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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这样的（爱欲）故事太多了……你去网上看看就知道了，把主人公的名字换一换，保证很多故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其实啊，我原来在梧城（梧县“革委会”）没事天天看小说，就发现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情节都大同小异，从来没变。所以，现在那些情感剧，我从不看，（因为）都编得太烂啦。“扣女”也一样，虽然在换不同的人（“小姐”），最后感觉其实也大同小异，基本动作，从来没变，就那么几个动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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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还是在这次聊天中，程守义最后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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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是享受得太过头了一点。我知道，我肯定会短命的。“扣女”那么多，虽然付了钱，还是有点亏心啦。再说，按照科学来讲也肯定会短命啦。不管是（根据）中医还是西医，纵欲太多，都对身体有害的啦……好在这辈子能享受的，也都已经享受了。差不多了，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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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程守义这么说，并不表示他马上就要去自杀。他只是表示，他有时候感到活着已没什么意思，而且仅仅是“有时候”如此而已。几分钟前，他还在强调教育好孙子意义重大，比赚钱，比自己的肉体享受，都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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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乳花生是一种粤式小吃，由花生仁和红腐乳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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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自武侠电视剧台词，意指要练就绝世武功须先行宫刑，断绝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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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奶”常为粤语对已婚妇女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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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于年轻女性，我一直没专门就此事了解她们的看法。不过，程守义的儿媳针对类似行为有略微不同的态度（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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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四章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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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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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和程守智高中毕业于渡桥中学，他们的妻子也如此。刚到程村调查“古村落”时，我曾向不少村民打听过，“哪些人比较有文化”。我被告知，程守德和程守智两兄弟常被村民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或者说，“他们一家子都是知识分子”。有时候，也有村民会说，他们是“老派知识分子”，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哪个还会生活在农村？再怎么不行，也早就出去打工揾（赚）钱去了”。这些村民说的“知识分子”，含义比较模糊。实际上，在程守德、程守智分别组织的高中同学聚会纪念照片中，他们在程村都有好几个同班同学。由此，这些村民给我指出，“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单单指文凭。我又指出，程守德、程守智的大哥程守礼文化程度很低，他们的弟弟程守才也只是初中毕业。这些村民又跟我说：“‘一家子’这个说法也是模糊的，其实就是（程）守德和（程）守智。他们的大佬（兄）和细佬（弟）不算。”大约经过了两年跟踪调查后，我才慢慢理解，村民认为程守德、程守智算“知识分子”，而程守礼、程守才跟他们不算“一家子”，是与他们诸多的人生往事细节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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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礼生于1933年，曾读过三年小学。1945年，因家庭贫困，程守礼被父亲送到广州，跟一个堂兄当理发学徒。经过三年学徒之后，程守礼“出师”，准备独立开店。但在父亲的要求下，程守礼于1948年农历年末回程村订婚，并于次年春结婚。不久后，程守礼因无资金独立开店，仍到堂兄在广州的理发店帮忙。1949年，在解放军进入广州之前，程守礼随堂兄一并移居到香港，此后与家中断绝音讯约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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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礼离开程村时，其妻子已怀孕，于1950年初生下一女。此后，按照“土改”工作队的政策，她本可重新考虑婚姻，但一方面因有生育不容易再找，另一方面在犹豫中等到了程守礼的音讯，于是未改嫁。可是，程守礼并未回来，而是数年后在香港另成新家，并有了二女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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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生于1939年，由于家境贫寒，直到1950年才获得上学的机会。为此，他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十分刻苦。程守德后来回忆道，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机械师。原来读书的时候，他对物理和数学特别着迷。1959年，程守德参加中专考试失利。在当时，如果能考上中专，就可以吃“国家粮”，但按照梧县的“土政策”，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获得安排到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于是，程守德选择了继续读高中，直至1962年在渡桥高中毕业。可是，程守德此时刚好碰上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他身为农村户口，并没有被安排到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上班。而他来自渡桥居民大队的同班同学杨显宗，则被安排到了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开始“吃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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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初中和高中同学麦某。麦某来自渡桥公社相邻的山塘公社，其叔叔在珠海某农场担任某部门领导。该农场原本是为了安置东南亚归国华侨而设置的国有企业，但也从国内招聘少量农民作为无固定编制的农业工人。1962年，在本地就业无门的情况下，通过麦某帮忙，程守德去了该农场工作。但程守德很快发现，在农场干活比在老家生产队干活劳动强度还高。而且，与之同在一起劳动的大部分工人在回国前并不懂得农业，很多人甚至不是广东人，因此不懂得根据珠海的气候、土质特点安排农业。虽然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帮助农场发展生产，但效果并不佳。程守德在农场被视作本地人，因此凡事皆要起带头作用，劳动量更大。此外，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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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客观原因之外，（我）自己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我就是个知识分子。阿谭[1]啦，你想想啊，（我是）一个刚刚从学堂里出来的书生，哪受得了这个苦啊？尤其是，我是没有编制的，干活比别人多，工资不到他们的一半，一个月十块零五毛，基本上只够养活我自己，没有多少钱带回家的。我老窦（父亲），也困难得不得了。阿智（程守智）、阿才（程守才）和我大佬（程守礼）的女都要读书，家庭负担好重啊。工资这么低，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干了一年多一点，我就坚决不肯干了，打了背包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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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冬，程守德回到程村。不久后，在父母的催促和媒人的介绍下，与生于南塘自然村、比他小3岁的程菊结婚。1964年，两人生得一子。数月后，程守德与父母分家。由于父亲身体不太好，程守德仍需接济父母和弟弟们，再加上程菊产后身体不适，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参加生产队劳动，程守德的家境愈发陷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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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农历四月，家中已经接近揭不开锅的程守德，写了一封信给麦某，向其诉说当家的难处，并求援。等把信写完之后，程守德却发现，搜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仍未能凑齐买邮票、信封所需的8分钱。不得已，程守德每天都去渡桥圩镇的“班车站”，打听有没有人去山塘公社。该车站每天有一班汽车路过山塘公社去梧城，程守德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公社干部去山塘公社办事，托其把信带到山塘公社，然后再托人带到麦某手中。第5天，天降大雨，但麦某冒雨骑自行车30多里，浑身淋得透湿地到了程村，并将用油纸包好的12元钱和10多斤粮票交给程守德。然后，麦某在程守德家吃了一个红薯后，即又返回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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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程守德给我讲过很多遍，说明当时困顿的情况。每每讲完，他都要感叹一阵子，诸如“人要讲义气”“患难见真情”“当家不容易”之类的。程守德无数次表示，他的感慨是由衷的，因为这个同学帮他实在是太多。例如，在借钱和粮票后不久，麦某又为程守德打探到一个消息，并为之牵线搭桥，让他去应聘山塘中学民办教师。在此极度困顿之时，程守德接受了麦某的建议和帮助，前往山塘公社参加考试，并取得了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而在此前，程守德一直梦想做工程师或当机械工人，十分讨厌教师这个职业。忆及往事，程守德说，“我当老师，纯粹是像林冲一样，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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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贫困之外，程守德在回忆往事，感叹“当家不容易”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1965年，因为嫂子和陈西的“桃色”事件，程守德与程守礼之间闹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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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礼的妻子与陈西的事情暴露之后，在大队支书程成仁的再三催促下，程守德连写了几封信寄往香港，要求程守礼回程村参与该事件的处理。等程守礼终于克服重重压力回到程村后，尚未正式与陈西、程成仁等人商谈，便先与程守德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父亲因身体不好，且相信程守德有文化，让程守德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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