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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他是不是认为干部跟社员不公平时，程守宽答道：“这个当然也有，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感觉不自由”。他表示，干部们有点工分补贴，甚至开工的时候有点挑肥拣瘦，搞“定额包干”[1]时，把好一点的工具，如新锄头、镰刀之类的，优先安排给自己的家属用。这些情况也让人感觉不公平，但没什么大不了，都是小事。最不公平的事情其实就是陈林多吃多占之类的行为，不过“四清”的时候已经被清算。另外，后来程守义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也算是不公平，但毕竟他也受了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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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认为，当时程村的普通社员最希望的是有更多自由，而程成仁、程成功这样的干部们可能希望有更多的权力。于是，冲突就更深了，“单干”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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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磨洋工”的事情吗？“磨洋工”说的就是大家干活慢悠悠的，出工不出力，磨时间。那个时候除了梧桐江改道，像我们这个地方，该要修的水利早就修完了。可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我们开工，一起去修水沟，七七八八的。那点点事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但是你不去的话，就不给你工分，你要是自己搞副业，还得交钱给（生产）队上。那不大家都去磨洋工？我最不喜欢的是，就算磨洋工，你也得准时到场，睡个懒觉都不行的。你说这程成仁，就不能让我们休息一下吗？他就见不得人休息。农忙的时候搞“定额包干”，农闲的时候也可以搞啦，我喜欢什么时候开工就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收工就什么时候收工，反正把事情做完不就行啦？呃，他偏不。本来嘛，要是那个时候的管理再松一点，我估计也就不会那么多人都觉得不自由，想单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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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虽然他搞“单干”搞得不怎么样，但在那时，他在程村确实属于特别想自由单干的那一批人。为此事，程守德还曾劝过他几次，不要乱说话，免得犯政治路线错误，将来搞起运动来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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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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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宽的回忆中，1980年代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将之形容道：“就像一个坐了很长时间牢的人，刚刚（被）放出来，突然感觉天宽、地宽、精神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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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田到户”时，程守宽夫妇有三个儿子，分得责任田近2亩。程守宽的两个弟弟也均已成家，且已有小孩。按照程村的习俗，原本麦老太应与程守忠同吃住，但因为麦老太跟思想颇有几分新潮、喜欢穿喇叭裤的小儿媳妇多有摩擦，于1986年经几个儿子协商，连人带责任田并入程守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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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种田在江北自然村是出了名的好手，而且非常勤快。除了自家食用之外，程守宽每年都可以卖出约1000斤粮食。但对于家庭开销来说，这点收入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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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守宽将原来给程村大队修船的木工技术，用来制作其他木器。但是，相对于程守义而言，程守宽做木工也只能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根本没有办法存钱。他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木材原料，由于在林场没有熟人和过硬的关系，经常买不到木材。同时，缺少资金也制约了程守宽扩大生产规模。有好几次，他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可能买到木材，但由于缺少资金而没有成功。再加上，在产品销路方面，程守宽的熟人大部分都是经济条件居中或中等偏下者，其购买力也有限。有时候，程守宽的木器家具生产出来之后，隔上好些天才能卖出去。如此一来，他的产品销售和资金循环速度与程守义完全不可比拟。其结果，程守宽虽然在程村也是较早从事木材加工业的人，其收入却与其他村民没有太大差别。1990年代初，程守宽才终于积累了足够的资金购买了一套电动锯、刨等工具。但是，此时使用电动工具从事木材加工的村民已经较多，而且由于珠三角地区一些新款家具也开始流行，程守宽加工的家具款式已经老套，难以卖上好价钱。于是，在几乎没有来得及收回设备成本的时候，程守宽就停止了木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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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义看来，程守宽在1990年代初还在继续从事木材加工，属于做人不知道变通乃至有些呆板的表现。