同此）。因我的粤语不太好，在调查中，除吃力地用粤语外，有时直接说普通话（中年人和年轻人能借此有效沟通），有时请年轻人或中学生做翻译，在做记录时则基本上用普通话，但随机地保留了少量的、当时认为较有地方特色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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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捞仔”为粤语对北方人的统称，但也常特指北方的或说普通话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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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粤语中，“醒目”有会察言观色、聪明、懂事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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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省的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政策，旨在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及内地转移，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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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粤语中，“太公”“太婆”属对高祖及以上男性祖先和其妻子的统称，但在特定上下文中也可特指某一代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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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大”是当地干部对单位“一把手”的统称，这里指渡桥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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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后来发现，对待陌生人，程村人确实不太愿意接纳“同吃同住”。2008年底，也即进入该村做调查一年多后，我才终于住进了程守德的弟弟程守智家。不过，不少村民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有村干部介绍、安排的话，肯定有村民家愿意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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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截至2013年底，程村面积9580.5亩，其中水田584.4亩、旱土366.75亩，全村3100余人，人均水田不到2分、旱土约1分。但各户之间的水田数量差别很大。原因有三：其一，由于1982年“分田到户”是以生产队（后改为村民小组）为单位、以1962年“三权四固定”时的土地面积为依据进行的，各村民小组之间的人均水田数量并不一致；其二，2000年前，各村民小组每隔5年重新调整一次土地，因死亡及外嫁、升学等原因销户或户口外迁者，其家人将其田退出，因娶进及生育增加户口者重新平均分配前者退出的土地。2000年后，因“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执行越来越严格，村民小组不再调整土地，各户间因人口增加、减少，人均水田变得更加不均衡；其三，东河自然村部分村民小组因征地，已完全没有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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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二章 集权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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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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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庆节期间，我去程村调研，曾和程守德开了个玩笑：“你们村这么多人，这么多事，简直够写一本《史记》”。程守德说：“那（程）成仁和（程）守义两个应该要写本纪。”我相信受过高中教育、当过中小学老师的程守德，其体会应该具有相当强的敏感性。至少在当代程村中老年人心目中，程成仁、程守义的人生故事的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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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生于1922年。当时是一个战乱的年代，程村人先受了桂系、粤系军阀混战之苦，之后，受过日军直接侵略，再后又遇上了解放战争。在当今的程村人用语中，解放战争是“革命”的年代，不少村民会说起某“革命烈士”的故事。但我后来查知，这位“烈士”乃是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主席，牺牲于1927年，1950年7月被追认为烈士。老年村民能记起与国民党军人的“斗争”似乎只有一次，即1948年有一支“中央军”驻扎在程村。一个士兵夜起不小心掉在水塘中被淹死，该部队捉拿了几个村民，准备将其作为“地下共产党”杀掉。之后，“族老”们想办法联系上了一个出生于程村、在国民政府广东省法院任职且兼任某大学法学教授的人，出面斡旋才将几个村民解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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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本人也承认，他“新中国成立前没参加过革命活动”。至于细节，他不愿意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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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少老人则提及，程成仁“新中国成立前”算不上“革命”，但其家境倒确实很贫寒。他们记得，程成仁曾是渡桥圩镇“互励赌坊”的伙计，负责端茶倒水和看门。与他一起当伙计的还有三个人，都是程村人，四人“桃园结义”、以“兄弟”相称。其中，有一个叫程立国，与程成仁同属江北自然村，但在宗族排行中，他们本应为“叔侄”关系。四人之所以去赌坊做伙计，乃是因为家中无田可耕。但也有老年人认为，这中间也有好逸恶劳的成分，“否则为什么不去租田种？”同时说，这些事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的啦，只不过那个时候他鸿运当头，是红人，别人拿他没办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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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程村的政治主角不再是“族老”，宗族色彩很浓的保长、甲长也已靠边站。在新的国家政策下，渡桥的乡政府开始给在村庄中地位低下的小姓、穷人“撑腰”。江北自然村的陈新担任了程村农会主席，并前往桐城经简单培训入了党。陈新负责的第一件事情是“分配劳动果实”，将原地主家和宗族共有的房屋及其他财物（不含土地）分配给家庭贫困者使用。1951年夏天某晚，江北自然村一些村民坐在祠堂门口、梧桐江边的榕树下乘凉。一个叫程成六的村民和人议论，怀疑陈新在“分配劳动果实”时有谋私的行为，恰好被陈新听见（也有村民后来回忆，估计程成六等人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陈新与之争论之后大呼“冤枉”，并于当晚上吊自杀，以证“清白”。程成六等几个参与议论的村民本也是贫农，渡桥乡干部将之批评教育了一通，未作实质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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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互励赌坊跑腿，接触数字的机会比较多，程成仁虽然只读过两年书，却也会一些简单的算术和文字。他是陈新在“分配劳动果实”时依靠的对象之一，协助陈新登记财物。陈新自杀后，程成仁被推到了程村的“前台”。在“土改”工作中，除了梧县驻程村“土改”工作队之外，程成仁成了程村最核心的人物。据不少老年村民回忆，程成仁确实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比较顺利。在接下来的“合作化”运动中，他的特长再次发挥了优势，渡桥乡的领导对他比较满意。程成仁于1955年入党，并于1956年和1957年分别被任命为程村大队长、大队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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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正式成为程村的“一把手”之后，曾安排陈新兄长的儿子陈林担任江北生产队队长，安排程立国为记工员（后改为会计）。由于陈林本人家境贫寒，且不少社员对陈新自杀的事情颇感惋惜，所以对陈林任队长并无异议。他们对程立国任记工员，却有些议论，认为程成仁特殊照顾他的结拜兄弟。程成仁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评过这些讲“坏话”的社员，并为自己辩解：其一，“结拜兄弟”“宗族叔侄”等说法都是封建社会那一套，他从不搞那一套；其二，他和程立国关系是比较好，他信任程立国，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贫农，有阶级感情；其三，他推荐程立国是出于公心，属于“贤不避亲”。之后，他另外两个结拜兄弟也在南塘、北塘生产队担任了记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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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此时，普通社员开始对程成仁“敬而远之”，“他出头了，好像高人一等”（程守德语）。他们对程成仁担任干部的权威毫无异议，但原来程村人那种以宗族排行称呼人的习惯，在程成仁这里已悄悄改变。“大家叫他支书，不再叫‘阿几、阿几’或者叔、伯。表面上是尊重他，实际上是有点怕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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