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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梧县就有加工石材的传统，1980年代转向装饰性石材加工，但设备仍较传统。1990年代初，少数手中已有一定资本的乡镇企业和私人老板开始从国外进口加工设备，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时，随着珠三角地区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和装修层次的提升，石材加工业开始急剧扩张。1990年代中后期，最先积累了巨额资本的老板开始从国外进口石材原料，加工之后再销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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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福稻进入这个行业时，最大的十几个老板已占据利润最高的几个领域。对此，他具体介绍道：第一，在国外购买天然石头，加工成8～27立方米的石块（业内称“荒料”），为其他中下游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某些天然石头被开后，可能发现品质不佳甚至几近废料，故此环节风险较大；第二，将荒料运到中国海关，进入批发市场，但涉及种种海关手续及市场周期波动，一旦荒料积压，资金周转风险很大；第三，用巨型水刀[1]将荒料切割成半成品，巨型水刀投资较大；第四，少数企业回收石材加工后的边角料，然后将之粉碎，再重新压缩成石板，此类项目技术含量高、投资大。程福稻非常羡慕这些领域的高利润，而且这些企业家往往是梧县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与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也非常顺畅。可是，因为资金实力不够，程福稻对这些领域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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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小型水刀切割工艺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梧城石材加工业采用，但对投资、操作技术等方面的要求也比电锯要高不少。程福稻表示，因为资金限制，他甚至没有办法像他妻兄那样，从事水刀拼图和工艺石雕等利润比较高的业务，而只能从事一般性的装饰石材加工，如石板、石条等。他常感叹，因为资金限制，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直到2009年，程福稻花了200万元买了2台水刀机器，仍只能做小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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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年，程福稻与妻兄从梧城的“大佬”们手中购买半成品进行加工。在产品销售方面，此时程福稻夫妇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网络，其经营状况一直不算太好。他将之形容道：“小有利润，但赚得不多。一年毛利不到一百万，交税，买房，买车，还要陪客户吃饭、打牌（送回扣）。最后落（赚）不到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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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程福稻开始与妻兄合伙直接前往厦门石材市场批发购买荒料。然后，他们将荒料拖到梧县城郊镇切割成石板，做出成品销售。同时，2006年起珠三角地区持续升温的房地产业为程福稻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且，经过几年积累，程福稻从企业管理到拉订单都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在销售网络建设上，也已小有成就。所以，虽然程福稻主要加工普通建筑板材，单件利润率比大型水刀拼图低，但因为他能持续保证比较大的销售量，总利润仍相当可观。他表示，此后石材加工厂每年纯利润终于过了百万。对此，程守义曾补充道：“120万～150万元。这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不是你，这个数字（我们）一般不说的。我们广东人做生意比较低调，不喜欢声张，闷声才能发大财啦。尤其（如果）是当官的来，（我们）肯定就说只有五六十万啦。多了，你（我们）就要多交税的啦。”程福稻则表示，有时候到外面去跟客户谈生意时，这个道理可能就是反过来的，要夸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和营业利润，才能拉到更多、更好的订单。他总结道：“一句话，少出多进。这个跟你们教授说的‘一加一等于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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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材厂的经营过程中，程福稻继续坚持了程守义做生意的原则，“亲戚归亲戚，生意归生意。”并且，程福稻用新式的网络语言将之发挥阐释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2000～2013年，除了曾聘用过南塘自然村一个中年妇女做厨师之外，程福稻从未在程村聘请过一个工人。他说，来自湖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民工工价低，而且听话，因身处外地，这些民工一般不敢“调皮”。而如果聘请本村的村民，虽然说关系本来很明确，但总难免会掺杂一些其他的东西进来，处理起来要比陌生的外地人复杂得多。他举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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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从不太过分要求加班、赶工，平时管理也较细致，有明确的操作规范，所以从来没发生过工伤事故。但是，也要以防万一。真要是有这些事情，外地生人嘛，反正就按照政府的规则来，公事公办，比较好处理，要是本地熟人反而复杂。我有个朋友，就是（我工厂）斜对门那家。他厂里，前两年有两个工人锯断手指。那后来处理起来，本地熟人明显不像外地陌生人那么简单。（本地熟人）赔钱赔得多是一回事，还得买礼物去医院、去家里看望啦，一次还不行，得要看好几次……在平常的管理当中也是（如此）。本地人，你正是赶工、缺人手的时候，她（他）可能偏偏就说家里有事要请假回家。你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不近人情，面子上过不去，传出去也不好听。