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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单干）的时候，他（程成仁）过得还算不错。一方面，他们两公婆（夫妻）干活确实比较勤快，每天早出晚归。另一方面，（他儿子程）守望已经结婚，两个女儿也嫁了，没什么家庭负担啦。两公婆吃饱全家不饿，身体也还可以，没多少要花钱的地方。不像我们，小孩读书，家里老人生病，开销很大啦。另外，（程）守望在供销社工作，能帮他搞到计划内平价化肥的啦，（而）我们这些没关系的人呢，分到手上的平价化肥指标少得可怜啦，主要都靠（计划外的）议价化肥。那个时候，同样的化肥，两种价格差一倍多啊，（议价肥）太贵了，买不起啊。他不仅有（充足的）化肥种田，还用化肥种菜呢，你说多厉害啊？多奢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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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程成仁还曾经尝试养母猪。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粮食价格下跌，直接卖粮食划不来，而如果选择养猪的话，不如养母猪、卖猪崽，这样利润更高。但是，程成仁没能料到，利润高的事情风险也高。1990年，他家养的母猪在产崽之后，连同猪崽患上了“五号病”[6]。之后，在渡桥镇政府的要求下[7]，他只得将母猪和猪崽埋掉。对此，他回忆道：“我很老实的，政府说要埋掉就埋掉啦。另一个原因呢，我养的是母猪和猪崽，也确实卖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啦。有的人家里养的猪，也有偷偷在市场上卖掉的，看不出来……老实人赚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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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打击对程成仁而言非同一般，为此他亏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但他认为，瘟疫不会年年都有，第二年继续养，应该能赚钱。于是，1991年程成仁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了点钱，又养了母猪。这次他十分小心，先专门请渡桥镇兽医站的技术人员上门给猪圈消过毒，中途又请技术人员做过几次检测。是年冬，程成仁饲养的母猪顺利产崽。但这次他又亏了，原因是猪肉、猪崽价格大幅下降。从此之后，程成仁没敢再养母猪，每年只养一头普通的肉猪。在程村人看来，养母猪算一种投资，可以赚钱。而每年养一头肉猪，只能算“聚钱罐”，意指将平时的剩饭、剩菜当作小钱聚集起来，最后一次性取出来用，但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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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渡桥镇供销社出现了人事变动。程守望因不属于固定在编人员，被供销社辞退，回家务农。程成仁对此十分失望，他很后悔当初选择让儿子进供销社。与供销社形成鲜明对比，梧桐江改道工程结束后，邻居家的儿子于1979年进了水利站。他虽然同样没有固定编制，此时却不仅没被退回家务农，工资还节节攀升。不过，程成仁又认为，这事情也怪程守望自己小时候不愿意读书，成绩很差，初中未毕业，而邻居家的儿子至少初中毕业了，搞水利毕竟要点文化。程守望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首先，小时候成绩差是父亲管教不够的结果，其次，即使初中没毕业也可以进水利站，关键是父亲没文化，所以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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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成仁不再有买平价化肥的优势，同时因儿子失去了固定工资，开始向他“伸手”（要钱）。程成仁说，“感觉一下子压力又大了起来。他（程守望）务农不行的，很多年没搞过农业啦。两个孙子读书要钱，他都拿不出来。孙女成绩也一般，不愿意读书，刚好就去了广州（在餐厅当服务员）端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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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发现种田、种菜赚钱越来越难。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越来越高，钱越来越不值钱，谷价、菜价虽然也在涨，但远远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到了1990年代中期，靠种田、种菜已经赚不到钱。同时，渡桥镇政府的各种摊派却越来越多。例如，集资建中学、小学的教学楼，集资请代课老师，集资修灌溉水渠等。在名义上，这些统称为“附加”，即收取农业税时附加在其上，一起收取。对于此类现象，程成仁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牢骚。他认为，集资办教育是对的，但应该是有小孩在读书才集资。也就是，找他儿子、儿媳集资有道理，但他老两口也按人口均摊要集资，没道理。至于修水渠，他认为应该采取“公办民助、政府投钱群众投劳”的方式来解决，那样成本会低很多，因为农民有空闲时间，但缺现金收入。程成仁的牢骚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只有一些村民开玩笑说：现在怎么连老支书也开始讲怪话了啊？面对村民的玩笑，程成仁却很严肃地说（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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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像从前。