程守义表示，他的原则是，别人都能够做的事情，他就不会去做。在一次聊天中，程守宽曾当面反驳程守义的看法。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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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当然没错。问题是，谁不想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呢？别人都能做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做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比方说，你做木工，我也做木工，你用电动机，我也想用，但我哪有这个本钱呀？再说了，就算有这个本钱，我没有关系，也搞定不了（买不到）那么多木料啦。杀牛也是（这样），你要是没有做木工赚到的钱，哪有本钱做（买牛杀）牛生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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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程守宽的木工技术，毕竟还是为他改善了生活。当时程村农户盖房子都需要搭建木架子，称之为“装模”，然后在木架的模具上扎钢筋网、浇灌混凝土。由于程守宽木工技术比较好，而且干活特别认真、老实，不少村民都会请他做这些木工。同时，程守宽除了做木工，也帮这些村民打零工，手工扎钢筋、搅拌和浇灌混凝土，等等。程守宽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差不多也算万元户，就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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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自家于1973年建的新式青砖房已十分陈旧，且只有一层楼。因此，从1989年起，程守宽就计划盖一座新的红砖房，以备给长子程敬祖说亲、结婚用。为了省钱，程守宽和妻子冯兰决定凡是自己能做的工，全部都由自己做。他们自己动手做红砖、烧红砖，自己到梧桐江捞沙、鹅卵石，然后用板车将之拉回家，自己挖地基、砌墙、装模。结果，一直到1991年，程守宽的新房仍只盖了一层楼，而按照程村村民普通红砖房的设计，需至少2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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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好几年超常规的劳动和缺乏保养，1991年，冯兰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先后求助于西医和中医，共花去医药费4000余元，均未见有起色。由于冯兰生病，房子盖了一半便只好中断。不久后的一个深夜，程敬祖在朋友家喝酒后骑自行车回家。在省道上，一辆摩托车把他撞倒并逃之夭夭。这次事故造成他腿部和右手骨折，花去医药费6000余元。此后数年，冯兰和程守宽的母亲麦老太常交替生病，每年的医药费支出都在五六千元。程守宽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拮据起来。程敬祖于1993年结婚，靠两口子前往中山、珠海等地打工，1998年才将红砖房加高到了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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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程村农民一样，程守宽也曾经想过通过养猪致富。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担心自己防疫的技术不够，程守宽不敢贸然行动。1993年，程守宽停止做木工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养猪。程守宽将家中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再向弟弟程守恕、程守忠各借了500元，买了6头猪仔。但是，几个月后，程守宽家的猪仔得病，经渡桥镇兽医治疗后，仍死了4头。待年终卖掉2头猪，程守宽发现即使除掉劳动力和自种猪食不算钱，还亏去几百块。此后，程守宽不敢再大规模养猪，而只是跟其他普通农民一样，每年养一头猪。1999年，程守宽不再养猪，因为他发现渡桥圩镇的饲料猪肉（家养猪肉出售时价格与之一样）越来越多，单家独户养猪已经完全划不来，整个程村已无人再用传统的方式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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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还曾饲养过蜜蜂，并至今都还在从事这个行当。在渡桥圩镇，1985年的天然蜂蜜价格约为每斤5元，约相当于5斤猪肉。2013年，其价格约为每斤70元。按说，蜂蜜价格一直不菲，但程守宽也未能以此致富。这主要是因为程守宽只在家门口饲养蜂蜜，范围太小，一是不可能扩大饲养规模，二是可供蜂蜜采蜜的范围有限，再加上由于邻近稻田，每年在稻花盛开的时节都要死去一大批蜜蜂（水稻施农药，蜜蜂被毒死）。在通常的情况下，程守宽每年能收到的蜂蜜在20斤以下。除了自家食用和送亲友之外，程守宽靠卖蜂蜜所得，只能解决他抽烟的开支。程守宽估计，如果能够每年花几个月时间到深山老林中去饲养蜜蜂，其产量完全可以达到每年六七百斤。他曾认识一位梵县的养蜂人，跟他一样从1970年代末开始对照着《工农兵养蜂手册》学养蜂，他们两人经常有交流。眼看着这位朋友在深山里靠养蜂赚钱，给四个儿子各盖了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程守宽也多次产生过入深山养蜂的想法。但是，程守宽始终未能落实这一想法。言及理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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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家庭条件限制。年轻的时候，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老婆身体不太好。