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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种想法，自1990年代末开始，程守德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一整套与协调宗族事务相关的知识。例如，重新练习毛笔书法，学习作对联，以及掌握红白喜事的礼仪知识，等等。对此，程守德回忆道，虽然他是高中毕业生，但由于原来只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或机械师，教书时也主要教数学，此时学习这些东西，颇有几分困难。在程村一位老人留给程守德的《幼学琼林》一书上，我看到程守德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笔迹，写满了注释和学习心得，其用功程度确实很不一般。据程村其他几位族老说，没过一两年，程守德作对联的意境就已数一数二，对红白喜事礼仪知识也已较熟稔，唯毛笔书法提高速度较慢而已。程守德自己给出的解释是：一旦发现做的事情有价值，学习起来便有乐趣、会用心，进步也就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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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程村江北自然村的村民在操办红白喜事时，程守德一般都是必请的“主事”。程守德安排红白喜事，在程序上有一套清晰的办法。如在喜事启动之前，找什么样的人一起协商、确定具体操办规格、程序、人员配置和分工，以及开支预算，程守德都比较熟练。程守德本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安排分工、开支预算、作对联及控制关键步骤的时间，而这些在普通村民以及其他一些配合他“主事”的人看来，是最关键的。直到近两年，因为身体越来越难以适应熬夜，程守德才慢慢开始在操办红白喜事的活动中只担任一些次要角色。提及这类事情，不少村民都表示，让人更为尊重程守德的是，他在这些活动中“除了赚几包烟抽、赚了几餐饭吃”，基本上都是做义务。操办一场红白喜事，通常主家会给程守德一个一两百元的红包，但他转而又会以客人的身份将相应金额的钱，作为礼金再送给主家。如主家确属和他有亲属关系的，程守德往往还会另外添上一百块钱作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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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白喜事之外，有的年份，程守德还会和江北自然村其他村民组织修“香火堂”和清明节拜“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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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堂”在程村指的是祠堂和公共堂屋中的神龛，以及神龛前烧香烛、纸钱和摆供品用的木桌。因香、烛、纸落灰太多及气候潮湿的原因，“香火堂”通常每隔四五年需要修葺一次。而这即涉及募捐资金，请人修葺，再请阴阳先生安装，等等。对“香火堂”的作用，程守德和其他大部分村民都颇为相信。例如，他曾多次跟我讲一个案例。2004年春，他与程守智等人牵头组织村民重新修葺了一下江北自然村祠堂的“香火堂”，结果当年江北自然村考出了4个大学生。这种本是偶然巧合的事情，在程守德和其他不少村民看来，却具有相当可信的因果联系。我曾有意跟他“争论”，问他为何同样在江北自然村，程阿七等人于2010年牵头重修了“香火堂”，却未见“效果”。程守德很认真地回答道：“可能这里面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其他的因素限制了。在数学上，这个叫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一起参与聊天的程守智、程守宽、杨显宗等人，都表示赞同程守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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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带笔者参观其为香火堂书写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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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向笔者介绍香火堂内的祖先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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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拜“太公”，在资金筹集和人员参与上，也属于自愿的性质。一般情况下，组织者以程守德、程阿七等老人为主，上山扫墓者以中年人和小孩为主，妇女则在祠堂负责后勤。近几年，每年都有十来个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青年男子回到江北自然村，参与拜“太公”。但常年在家劳动或在渡桥圩镇做生意、打工的青年人，则反而很少参与这一活动，他们往往只是捐点钱，人不到场。程守德解释道，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捐钱、人也到场，当然更好；捐钱、人不到场，他们也欢迎；不捐钱、不到场，他们也不责怪。不过，他跟我提到，在1949年前清明节拜“太公”，只要有男丁的家庭，是必须要出人的，资金则由族田所收租谷开支。而现在组织拜“太公”，募捐到的钱一次就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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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清明节，我曾到程村参与程守德、程阿七等人组织的拜“太公”活动。这次，他们募捐到了2000多块钱。拜“太公”的前一天，程守德安排好人员买菜、买酒，以及次日打扫祠堂、做饭和上山扫墓的人员。在此过程中，曾任村支书、时任渡桥镇城乡规划办主任的程成信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有的被采纳，有的则没有，村民并未对他有特别的尊重。而对程守德，他们则十分尊重，最后方案由他定盘。