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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友还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程村“维持会”会长一职。1954年，因听到有风声说政府要追查此事，程成友只身逃往香港。程成邦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抚养程南山，并接济其多病的母亲。1957年，程成邦与妻子在桐城某单位被划为“右派”，后又被调往广州，自身难顾。但此后，他们仍抚养了程南山，并供其读书至小学毕业。1963年，程南山的母亲前往广州看病，逝于程成邦家，程成友至广州办理丧事，未回程村（后于1972年病逝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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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程南山小学毕业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程南山长大成人后，程成邦夫妇曾多方托人给程南山说媒。但因其家境困难，政治出身不太好，尤其是还多次“上龙眼树”，此事竟毫无进展。对此，有一位村民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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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南山这个人说话是有点小小的油腔滑调，从正面来说就是有点小幽默，但人是个老实人。（程）成功与他本来是自己人来着，但抓他“上龙眼树”的就是他（程成功）。他们同我们不是一个队的，连我们都看不下去。当时好多人就讲，可能（程）成功自己“唔哒”[5]，结不了婚，就让别人也结不了婚啦。你想想啊，你家里本来就穷，还经常“上龙眼树”，那个年代谁愿意嫁给你啊？……哎呀，做人不能做“太绝”啦，而且是（对）这样的“苦命”人。要说讲“怪话”，那个时候发牢骚的人多着呢，为什么就偏偏喜欢整他这样的人啊？欺软怕硬嘛。没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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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村民认为，这位村民的说法有些偏见。据他们描述，程成仁、程成功他们并不只是专门针对程南山，而是一旦在做工作中遇到阻力时，“都凶巴巴的”。例如，不少村民都曾给我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说1977年程成仁、程成功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格外显得高调，比周边其他大队管得严。他们纷纷提到，尤其是在1979年，程成仁、程成功曾拿着绳子，踹了不少村民家的门，并用村民很不能接受的方式说（大意）：“你们自己主动去结扎，要不然我们就捆你们去。再要是不配合，要上吊，马上把绳子给你们，要喝农药，去给你们准备。”还有两次在开“千人大会”时，程成仁表示，如果抵制计划生育，“刀子、绳索还是农药随便你们选”。在这样的“工作力度”推动下，1979～1980年程村大队计划生育工作推进迅速，稳居渡桥公社第一位，被当作先进典型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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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少村民认为，政治运动本来应该是针对所有人的。但程成仁、程成功这样的干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政治运动加强了他们的权威，以及以权谋私。例如，他们举例子说，程成仁照顾程立国的次子程成信参军。1968年，程成信参加征兵体检合格，因体检合格人数远远大于征兵人数。程成仁跟程立国和程成信谈话，说前几年已优先考虑了程成恒参军，这次让程成信让一让。1969年底，程成信再次参加征兵体检合格，遇到的情况仍是体检合格人数远远大于征兵人数。这次，程成仁优先考虑了他。对此，程守德曾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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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程成仁）还是很照顾他的结拜兄弟的。你看，程成恒、程成信两兄弟当兵，都是他开的后门。另外两个结拜兄弟呢，他也照顾了的，但是那两个是扶不起的阿斗，没结果。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议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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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后门”之说，程成仁表示不认可。他说，“这是政策范围内允许的”。而且，他认为程成信平常表现好，政治可靠。他还曾给别人举例以证清白：他儿子文化程度不够，他就没去走后门，因为凡是政策范围外的，他都不会违反规定去走后门。不过，不久后人们发现，1972年程成仁为其子程守望在渡桥供销社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售货员职位。在当时，这是令人极其艳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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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子女婚姻问题上，程成仁既有传统父亲的威严，又有“革命”的特色。两个女婿和一个儿媳妇，都由他“拍板”确定，标准是“根正苗红、为人老实、忠诚可靠”。结果三个子女的对象家境都较贫困，个人能力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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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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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程成仁从程村大队支书位置上退了下来。据村民说，其原因是公社干部觉得程成仁已经不能跟上形势。与他同时“下台”的还有程成功。但据程成仁本人说，是他自己不愿意再干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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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合作化”就是我手上搞的，这个时候又要在我手上把田分了。我不想再搞这么多事了，搞来搞去都是公家的事，得罪人却是我个人的。既然搞单干，就像个单干的。公家的事情，就让他们年轻人去做吧。后来他们就让陈卫华做支书。陈卫华对分田的事情很积极的。我推荐程成信做了副支书兼治保主任。他参军回来后就在大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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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程村推行。1983年初，程村大队改为村委会，下属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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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村民类似，“分田到户”后，程成仁开始专注于自家5分田、3分地。在开始几年里，程成仁依靠种田、种地确实过上了比周围村民稍好一点的生活。据程成仁自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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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无官一身轻，集中精力搞农业生产，经济（状况）还可以。每年都可以卖些谷，平时还可以到渡桥（圩镇）上卖点菜。谷价、菜价也年年涨，小小赚了点（钱）。（一九）八五年超生了一个孙子，我的崽（儿子）经济差点，超生罚款200块是我帮他交的。孙子过周岁的时候，我还买了一台14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给我的崽，（电视机）500多块。