三个崽（儿子）要读书，我不可能不种田、去养蜂。虽然就只有那么一点田，但就是那么一点田把我拖住了。等三个崽长大了，他们却不愿意种田，要么就去打工，要么就吊儿郎当。再后来，我又得在家里照顾孙子了。第二个原因，我自己心里也还是有点怕，怕有风险。在家里养蜂，虽然说明我的技术完全没问题了，但要把这个（养蜂）作为主业，还是有点怕技术还不过关。再一个就是，经常种田的人离开了田地，心里总是不踏实，不如种田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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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曾提及，2000年是他唯一可能发财的一年。这一年，程守宽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外加向亲戚们借的3000元，办了一个肉鸡养殖场。为降低成本，程守宽与一个经营龙眼果园的老板合作。程守宽为老板看守、打理50余亩龙眼园，老板允许程守宽在龙眼树下养鸡，并将管理龙眼园的厂棚免费给程守宽夜间关鸡。半年后，程守宽为老板摘收完龙眼，并向老板借了5000元，准备扩大生产，购买下一轮饲养的小鸡和饲料。程守宽承诺，一个月后他将卖掉第一轮养殖的肉鸡用于还款。此时，程守宽最小的儿子程敬业自告奋勇去张罗买小鸡和饲料的事情。但事实上，当天晚上程敬业与几个“朋友”在渡桥圩镇打牌，即将5000元输在了赌桌上。之后，程敬业担心挨打，连家都不回，直接去了东莞打工。程守宽出售了肉鸡，还了龙眼园老板的钱之后，已几乎身无分文，不得不放弃了再办养殖场的计划。程守宽说：“家里有了败家子，什么都搞不成的。（我）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鸡，除了欠几个亲戚3000多块钱的债，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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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曾感叹道：“人生一晃就过去了，到最后一事无成，还是守着这2亩田、4分地，仅仅比‘一亩三分地’多一点点。”确实，除了种一点水稻之外，程守宽几乎将他绝大部分能用的时间都花在了种菜上。三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大家庭的所有土地都归他耕种。但程守宽发现，近十多年以来，虽然电视里常常报道蔬菜价格在涨，渡桥镇的蔬菜价格却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渡桥镇周边的城市，如梧城、桐城、梵城，都已经在自己的郊区发展了专业化的大棚蔬菜种植园，甚至从山东省寿光市运输来的蔬菜也出现在了梧城和桐城的超市里。程村的蔬菜主要只能卖给渡桥圩镇及周围一些石材加工企业，由于程村、圩郊村及周边另外几个村留守的农民都已将主要精力放在种菜上，渡桥镇的蔬菜往往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程守宽家每年都有不少蔬菜烂在地里。外来的菜贩子偶尔也到渡桥圩镇收购蔬菜，但往往将价格压得很低。对程村村民而言，稍有优势的是他们种植的芥菜在广州非常有名，价格稍有保证。可惜因季节限制，传统方式种植芥菜，产量毕竟有限。所以，程守宽靠种菜几乎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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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田到户”后的生活，程守宽说：“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进而，程守宽抱怨道：“我们两公婆（夫妇）做工（干活），已经勤快得不能再勤快，但每当家庭稍有点起色，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得喘气都喘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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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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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挣扎”的过程中，程守宽表示，“农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现在这个社会对农民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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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常说，农民靠种菜、卖菜，即使没有自然灾害，也常亏本。如果不种菜，仅种粮食，就亏得更加厉害。但是，菜贩子和城里的批发商、零售商都是旱涝保收、稳赚不赔的。2012年夏某天，程守宽曾邀我和他一起挑了一担青菜到渡桥圩镇去卖。我们和几位菜农努力地想计算出种菜的成本，却很难计算出来。首先，农药、化肥、菜种投入都不是一次性的，价格有波动，成本难计算。其次，每天都卖菜，价格波动更大，收入零散且极不稳定，难计算。绝大多数菜农只能笼统地表示，种菜的收入只够应付家庭的日常开销，所以种菜是老幼病残干的事情，壮劳动力不会留在家种菜。可菜贩子们算起成本来却很清楚，压低价格收菜时“振振有词”。经整理，其关键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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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通菜场零售摊常由夫妇2人经营。2人总收入每月应在9000元以上，方够应付包括烂菜损耗、摊位租费、市场管理费及其他家庭开支（小孩还必须放老家养，否则开支更大），并能有3000元左右存款。这就需要保证每天进出货的差价在300元以上。若以平均每天卖出100斤青菜计，则每斤须加价3元，纯利润1元。如果青菜零售价格维持在近几年较常见的每斤6元左右，其批发价必须低于3元。批发市场常赚取差价达30%～40%，给菜贩的价格约2元。扣除运输及损耗成本，外加自己要赚的钱，菜贩给出的零收价就只能在1元左右，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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