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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成仁与普通社员的隔膜越来越深。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程成仁认为程成六等几个村民说“坏话”导致了陈新自杀,属于“坏分子”。程成六等人随即被“打倒”,先在生产队群众会议上作检讨,随后在大队的群众大会上遭批斗。在日常劳动中,作为“坏分子”的程成六也处处低人一等。例如,在生产队领取劳动工具时只能等别人挑完再领。除此之外,程守德的妻子程菊在江北生产队也受歧视,理由是程守德在相邻公社的山塘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属于“整天跟右派混在一起”的人。而据程守德本人后来讲,“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这种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人,应该不属于“运动对象”。但程成仁仍坚持己见,于是高中毕业的程菊失去了任何评“先进”和担任干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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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程村农业丰收。同时,渡桥人民公社开始推行“人民食堂”政策。程成仁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开始“吃国家粮”,担任渡桥公社所辖企业——鹅场场长。接替程成仁担任程村大队支书的是原大队长程立方(南塘自然村人),来自西溪自然村的一位梁姓村民任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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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方和梁大队长接手程村之后,除了要搞好农业之外,还需落实“大炼钢铁”等“大跃进”政策。程村山林被大肆砍伐,树木源源不断地通过刚开通不久的公路外运,无偿支援外地建设。同时,“浮夸风”也刮到了程村,上报给渡桥公社和梧县政府的水稻亩产量越来越高。梧县政府组织了干部到程村参观。据程成仁回忆,程立方和梁大队长手足无措,曾向之讨教办法。程成仁建议说出实情,程立方和梁大队长却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公社干部的“指导”下,程立方和梁大队长动员社员将几处偏远水田里的水稻搬到靠近村庄和马路边的稻田。之后,他们调集了全大队的风车,安排人手对着密集的水稻扇风,说是加强水稻通风。此外,还架上了电灯,说是加强光合作用。参观访问团离开程村后,北塘生产队某村民曾当着公社干部的面,与人议论说那些水稻肯定通风不够,会变成“叉烧包”[2]。结果该村民当即因“说社会主义的坏话,打社会主义的退堂鼓,为‘地富反坏右’涨威风”,被批斗,并成为“坏分子”的一员。言及此事,程成仁感叹,幸亏他没有出面说出实情,否则肯定也被打成“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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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带来了恶果。1960年和1961年,程村大队的农业并未减产,但因为被政府收走太多粮食而陷入了饥荒。食堂随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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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饥荒中,江北生产队陈林“多吃多占”的行为引起了社员的愤怒。当我在程村调研时,不少老人提及当时的情形仍激愤不已。例如,程守智说当时他还在读小学,有时候跟陈林的儿子一块去他家玩,其中有一次就曾见陈林家还有剩红薯喂狗。当程守智试图把剩红薯拿来吃时,被陈林发现并赶了出来,而随后就听到他训斥和打儿子的声音。另有一个村民曾想到渡桥供销社买半斤食用油(需凭票购买),多次求之于陈林想办法拿半斤油票,陈林都答复说,“油票已发完”。该村民猜测,陈林手中一定还“卡”了社员不少油票(后在1964年的“四清”中被证实),因为在普通社员严重缺营养而出现迅速消瘦甚至浮肿等症状时,陈林家的人都没有这些症状。对此该村民在和我聊天时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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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那个时候太穷了。要是在今天,反正我们老百姓吃饭不成问题了,他们当干部的多吃多占点也无所谓。当时,大家都缺,他们多吃多占,哪怕一点点,立竿见影,我们就少了一点点啊。感觉就是你正饿得眼花的时候,直接把你饭碗里的饭扒到他们碗去,你明白这种感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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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的饥荒到1962年早稻收割后才得到缓解。是年冬,生产队规模变小,江北生产队分为3个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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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4年,程成仁并没有在程村工作,按说程村的事情应该与他关系不大。虽然有不少村民提及,“他家的营养状况好过普通社员”,但应该与他在鹅场任职有关。可我在调研中却发现,很奇怪的是,只有说到某件具体事情时,村民才会说某某怎样(如陈林多吃多占的细节),如果只是笼统地说那时的饥荒,不少人都会说“都怪程成仁”、“程成仁当支书那个时候,我们饿得要死”之类的话。程成仁俨然成了“大集体”时期程村干部的象征和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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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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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自己的回忆中,“1964年是我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说,不是因为其他村民常说的“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而是因为这一年他被再次派到程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说:“否则,我就会继续在鹅场工作,鹅场撤销了,也只会把我安排到其他岗位上,总之是继续吃国家粮,不会再做农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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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程立方被狗咬,不久因狂犬病发作而死,梁大队长也长期生病。于是,渡桥公社让程成仁回程村大队主持工作,让“四清”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程守义担任副支书,另有一位叫程成功的村民担任治保主任。