由于程守德年事已高，且因程村与江北自然村的“太公山”之间的梧桐江大桥于2010年毁于大水，前去拜“太公”需骑摩托车约40分钟，绕过桐市的一个镇，然后再爬山一个小时，他对于不能陪我一起去拜“太公”，表示十分抱歉。然后，他反复交代程守智，让其一定要跟我详细解说他们“太公山”上“大鹏展翅”“美女抛梳”等风水圣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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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自然村程姓村民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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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大门口红榜公布清明祭祖收支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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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程守德也会因为宗族的事务而陷入一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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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渡桥镇从佛山市引进两家陶瓷厂，其中一家厂房选址涉及一片2亩多的“旱地”（实已荒废成灌木林）。镇政府为陶瓷厂征地，使得这片“旱地”有了近2万元的经济价值（陶瓷厂的二期规划还将涉及“旱地”周围的山林）。这引发了江北自然村和南塘自然村之间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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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实行“三权四固定”时[3]，这片旱地连同周围的山地属于第一生产队（今程村第一村民小组，位于江北自然村），1965年在程成仁的提议下划给了第十生产队（今第十村民小组，位于南塘自然村）。当时，由于第一生产队程守宽等人反对，程村大队干部最后形成了模糊决策（且无文字记载），“因一队的‘飞地’太远，暂交给十队管理”。此后40余年里，第一村民小组再未提出收回的要求。因为地处偏远，第十村民小组在“分田到户”时没有农户愿意接收，遂被当作了南塘自然村的集体山林（这意味着该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都有份）。程守德分析道，这么多年，包括在“分田到户”这一关键时刻，第一村民小组都没说要收回，主要原因是该地面积不大却又偏远，而且没什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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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片山地突然升值之后，第一小组的村民纷纷提出，他们才是山地的所有者。当他们发现与自己争夺的是整个南塘自然村的三个而非一个村民小组时，随即改变了策略。他们宣称，该山地是江北自然村的“太公山”，江北自然村将来要用它做坟地，不能给外人占去（这意味着江北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都应出力参与纷争）。由于是争“太公山”，无疑就成了宗族事务，程守德被江北自然村的村民拉去南塘自然村交涉。甚至于，1949年前已移居香港的同胞也被拉着卷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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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程守德发现，村民所争夺的其实并非“太公山”，不是要留它将来做坟地，而是要争夺征地款，而且内部很不团结。于是，他拒绝再参与和南塘自然村的争夺。此前，程守宽曾劝程守德，最好像他一样，不要介入此事。程守宽说：“真要齐心协力争的话，1965年我就争了。没用的。”当时，程守德认为，程守宽虽身在江北自然村，但在宗族谱系上与南塘自然村同属一个房，所以找托词不愿出力。此时，程守德才认可程守宽消极怠工，的确不是出于宗族观念，而是对江北自然村不够团结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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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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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村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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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守德一样，程守智也很热心公务。不过，他感兴趣的是村庄公共事务，对宗族事务则不太感兴趣。因为，程守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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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分田到户”之后，我看真正讲宗族感情的人就已经不多了，大家最看重的是单家独户怎么赚钱。比方说我们江北（自然村），关系好的，无条件帮忙的，也就是亲兄弟之间还像过去说的那样。有的亲兄弟都不行，你看我们几个兄弟，我经常说，我就只有一个“大佬”（哥哥），就是阿德（程守德）……同一条村（自然村），比方说“耳东”陈，关系说不定就比“禾呈”程还好一些。所以呢，同一条村就是同一条村啦，不要讲什么宗族不宗族的，远亲不如近邻啦。我要是当村主任（自然村公共事务负责人），就是要把我们江北这条村搞好，至于什么南塘、北塘啊，（虽然同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这一点，我跟“大佬”（程守德）的观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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