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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程村各生产队工价逐步提高。程守德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以成年男子常规劳动单日10个工分算，每天收入约1.5元，加上超常的工作量，成年男性的月收入在50～60元。但是，程守德在程村小学教书，其工资并未上调。他已拿到民办教师最高工资，每月35元，加上每周末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半，每月收入总共也只有45元左右。因此，程守德家的生活压力反而比一般村民家更大些。程菊常埋怨程守德教书没钱，收入还不如在生产队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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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程守德始终认为，他是个读书人，干体力活不可能比别人更占优势。于是，他慢慢地认可了程守礼原来的说法，去香港谋生（程村人俗称“逃港”），可能确实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因为，据说当时香港成年男性劳动力的日工资已在港币60块以上。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曾有同村人邀程守德一道于冬天逃港。此时，程守德也确实下定了逃港的决心。而且，程菊也表示支持，声称愿意独自在程村照看小孩，只要程守德像那些已经逃港成功的人那样，能常寄些钱回家即可。可是，在临行前的下午（村民逃港往往昼伏夜行），程守德选择了放弃。当时，程守德执教的学生还未举行期末考试。他担心自己突然离开，学生考试考不好，故而决定等一等再说。邀其同行的村民逃港成功，程守德却因政府管理风声较紧等因素影响，一等就是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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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程守德再次下决心逃港。这次，直接刺激他下决心的是家里的住房。当时，程村大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落实侨胞政策，1949年前和1950年代初逃港者，均算作侨胞，其原有住房要归还给他们。程守德家的住房恰好就是这种房子，是他父亲1950年代初“分配劳动果实”所得。程守德将房子腾出来归还侨胞之后，梧县政府补助了他100块钱，而这根本不可能盖得起一栋房子。该年，程守德的大儿子已经16岁，按照当时程村的习俗，父母已该考虑他找对象结婚所用的物件（包括单间住房）。程守德思来想去，唯有逃港才可能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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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程守德在旁人看来仍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他原本5月份就说想逃港，但如上次一样，还是等到了7月初学生期末考试结束，并且还按照正式程序，办理了民办教师辞职的手续。8月份，程守德才终于成行。而外界的大形势，正是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重要变化，边境管制已格外严格。程守德与几个程村人花了十多天时间，一道翻山越岭避开大路逃至蛇口边境（今深圳蛇口），旋即被士兵抓住。程菊让她弟弟将之接回程村。此后不久，香港取消了原有的“抵垒政策”[2]，转而对逃港者实行“即捕即解”政策。于是，程守德的逃港梦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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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谈及此番人生变动，程守德倒是显得比较豁达。如他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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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岳父，他当时反对（我）辞掉民办教师。我跟他讲，“我读了这么多书，对不起这35块”。当时民办教师最高工资就是每月35块，不可能再高。我教了16年的书，工资再调整，也高不过35块……要是不（辞职）出来的话，后来肯定转成正式教师了。很多老朋友问我是不是后悔，我说，“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不出来，现在我肯定好了，有退休金，但当时全家就过不下去了……出来就是牺牲了我一个人，救了全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有一个选择的啦。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啦。人生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没办法用后来的变化去评价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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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不成后，程守德开始思考新的谋生路子。考虑到手表当时被视为时髦的标志之一，程守德想到自己一贯喜爱机械之类东西，或许学习修理钟表是一条赚钱的路子。于是，程守德托了一个在广州工作的高中同学，找了个机会，到广州某钟表厂当学徒。两个月后，程守德已经掌握了常见类型钟表的零部件构造及其维修办法。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若程守德一直坚持留在钟表厂工作，后来的发展机会无疑会更多些。但是，程守德当时认为，留在钟表厂他也永远只能做临时工，无法得到编制成为正式工人。还考虑到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农村，程守德没敢奢望依靠当学徒、学技术，能留在钟表厂长期工作，而只是靠“走后门”学一门技术，以便回农村弥补单纯务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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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程村后，程守德找到了渡桥公社书记（原为程村小学校长、“红旗派”“头头”），请他帮忙找一个地方开钟表修理店。