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有电视机的，而且多数是12英寸的，14英寸的好少的。看电视，人山人海……到了1988年就不行了，谷价下跌，渡桥粮站都不愿意收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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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其周边村民分析，程成仁“致富”的原因更复杂一点。有村民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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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单干）的时候，他（程成仁）过得还算不错。一方面，他们两公婆（夫妻）干活确实比较勤快，每天早出晚归。另一方面，（他儿子程）守望已经结婚，两个女儿也嫁了，没什么家庭负担啦。两公婆吃饱全家不饿，身体也还可以，没多少要花钱的地方。不像我们，小孩读书，家里老人生病，开销很大啦。另外，（程）守望在供销社工作，能帮他搞到计划内平价化肥的啦，（而）我们这些没关系的人呢，分到手上的平价化肥指标少得可怜啦，主要都靠（计划外的）议价化肥。那个时候，同样的化肥，两种价格差一倍多啊，（议价肥）太贵了，买不起啊。他不仅有（充足的）化肥种田，还用化肥种菜呢，你说多厉害啊？多奢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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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程成仁还曾经尝试养母猪。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粮食价格下跌，直接卖粮食划不来，而如果选择养猪的话，不如养母猪、卖猪崽，这样利润更高。但是，程成仁没能料到，利润高的事情风险也高。1990年，他家养的母猪在产崽之后，连同猪崽患上了“五号病”[6]。之后，在渡桥镇政府的要求下[7]，他只得将母猪和猪崽埋掉。对此，他回忆道：“我很老实的，政府说要埋掉就埋掉啦。另一个原因呢，我养的是母猪和猪崽，也确实卖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啦。有的人家里养的猪，也有偷偷在市场上卖掉的，看不出来……老实人赚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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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打击对程成仁而言非同一般，为此他亏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但他认为，瘟疫不会年年都有，第二年继续养，应该能赚钱。于是，1991年程成仁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了点钱，又养了母猪。这次他十分小心，先专门请渡桥镇兽医站的技术人员上门给猪圈消过毒，中途又请技术人员做过几次检测。是年冬，程成仁饲养的母猪顺利产崽。但这次他又亏了，原因是猪肉、猪崽价格大幅下降。从此之后，程成仁没敢再养母猪，每年只养一头普通的肉猪。在程村人看来，养母猪算一种投资，可以赚钱。而每年养一头肉猪，只能算“聚钱罐”，意指将平时的剩饭、剩菜当作小钱聚集起来，最后一次性取出来用，但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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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渡桥镇供销社出现了人事变动。程守望因不属于固定在编人员，被供销社辞退，回家务农。程成仁对此十分失望，他很后悔当初选择让儿子进供销社。与供销社形成鲜明对比，梧桐江改道工程结束后，邻居家的儿子于1979年进了水利站。他虽然同样没有固定编制，此时却不仅没被退回家务农，工资还节节攀升。不过，程成仁又认为，这事情也怪程守望自己小时候不愿意读书，成绩很差，初中未毕业，而邻居家的儿子至少初中毕业了，搞水利毕竟要点文化。程守望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首先，小时候成绩差是父亲管教不够的结果，其次，即使初中没毕业也可以进水利站，关键是父亲没文化，所以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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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成仁不再有买平价化肥的优势，同时因儿子失去了固定工资，开始向他“伸手”（要钱）。程成仁说，“感觉一下子压力又大了起来。他（程守望）务农不行的，很多年没搞过农业啦。两个孙子读书要钱，他都拿不出来。孙女成绩也一般，不愿意读书，刚好就去了广州（在餐厅当服务员）端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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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发现种田、种菜赚钱越来越难。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越来越高，钱越来越不值钱，谷价、菜价虽然也在涨，但远远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到了1990年代中期，靠种田、种菜已经赚不到钱。同时，渡桥镇政府的各种摊派却越来越多。例如，集资建中学、小学的教学楼，集资请代课老师，集资修灌溉水渠等。在名义上，这些统称为“附加”，即收取农业税时附加在其上，一起收取。对于此类现象，程成仁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牢骚。他认为，集资办教育是对的，但应该是有小孩在读书才集资。也就是，找他儿子、儿媳集资有道理，但他老两口也按人口均摊要集资，没道理。至于修水渠，他认为应该采取“公办民助、政府投钱群众投劳”的方式来解决，那样成本会低很多，因为农民有空闲时间，但缺现金收入。程成仁的牢骚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只有一些村民开玩笑说：现在怎么连老支书也开始讲怪话了啊？面对村民的玩笑，程成仁却很严肃地说（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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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像从前。现在这些年轻的官员完全坏透了。你看渡桥（镇）这些干部哪还有点党性？最坏就是这些基层的干部，上面的经是好的，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这些人完全忘了本，崽卖爷田不心疼，把好端端的江山弄成这样，不知道原来打江山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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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困难的村民有时会对程成仁的说法表示赞同，但在多数情况下，周围的村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爱唠叨”的角色。他邻居有一次向我形容道：“他家里不行之后，就变得像个‘祥林嫂’一样。他总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好像还在当支书一样，不知道世界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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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也尝试过做生意，但因为手中没什么钱，一直只能做点小生意。尤其是在1980年代，程成仁见周边不少农民做生意成了“万元户”，曾试图找渡桥镇信用社贷款去桂林贩烟叶，但被信用社主任拒绝了，理由是“上面管得紧”。1995年前后，程成仁又找过他一次，说“现在体制下放了，给我贷个几千块吧”。结果程成仁被告知，“现在坏账太多，只能存，不能贷了”。信用社主任姓王，来自渡桥居委会。在正式场合，村民叫他“王主任”，非正式场合叫他“财神爷”。有村民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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