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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事实确如程守德所料，程守禄只被要求退赔了多吃多占的木薯，仍保留了原职。程守禄直夸程守德，“读的书多，毕竟不同，有见识，简直会神机妙算，不搞政治实在太浪费”。但是，程守德当时并未像程守义那样，主动去与“四清”工作队搞好关系。也因此，虽然程守德曾协助“四清”工作队工作，但并未引起后者的重视，并未得到推举。而在程守义看来，这正是程守德不会搞关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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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程守义也表示，他很佩服程守德在政治上很聪明。程守义所指的，是程守德在政治意见纷争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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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夏，程守德正在山塘中学教书。这所学校里，因为不少老师在1957年时即被划成了“右派”，此时更是大字报满天飞。其中，也有些大字报是针对程守德的，称他为“右派”的“黑参谋”或“黑参”。原因可能是程守德平时对人比较老实、友善，包括对“右派”。在一些“右派”老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程守德会私底下从言语上像对程守禄一样给予安慰。于是，有的“造反派”就认为他一直对“右派”很好，私底下为“右派”出谋划策。对此，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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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冤枉啊。阿谭，你想想，当时谁敢为“右派”出谋划策啊？（我）无非就是同事之间，安慰过几句啦。这就上了大字报。我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决定想办法调回程村小学。在那里，我是外地人，一旦斗争继续升级，外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啦。你想想啊，真要整人的时候，肯定先拿外人开刀啦。再一个，程村小学这边，校长是“红旗派”的。从观点上说，我也是“红旗派”。我觉得可能回到这里会安全点，既是本地人，又跟校长同属一派。再一个，帮家里干点农活也方便，照看家里方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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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程守德调回程村，山塘中学针对他的大字报风波，也就随之消失。而在后来的斗争中，山塘中学成了山塘公社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他那些“右派”同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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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程村，程守德也很快陷入了派系斗争的中心。在政治观点上，程守德属于“红旗派”。他既是小学老师，又是程村人，加之与校长、程守义两人私交都不错，回村后不久，即被渡桥居民大队的“东风派”称之为渡桥公社“红旗派”最大的“黑参谋”。而在“七一六事件”中，程守德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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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事件之前的几天里，程守德曾找渡桥居民大队的老同学杨显宗谈过几次。杨显宗因是本地人，在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的“东风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东风派”从武装部得到了一部分枪支之后，杨显宗是负责看管枪支的人之一。他忧心忡忡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程守德，并让程守德等人在游行时听到“东风派”鸣锣就赶紧撤退，因为这表示“东风派”要开枪。听说“东风派”有真枪实弹之后，程守德十分着急。据他回忆，他当时曾跟杨显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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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游戏，能退则退。尤其是你这个管枪的，要注意。我们好多老同学都是你们的对立派，你可不能朝我们真开枪啊。另外，我们要是去游行，必定还有“旭日升”的中学生。他们有程村的，也有渡桥（居民大队）的，都是我们自己叔伯兄弟的子女，伤了谁都造孽。再一个，我们两边，还有好多人是几代的亲戚。政治归政治，政治运动迟早总是要过去的。过去的运动还少吗？还不都过去了？我们将来要在这里活一辈子的。将来怎么见父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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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宗当即表示愿意带上一部分枪支加入“红旗派”，投靠老同学。但程守德否定了这个提议，据回忆，他说：“过来当然欢迎你。但是，（你）不过来更好。我们在这里保护你，你在那边保护我们。政治很残酷，这叫脚踏两只船，没办法。”至此，按照程守德本人的话来说，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黑参谋”，平时活动表现不算积极，但所有重要会议他都参加，并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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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程村“太阳升”和渡桥中学“旭日升”联合游行。