对此，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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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他（公社书记）去给我办执照，他开始说：“你自己去找他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就行了吗？”我说，“你想想看，你带我去，肯定不同的啦”。他说，“也是的”，就同意了带我去。我就跟着他去办执照，工商所、税务所的人客客气气地给我递烟。要是我一个人去，哪有这种待遇？那肯定是我给他们递烟啦。而且，关键是还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办好。而我当时是急于马上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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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花了3块钱办好营业执照之后，公社书记又给渡桥居民大队支书打招呼，要求给我安排一个门面房。居民大队支书给程守德安排了一间区位条件较好的门面房。至程守德最后搬出此房间之前，渡桥居民大队（后改为居委会）从未收取他的租金。不仅如此，工商所和税务所也都没有到程守德的钟表修理店收过工商管理费和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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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程守德用开钟表修理店赚来的钱，再借了一部分债，盖起了一栋约200平方米的新式青砖楼房。但在这个过程中，程守礼和程守才均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之所以如此，乃是1981年底程守礼回程村探亲时，再次与程守德、程守智发生了不愉快。当时程守德、程守智均已与母亲分家，程守才刚成家，作为最小的儿子仍与母亲同吃住。程守礼从香港带回新旧两台录音机，曾为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的程守智特别想要新录音机，程守礼、程守才则都以优先考虑母亲为由，主张将新录音机由程守才保管。程守德不需要录音机，但表示既然母亲自己不愿要录音机，应该将新录音机给程守智。在争执的过程中，程守礼不仅针对程守智而且针对程守德言语过激，而这两个弟弟也毫不相让，表示“人穷志不穷”，新、旧录音机都不要。并且，在争执的过程中，新录音机被摔坏，程守才最后只得到旧录音机，也对此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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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阔别多年的见面，再次不欢而散。其矛盾在建房的问题上进一步被放大。1981～1982年，程守德、程守智在艰难条件下建房，程守礼、程守才均未帮忙。1983年，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了一栋红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院墙上刻碑为“程守礼寓所”，但使用权归程守才。在此过程中，程守德、程守智也未提供帮助。其后，除1987年母亲去世外，他们再无来往。1988年，程守礼给程守才买了一辆小型运输车做生意，1994年再出资重新装修了他在程村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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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程守德和程守智给出的说法是程守礼比较偏心，而程守才也是个有心计的人，懂得讨好大哥并从他手中得到好处。程守才则认为，大哥照顾最小的弟弟本来就是应该的，程守德、程守智自己没能力照顾小弟，还想和小弟争大哥的资源，无论如何都不对。不少村民认为，程守礼毫无疑问“太冲”，但程守德、程守智也太像“知识分子”，既“穷酸”又“清高”，只有程守才够“醒目”，愿意放下身段搞好对自己有用的关系。例如，程守义曾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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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程守德、程守智）可能以为自己读过高中，有文化，一般不主动和（程）守礼联系，好像等着别人（程守礼）来主动联系他们一样。这就是不变通的表现啦。别人的家庭搞得好，你们（程守德、程守智）就不能主动向别人靠拢吗？如果主动靠拢，人家也不会不认的。人家（程）守才就懂得变通，经常找一些由头与（程）守礼来往，常常讲自己的困难，（程）守礼当然就不得不照顾他啦。其他的，好像找不出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不变通，做人太过死板，结果现成的（亲属）关系都搞不好，更不要说跟别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拉关系、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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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渡桥镇供销社进入“自负盈亏”的运营阶段，原有店面全部被拿出来拍卖。程守德以最低的价格买下了渡桥镇最旺地带的一间铺子（一个门面房加一个里间，共两间房）。程守德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如意结果，与杨显宗的帮忙分不开（1975年，杨显宗从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调往供销社，1982年开始在供销社担任领导职务）。程守德拍买到铺子后，将之稍做改造，前间作店，里间作厨房和餐厅，二楼作卧室。但即便是这样，程守德的钟表修理店仍只能起到补贴家用的作用，并不能致富。此后，随着渡桥圩镇开始建设新街，程守德的店面已显得偏僻。再加上随着手机普及，村民越来越少使用钟表，程守德的手艺也显得有些过时，收入大幅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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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程守德除了极少量的钟表修理之外，也卖一点老鼠药之类的农用小商品，每年能赚5000元左右，但水电、电话的开支即在2000元左右，人情花销也要2000元左右。