同意，你不能按合同交货，得罪客户也好，赔违约金也好，那是你的事，跟她（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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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程福稻分析道，只有厨师这个位置是随时可以找人替代的。即使厨师突然因故请假，他也可以从外面的餐馆里叫一些“外卖”临时解决问题。这是他仅在厨师这一位置上聘用本村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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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里，程福稻本人主要负责前往厦门采购原料，前往珠三角地区接洽客户、拉取订单，一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外。他妻子主要负责账目和工人的日常管理，及接待主动上门买货的零散客户。程福稻以每月8000元的高工资聘请了两位湖南工人，负责技术操作及设备管理，其他负责打磨、清洗等工作的普通工人，则据工作熟练程度每月发工资2000～4000元（有时也按件计工资）。近年，长期在程福稻厂里工作的工人为十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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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功，除给程福稻带来大量财富之外，也正在改变他的生活。对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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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饮食习惯，我原来是滴酒不沾，完全不吃辣椒。但是，经过十多年久经沙场，现在我也可以吃你们的（湖南菜）“剁椒鱼头”、四川的“水煮牛肉”啦。喝酒也是，每个礼拜总有那么几顿酒，逢年过节就更多。你知道，我们广东老百姓喝酒本来一般是比较随意的啦，不会拼命劝酒的，更不会拼酒。但是，生意应酬就不是这样。要是请官员吃饭就更加（厉害），拼命地喝，喝洋酒。你知道的啦，我们渡桥（镇）人本来就算喝酒也就是喝点米酒。现在喝的都是“XO”“人头马”（牌的洋酒），估计十有八九都是勾兑的（假酒）……（说到）睡觉，在农村都不会太晚啦，现在完全习惯了一两点钟睡、九十点钟起，完全是夜猫子了。哎，没办法，生意应酬就是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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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他讨论为什么“没办法”时，程福稻表示，主要原因是生意规模“不大不小”。这种“不大不小”的生意，在原材料、销售订单、工人劳务、税收、用地甚至环保等环节，都或多或少需要通过一些制度外“变通”的方式，才能处理得比较好。要是生意做大了，“就可以斯斯文文喝红酒，每天早睡早起，打打太极拳，其他的事交给手下去处理”。或者，如果只是做点小买卖，也不用这么多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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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福稻还曾提及，投资石材加工，也有好几件很不称心的事情。首先，2006年后不少石材加工业的“大佬”开始投资房地产，而不少资产规模与程福稻大体相当的老板则干脆退出石材加工业，转而投资房地产。程福稻说，2006年下半年他买第三套房子时，梧城的房产均价还只有每平方米约1600元，但仅在2007年，就涨了约一倍。2012年下半年，梧城房价已平均约每平方米6500元。程福稻与我聊天时估计，投资房地产的利润至少比普通的石材加工业高一倍。他有几分懊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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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听说哪个同行，在7年的时间里，资产能够连续翻番的……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梧城的房地产（业），至少有半壁江山在石材老板手中。“大佬”炒地皮，“中佬”搞建筑，“小佬”炒房子。我当时就是太老实，以为做石材（加工）刚刚上了路，还是脚踏实地继续搞这个。我本来也在梧城买了三套（房子），都是200平方米左右的复式结构。我的打算是将来自己住一套，另外两套，两个儿子各一套。（我）这个还是小农的思维，房子买了就是住的，没想过去投资、炒作。本来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小老板啦，思想还是不够解放，搞大市场投资还是不行，只能小打小闹赚个“两餐”（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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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程福稻最后自我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中有的终将有，命中无的求不来。”但当我安慰他“已经赚得不少”时，程福稻又笑道：“钱是不会嫌多的。这个就像抽鸦片一样，你越赚得多，就越想赚更多，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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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程福稻还感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自己的关系网络也越来越广，朋友越来越多，但能说真心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他曾向一个朋友感叹道：“原来说‘一起扛过枪的’（本指战友，但此处为性暗示‘共嫖’），关系应该就够铁了。现在看来，其实也就那样，真到利益问题上，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同时又强调，在很多场合下，为了促进生意上哪怕是有限度的信任，“请客”或相互“请客”仍是必要的。甚至于，有时因为此类应酬太密，根本没有任何欲望。他的妻子对此也了解几分，但她说：“革命靠自觉，靠管是管不过来的”，同时又表示，生意应酬不管，但“二奶”坚决不能有，否则就离婚，带着儿子，分一半家产，单独过。夫妇俩都关心而又都没时间管的是两个儿子的教育，为此不得不请双方老人轮流看管。