让程守德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那60多岁的父亲磨了一把锋利的凿子给他，说让他带着防身。对此，他曾感叹道：“连这样的老人都支持（武斗），你说疯狂不疯狂？那时真是疯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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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逃往梵城之后，程守德、程守宽等人撤回程村，拆除了村口的木桥，被“东风派”在隔岸包围一个星期。程守宽还在忙于搬运武器、实施警戒，程守德则劝他道，“守宽，你别搞这些了，跟我去撑船吧”。于是，他们接了生产队帮渡桥供销社运输土特产的任务，撑船前往桐城住了几天，避过了风头。之后，程守义曾一度被隔离调查。程守德因为是“黑参谋”而躲过一劫。不过，当“革命大联合”来临时，程守德也因属“黑参谋”，不是“红旗派”的公开代表，而未能如程守义及程村小学校长那样获得提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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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日常生活中，据程守德回忆，他都慎言慎行，力求平淡，以免陷入政治纠纷。除了教书之外，在课余时间里，程守德如同生产队其他普通社员一样开工。不过，程守德说，与干部们的小摩擦在所难免。通常，他的对策是“忍”。但在“忍无可忍”时，他也会选择公开“翻脸”。例如，1968年，程村第三生产队长程守禄常安排程成仁的妻子担任劳动小组的组长，以监督其他社员劳动。程守德的妻子程菊即经常被安排在程成仁妻子的劳动小组中。据程守德说，程守禄因为“四清”时曾求助于他，此举原本是想照顾程菊，他曾多次让程成仁的妻子对程菊客气一点。但事与愿违，由于程菊是高中毕业生，而程成仁的妻子是文盲。在管理劳动的过程中，程成仁的妻子曾有“仗（夫）势欺人”的嫌疑，说话不太尊重人。对此，程菊曾表现出看不惯，二人难免就起了一些矛盾。后来，程成仁夫妇曾多次在大众场合下说程菊“没到打钟就进饭堂”。这话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是说程菊不遵守劳动纪律，没有到吃饭时间就去吃饭。但在程村的方言中，它还有另一层隐晦的、侮辱人的意思，即说程菊在结婚之前就有了性行为，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为此，程守德公开对程成仁的妻子翻了一次脸。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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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开社员大会，我故意走在她前面，然后大声问：“你怎么跟在我屁股后边呀？”她说：“呃，是啊，碰巧啊。”我又问：“你是不是经常跟在我屁股后边呀？我睡觉，你也跟着？”她知道我语气不对了，赶忙说：“你莫乱讲！”这个时候，好多人围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趁机吼了一声：“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夫妇两个怎么知道我老婆没有敲钟就进饭堂了？你还叫我莫乱讲。到底是谁在乱讲啊？！”她冇话可讲。后来，程成仁知道了，就跟人说我真的是个“黑参谋”，平时不吭不哈，翻起脸来飞快，开口就没一句好话。（说我）就像狗，越是一声不吭的狗，越是会咬人。这些话，我懒得理他了。大家都知道谁有理、谁冇理，就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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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守德是“黑参谋”的说法，还与他劝程守智辞掉生产队长职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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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智于1968年参加生产队劳动，1970年担任生产队记工员，1975年开始担任生产队长。1976年，程守智生得一子，但不满三个月即夭折。1977年，程成仁高调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程守德认为，如果程守智不认真配合程成仁执行政策，会被认为违反纪律，如果认真配合工作，又将得罪“叔伯兄弟”。在他的建议下，程守智以妻子再次怀孕需要照顾等理由要求辞职。程成仁对程守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够卖力本来就已不满，于是同意了他辞职，并取消了其“入党重点培养对象”的资格。程守智对此原本有点觉得可惜，（据他回忆）程守德则安慰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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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入党就算了，看开点。政治的事情，谁也算不准能有多长久不变。何况，就是入党，你能当得了一个多大的官？那么多人当了大官，轰轰烈烈，最后还不就那样？你看“四人帮”……要是小事得罪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没事了。这个（推行计生政策）得罪人，可不是一般的小事。这是害人断子绝孙的事，人家会记恨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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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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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程村各生产队工价逐步提高。程守德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以成年男子常规劳动单日10个工分算，每天收入约1.5元，加上超常的工作量，成年男性的月收入在50～60元。但是，程守德在程村小学教书，其工资并未上调。