现在这些年轻的官员完全坏透了。你看渡桥（镇）这些干部哪还有点党性？最坏就是这些基层的干部，上面的经是好的，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这些人完全忘了本，崽卖爷田不心疼，把好端端的江山弄成这样，不知道原来打江山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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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困难的村民有时会对程成仁的说法表示赞同，但在多数情况下，周围的村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爱唠叨”的角色。他邻居有一次向我形容道：“他家里不行之后，就变得像个‘祥林嫂’一样。他总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好像还在当支书一样，不知道世界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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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也尝试过做生意，但因为手中没什么钱，一直只能做点小生意。尤其是在1980年代，程成仁见周边不少农民做生意成了“万元户”，曾试图找渡桥镇信用社贷款去桂林贩烟叶，但被信用社主任拒绝了，理由是“上面管得紧”。1995年前后，程成仁又找过他一次，说“现在体制下放了，给我贷个几千块吧”。结果程成仁被告知，“现在坏账太多，只能存，不能贷了”。信用社主任姓王，来自渡桥居委会。在正式场合，村民叫他“王主任”，非正式场合叫他“财神爷”。有村民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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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说，他手里面掌握着大把的钞票；二是说，当时生意很好做的，只要有钱做本（资本），做什么都能赚钱。那他不就像“财神爷”了吗？只要他贷款给你，你就能赚钱……光是有钱还不叫“财神爷”，他叫谁赚钱谁就能赚钱，就真是“财神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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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仁不能从“财神爷”手中贷到款，不少村民觉得并不奇怪。例如，程守智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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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呢，这个是因为他（程成仁）原来当支书得罪的人太多。虽然没有直接得罪过“财神爷”，但名声不好。大家都不愿跟他打交道的啦。另一方面呢，他也不懂得送礼。人家去贷款都要送礼的啦，他就带两串“香蕉”[8]去，最多递根烟，还是“椰树”[9]（牌）这种档次的，谁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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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也曾想过从亲戚手中借钱做生意，但因其亲戚本来就比较少，且经济状况也不算太好，以至未能如其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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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成仁只能在周边几个农村集贸市场，每逢圩日做点小买卖。据他自己回忆，利润最高的是贩卖烤烟丝，1980年代一斤烟丝进货价约1元，零售价约为1.2元，相当于一斤猪肉的价格，利润在20%左右。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烟丝价格就不好了，猪肉价格虽有时下跌得厉害、十年间总体上却涨了十来倍，而烟丝零售价只涨了三四倍的样子。也就是从此时起，除了一些老年人外，越来越多的烟民开始抽过滤嘴香烟。卖过滤嘴香烟要办理工商经营许可证，而程成仁觉得，如果办一个工商经营许可证只卖香烟的话，划不来，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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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种田、种菜和做小生意外，程成仁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是打零工。打零工当然也赚不到太多钱，尤其是在2000年前的渡桥镇，零工的日工资比较低，从1980年代每天4元左右，到1990年代末也只有每天35元左右。而且，由于不懂什么技术，程成仁所打零工基本上都是体力活。例如，他曾感叹过这么一个例子：1988～1989年，“三茂”铁路渡桥镇路段修建复线工程，程成信曾承包了几个施工便道工程，聘请了一些石匠、砖瓦匠分别为之开采石头、砌石墙路基；而程成仁只能干一些挑砂石、挖土方之类的纯体力活，不仅累，工价也比石匠、砖瓦匠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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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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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伊始，政府进行了“税费改革”，取消了各种附加于农业税上的收费。