同时,还有一支由广州某大学的两位老师和梧县一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驻扎在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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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仁看来,程守义是“四清”工作队一手扶起来的年轻人,群众基础没有他牢靠。程成仁曾多次让程成功从旁递话,让程守义做工作要扎实点。程守义则认为,程成仁水平不够。另外,一些群众认为程成仁与“四不清干部”[3]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程成仁则认为,这可能是程守义在背后捣他的鬼。程成仁在晚年回忆此番与程守义的合作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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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他(程守义)年轻气盛,很“马列”[4]的,程村抓了不少“四不清干部”……有一次就在我们江北生产队开群众会,(程)守宽就说,“陈林这样人,当初不就是程成仁提拔的吗?”我就觉得是他支持(程)守宽捣鬼的。我说:“那人家(程)立国也是我提拔的啦,人家怎么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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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真是程守义支持程守宽那么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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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承认。那个时候他不承认,现在还是不承认。他说“没有”,(程)守宽也说“没有”。但(程)守宽思想上是跟他站一队的,这个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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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陈林,即是原江北生产队队长,在“四清”运动中被查实伙同该生产队保管员多吃多占粮食过千斤。此外,更让社员气愤的是,他将本来应该发给群众的油票,“卡”了一部分在自己手中,他自己用不完又怕被人发现,竟然将它们烧掉。程守宽、程守智后来在回忆中感叹道:“自己多吃多占,终归还能理解啦,肚子饿嘛。他用不完的,宁愿烧掉也不给我们,就太过分啦。”陈林被解除职务,并被勒令退赔生产队的粮食,但并未如程守宽、程守智等社员所想的那样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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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陈林被查之后,程成仁重回程村大队当支书。他给程村大队带来的新政策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要重点防范和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坏社会主义”。程成仁自己当然没有权力制定政策,而且同时执行新政策的还有“四清”工作队,不少社员却将这种变化,看作是程成仁回程村大队当支书的结果。例如,程守智就认为:“他回来当支书了,就救了陈林。他(陈林)是他提拔上去的啦。你看他对别人,就很‘左’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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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程成仁在“四清”中的“左”,不少村民都提到过“吹黑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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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黑灯”是一种打人的办法。最早发明“吹黑灯”的人,据说是渡桥公社的干部,3~5个干部在与“地富反坏右”谈话时,其中有人吹灭煤油灯,然后殴打谈话对象,事后被打者也不知具体被谁所打。用程村人的话来说,如果知道是谁打的,往后还可以防着点,“吹黑灯”就是让人“防不胜防”。最早把“吹黑灯”用到程村的“四清”工作中,据很多村民说,应该是程成仁,因为他在公社工作过,知道这一套办法。但程成仁并不承认这一点,在跟我聊到此事时,他说是当时的治保主任程成功想出来的办法。不管如何,程村人对“吹黑灯”有一种恐惧感,我在江北自然村曾访谈过几个挨过打的村民,都说怕挨打。其中一位说道:“能不害怕吗?被打了几次,后来见着干部就有点怕,躲得远远的。平时做事小心又小心,免得被抓到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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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村民的回忆中,程守义可能是唯一没有参加“吹黑灯”的大队干部,而程成功则确实经常参加。但每说到程成功,以及程成仁否认曾“吹黑灯”打人时,村民都认为,主要原因是程成仁“左”,他是支书,程成功最多只能算他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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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功有两个哥哥,但当年他们关系并不好。据他大侄儿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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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个阿叔看不起我们家的,觉得我老窦(爸)太老实,没用。对我阿伯也不好。他一表人才,又是党员,当治保主任,你想想多威(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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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窦和阿伯开始对他还是很好的啦,大人不记小人过啦。都是兄弟,总得操心他的事情啊。给他说亲,很多人愿意做媒,很多人愿意嫁给他。他就是不要,挑来挑去,最后就耽误了。条件好的够(得)不到,条件差的他看不上。他以为当官能威(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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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清”起,程成功就成了程成仁的“好搭档”“好助手”(程成仁语)。在普通社员看来,尤其在被“吹黑灯”的人眼里,他却是程成仁的“跟屁虫”“好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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