他已拿到民办教师最高工资，每月35元，加上每周末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半，每月收入总共也只有45元左右。因此，程守德家的生活压力反而比一般村民家更大些。程菊常埋怨程守德教书没钱，收入还不如在生产队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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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程守德始终认为，他是个读书人，干体力活不可能比别人更占优势。于是，他慢慢地认可了程守礼原来的说法，去香港谋生（程村人俗称“逃港”），可能确实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因为，据说当时香港成年男性劳动力的日工资已在港币60块以上。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曾有同村人邀程守德一道于冬天逃港。此时，程守德也确实下定了逃港的决心。而且，程菊也表示支持，声称愿意独自在程村照看小孩，只要程守德像那些已经逃港成功的人那样，能常寄些钱回家即可。可是，在临行前的下午（村民逃港往往昼伏夜行），程守德选择了放弃。当时，程守德执教的学生还未举行期末考试。他担心自己突然离开，学生考试考不好，故而决定等一等再说。邀其同行的村民逃港成功，程守德却因政府管理风声较紧等因素影响，一等就是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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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程守德再次下决心逃港。这次，直接刺激他下决心的是家里的住房。当时，程村大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落实侨胞政策，1949年前和1950年代初逃港者，均算作侨胞，其原有住房要归还给他们。程守德家的住房恰好就是这种房子，是他父亲1950年代初“分配劳动果实”所得。程守德将房子腾出来归还侨胞之后，梧县政府补助了他100块钱，而这根本不可能盖得起一栋房子。该年，程守德的大儿子已经16岁，按照当时程村的习俗，父母已该考虑他找对象结婚所用的物件（包括单间住房）。程守德思来想去，唯有逃港才可能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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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程守德在旁人看来仍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他原本5月份就说想逃港，但如上次一样，还是等到了7月初学生期末考试结束，并且还按照正式程序，办理了民办教师辞职的手续。8月份，程守德才终于成行。而外界的大形势，正是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重要变化，边境管制已格外严格。程守德与几个程村人花了十多天时间，一道翻山越岭避开大路逃至蛇口边境（今深圳蛇口），旋即被士兵抓住。程菊让她弟弟将之接回程村。此后不久，香港取消了原有的“抵垒政策”[2]，转而对逃港者实行“即捕即解”政策。于是，程守德的逃港梦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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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谈及此番人生变动，程守德倒是显得比较豁达。如他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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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岳父，他当时反对（我）辞掉民办教师。我跟他讲，“我读了这么多书，对不起这35块”。当时民办教师最高工资就是每月35块，不可能再高。我教了16年的书，工资再调整，也高不过35块……要是不（辞职）出来的话，后来肯定转成正式教师了。很多老朋友问我是不是后悔，我说，“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不出来，现在我肯定好了，有退休金，但当时全家就过不下去了……出来就是牺牲了我一个人，救了全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有一个选择的啦。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啦。人生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没办法用后来的变化去评价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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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不成后，程守德开始思考新的谋生路子。考虑到手表当时被视为时髦的标志之一，程守德想到自己一贯喜爱机械之类东西，或许学习修理钟表是一条赚钱的路子。于是，程守德托了一个在广州工作的高中同学，找了个机会，到广州某钟表厂当学徒。两个月后，程守德已经掌握了常见类型钟表的零部件构造及其维修办法。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若程守德一直坚持留在钟表厂工作，后来的发展机会无疑会更多些。但是，程守德当时认为，留在钟表厂他也永远只能做临时工，无法得到编制成为正式工人。还考虑到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农村，程守德没敢奢望依靠当学徒、学技术，能留在钟表厂长期工作，而只是靠“走后门”学一门技术，以便回农村弥补单纯务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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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程村后，程守德找到了渡桥公社书记（原为程村小学校长、“红旗派”“头头”），请他帮忙找一个地方开钟表修理店。对此，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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