不久，政府干脆取消了农业税，同时提供种粮补贴等涉农优惠。对此，程成仁十分高兴，常称赞道：“盘古开天地以来都没这么好的事情。”如此一出一进的改变，程成仁家一年少交近千元，反而能得到200元左右补贴。对绝大部分村民而言，种粮补贴只是一点“零花钱”，对程成仁而言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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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程成仁的身体状况即已变差，每年总要到村卫生室去几回，花上几百元。而此时的村卫生室，和他当支书时合作医疗的大队卫生室相比，已完全是两回事。此时的医生就像“个体户”，以赚钱为宗旨，越来越多采用打吊针的方式治病，费用较之于1980年代初高了50倍左右，并且有增无减。为了节省开支，1990年代末，程成仁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尽管此时他偶尔还在渡桥圩镇上摆摊零售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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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种田、种菜比以往划得来一些了，程成仁却因身体日益变坏丧失了劳动能力。除了让老伴种一点蔬菜自食之外，程成仁将田、地都交给了儿子程守望去种。但程守望自家在经济上搞得一塌糊涂，除了给足父母口粮、食用油之外，几乎没有现金可供其花销。可是，程成仁每年需要花在程村卫生室的钱却越来越多。因为没有钱，他常需要在村卫生室赊账。至于医院，他连渡桥镇卫生院都不怎么敢去，遑论城里的大医院。逢年过节时，儿子、女儿作为特别看望，给“百把几十块”（不超过100块），程成仁即拿去村卫生室还债。此外，也只有在逢年过节儿子、女儿特别看望时，程成仁和妻子才能吃得上肉。这与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得上肉的普通村民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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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渡桥镇执行广东省政策，开始实施、推广新农村合作医疗。但这一政策并没有给程成仁带来太多直接的好处，因为此政策重在为大病提供保障，而程成仁所得的主要是慢性病，如低血压、长期咳嗽、关节痛等，只是到渡桥镇卫生院做检查时，才有少量报销。到了2010年，程村卫生室的医生已经不同意程成仁本人再赊账。医生专门将程守望叫到卫生室，让他当着几个正在打针的村民承认，如果程成仁以后再来赊账，就算在他的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成仁才能继续在程村卫生室赊账治病。在最后两年，程成仁的医疗费猛增，几乎全部靠赊账。2013年底，程村卫生室的医生曾向我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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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程守望）老窦（父亲，2012年）过身之前两年，花了不少医药费，在我这里差不多2万，到现在为止差不多还有一半没结账。他家里搞得稀里糊涂……我也是脱不了情面，那个时候从医，不管怎么说，还是他（程成仁）推荐的。1969年7月。那时他权力大，搞合作医疗，他不推荐，（我）去不了的。当然了，人只要灵活，不去学医，说不定现在做生意，早就发大财了。其实，他赊这么多账，我也周转困难。（村里的人）都是“叔伯兄弟”（宗亲），如果都这样来赊账的话，我早就关门了。但做人要讲点良心，他总归还是帮过我的，现在（后来）这么可怜，没办法，只能破例给他赊啦。哎，人活一世，说不清楚的……算啦，求个心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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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日益困顿的情况下，程成仁曾有几次尝试去找渡桥镇的干部，希望能得到一些照顾。但这些干部纷纷表示“无能为力”，没有相应的政策和财力拿出钱来照顾他。2005年，渡桥镇的一位干部答应，在刚刚出台的“低保”政策下，给他一个“低保”名额，每个月可领到120元。据程前进说，原本“低保”政策只适用于无子的老人和残疾人，程成仁有子有孙，给他一个“低保”名额已属于破例照顾。对于渡桥镇的干部，在这一点上，程成仁也有颇多的牢骚。他曾说：“哎，这些人少抽一条烟，就够我们生活一个月啦，就是不肯给，冇同情心了。原来讲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是‘一同’都没有了……哎，（我）一生给了党，老了没人养。”对于此类牢骚，程前进表示不置可否。他说：“现在搞市场经济，党组织也没办法呀，我们最多只能免除他的党费。村里从集体收入中（拿出一点钱），帮他把党费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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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困顿之外，程成仁感叹得最多的便是“世态炎凉”，再无人愿意理睬他。他表示，原来做大队支部书记时，很多人都巴结他，见面都赔着笑脸，可他老了之后，这些人见面连招呼都不愿再打一个，装作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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