对此，程福稻说：“现在的小孩好难搞……真有点担心人家说的‘富不过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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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在桐城各开设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前者总资产超过2000万元，后者约200万元，只有小女儿靠在自己大姐的厂里从事管理工作养家。对此，程守义再次强调，四个子女只有小女儿高中毕业，其他均为初中毕业，“事实证明，不读书不行，读多了也不行。（对我说）我们广东人就这样，不讲虚文，要讲究实用，要让读书多的人来给我们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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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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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程村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打工是他们的唯一选择。程守德的次子程敬道、女儿程敬思和女婿陈生，程守宽的长子程敬祖，以及程守智的儿子程敬山、女婿李生等人就属于这个庞大群体当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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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道生于1968年，从渡桥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家“玩”了两年多，于1990年外出打工。第一站，程敬道到了中山市小榄镇。程敬道先后在制鞋厂、制衣厂和五金厂干过，开始几年稍微存了一点钱。据他回忆，第一个月工资是一个运动鞋厂发的800元，三个月试用期满后为1000元（而当时在渡桥镇，程敬道的高中老师，工龄长的才600多元，工龄短的不到500元）。工厂包住不包吃，自己在工厂食堂吃饭，一天7～8元。由于工厂经常要加班，程敬道很少到厂外花钱，“顶多（一）个把星期出去看一回录像，也就是三五块（钱）。”这样，他每月可存600～700元。一年半后，程敬道离开鞋厂，转到制衣厂做车工。忆及此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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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跳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鞋厂加班太厉害。通常只有星期天晚上不上班，其他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开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更多。加班时间按计件算工资，多劳多得，但通常平均每个小时只能赚到2.5～3块。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工作主要是站着做工，久而久之，感觉实在是受不了。多亏那时年轻啦，现在要这样哪受得了？你们“捞仔”“捞妹”（北方人）厉害，我们老广（广东人）不行。我那些湖南、四川、贵州还有江西的同事，赶工的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我坚持不了。现在叫这种（工厂）叫“血汗工厂”，那时我就觉得这工实在不是人做的，工资虽然还可以，我还是不做这个工，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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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道在制衣厂的工资与此前的鞋厂基本相当。不久后，程敬道感觉自己每天坐14小时左右，也非常难受。所以，不到一年，程敬道换到了工资略低一点，但工作身体姿态可稍微自由一点的五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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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清明节返回程村时，忆及这段常加班的打工经历，程敬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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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真是太苦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人就像是个麻木了的木头人，除了加班什么都不知道了，吃饭的时候，饭菜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私底下大家都骂娘啊，好多同事都说，“这些老板赚那么多黑心钱，他们该断子绝孙的”。直到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怕，真不知道当时怎么熬过来了。现在有时看到网络上人家说小榄（镇）怎么好、怎么好，我就很不爽。他们如果不是从我们身上榨取那么多血汗钱，哪有这么好？吊（神气）什么吊？不是开玩笑的啦，真的是血汗钱啊。汗就不用说了。我好多同事受工伤，比如说手被剪到，多少血啊？更不要说那些花季靓女熬掉了青春。招工的时候就明确说只招18～25岁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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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艰难，1990年代初期的打工经历还是为程敬道积累了一点存款。利用这些存款，他将江北自然村的房子和渡桥圩镇钟表修理店装修了一番，瓷板地砖、皮革沙发、录音机和彩色电视机曾在程村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程守德夫妇对此高兴不已，并常用程敬道的例子教训长子程敬修。同时，他们还张罗着为程敬道说亲，程敬道本人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说，外面想跟他谈恋爱的女孩多得很。但是，程守德夫妇认为，外面的“捞妹”让人难放心，而且将来到太远的地方走亲戚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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