对此，程守德说道：“钟表快要淘汰了，好在我们这代人七老八十的，也快要淘汰了……平时除了自己种田（水稻）、种地（蔬菜）之外，朋友、老同学有时候会周济一点，但我不会问他们要……好在还有一点田可以种，加起来总归还可以满足‘两餐’（过生活），要不然就没得吃了。”农闲时，程守德总是坐在店里，与前来串门的朋友或街坊、同村人喝茶，抽烟、聊天。不过，这些人缘，以程守义的眼光来看，都没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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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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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起，除了想办法赚点钱满足温饱之外，程守德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宗族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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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程守德并不是特别愿意参与宗族事务，认为自家的事情都没搞好，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顾及其他。但是，程村发起修族谱的几位老人隔三岔五地去找程守德。他们夸程守德文化程度高，有知识、有水平，同时表示实在找不到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干此事，希望程守德能为宗亲们出点力，接上协调宗族事务的班，否则程姓在这方面即将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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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守德开始参与和学习修族谱。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1946年程姓修族谱后村民的生育及存没情况的摸底调查。同时，他们也募集了20余万元的修谱基金。其来源主要有：第一，每个男丁摊派50元；第二，每个村民小组从集体收入中划拨2000元；第三，宗亲个人（男女不限）自愿捐款。这一举动曾引得当时的包村干部、渡桥镇副镇长方立正大发感慨。2008年在和我的一次聊天中，方立正曾对此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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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要收农业税，简直难于登天。要说修族谱，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收到那么多钱。镇里当时就说想请这些人做“协税员”（帮助政府收税的人），（他们）个个都不愿意。什么是中国农民？这就是中国农民。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你能说这是现代人吗？是现代公民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好啦，等到一旦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说叫他们去找宗族的人（帮忙）吧，（宗族）又不行了，他们只会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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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方立正的感慨告知部分村民。对此，村民有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如程守德对此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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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那些钱收去了，也不给我们老百姓办事。不清不楚的，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说不定就被他们这些当官的贪污了。要真是交给国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怎么会不愿意交呢？我们的钱就不同啦，所有的账都在各个祠堂门口用红榜张贴出来，每一分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一清二楚。如果做假账，大家一看就知道。再一个，大家都是叔伯兄弟，都是自己的事情，积极性当然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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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在参与修谱的过程中，还积极推动程村人与外地宗亲重新建立起联系。由近及远，程守德与南塘、北塘等自然村的族老曾先后与桐城、佛山南海、阳江阳春及福建漳州等地的程姓人建立起了联系，并作过正式拜访。尤其是桐城的程姓人，原本在1949年前即多有来往，此时建立联系后，先是邀请程村派代表参加了桐城清明节“拜太公”的仪式，又曾应邀派代表到程村参加新族谱的启封、分发仪式。程守德等人到南海拜访宗亲时，后者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程守德曾多次向我展示他们拜访各地宗亲的照片，有一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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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们做这个事还可以公私兼顾。我们自己私人出路费，“家门”（外地宗亲）招待我们吃住。靠着这样，这些年我也走了不少地方。那个时候（1990年代末），程成信他们那些村干部，拿着村里的公款去香港、北京旅游，回来炫耀游长城的照片，大家当面不说什么，背地里都骂他们的。我们这个，大家就没什么说的，反而到处尊重你（我们）。我年纪大了，够“两餐”（基本生活）就行了，其他的也不多想，有这样的机会出去走走，觉得也很不错。后来，慢慢也就觉得有些意思了，再加上人也越来越闲了，凡是宗族里有什么事，能够尽一份力的，就尽一份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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