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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年轻人“晃悠”，还诱惑了个别“老实人”为实现暴富铤而走险。江北自然村有一个叫程求富的村民，是邻里眼中公认的“老实人”。他家境比较困难，曾靠地下婚姻中介介绍，娶了一个越南女子为妻。一开始，程求富担心妻子会逃跑，所以对家中值钱的东西看得比较紧，并招呼周围村民帮他多注意新娘的动向。这位越南女子跟程求富一起生活了四年多，并生了两个孩子。因他们无法办理结婚手续，小孩没有办法取得户口，在生活上增添了诸多不便。但让程求富比较满意的是，总算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可就在他们结婚近四年半左右的某天，程求富外出干活时，妻子带了家中所有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后，家境陷入极度困难的程求富把目光转向了“晃悠”的年轻人，试图通过贩卖海洛因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2004年，当程求富第三次从广州将海洛因带至渡桥镇时，在渡桥圩镇车站被抓，至今仍在服刑。程求富的两个孩子跟着年迈的爷爷，过着十分困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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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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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仍在程村干活的人，基本上都是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和一些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在年轻人当中，仍坚守在家并在土地上干活的，只有少数妇女。程守智的女儿程敬娴，是这少数当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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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籍上说，程敬娴结婚后便已是圩郊村人。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程敬娴白天都待在程村的父母家。不少村民开玩笑说：“她是每天早出晚归到娘家来上班的。”程敬娴对此不予置否，但她表示，公婆家种田、种菜的事情还是归她管的，公婆只负责日常打理和做饭。实际上，在近年的程村，外嫁女长住娘家已非个别现象。我访谈过不少这样的外嫁女。她们说，老公是在外打工认识的，公婆住在她们从没去过几次的农村，所以她们要么待在城里打工，要不然就还是愿意住在程村，生活习惯不用调整，而且还可减少和公婆产生矛盾的机会。如此一来，我发现，竟有不少在程村外公、外婆家成长的小孩，表示和爷爷、奶奶及父亲老家其他的亲戚从没见过几次面。所以，对于程敬娴这样的外嫁女，程村人感觉她们和外出打工的男青年一样，仍是程村人，“从未真正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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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娴生于1979年，1995年初中毕业后，曾前往东莞某制鞋厂打工。但是，程敬娴很快也发现根本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劳动。对此经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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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到大都没做过这么苦的工。读书的时候，最多帮爸妈做点轻松的事情，其他的都是他们做。再加上，上边还有我哥罩着，我不用做工（干活）做太厉害啦。结果去打工就适应不了。要说（制鞋）算多重的体力活倒也不算，关键是一天十多个小时做个不停，就那么几个动作，站就站着，坐就坐着，不能随便改变的。还有人管着，上厕所都要请假。做工做得我哭了好多回，真想早点回家。但是，回来又怕人笑话，说闲话，说你“怎么‘晃悠’一下就回来了？”就咬紧牙关做了一年，再也不去了。给爸妈买了点东西，其他的都买衣服、鞋子、手镯、项链什么的，没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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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8年，程敬娴在家协助母亲李静种菜，另种了2亩多砂糖橘。1997年底，程敬山回家过春节，其初中同学李生到程敬山家玩，认识了程敬娴。李静对李生十分满意，在其催促下，程敬娴与李生于1998年底结婚。此后，李生继续到广州打工，程敬娴吃住几乎都在娘家。不久后，李静表示，家里种菜的事情不需要程敬娴帮太多忙，并提醒她必须要到圩郊村帮公婆干点活。从此，程敬娴开始包揽公婆家种菜的体力活。公婆对此十分满意，表示菜园的日常管理他们足可应付，让她多帮着娘家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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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程敬娴也到广州与李生一起在一个海鲜档口打工。她说，这次外出打工目的是和丈夫住在一起早点怀孕。因为，他们结婚两年未孕，圩郊村不少村民说闲话，或猜测他们夫妻感情不和，或猜测她身体不好。几个月后，程敬娴怀孕，回到程村休养，公婆常到程村看望。2001年初，程敬娴生下一子，李生也不再外出打工，而转在渡桥镇的石材厂打工。2008年夏，程敬娴再次怀孕。有一次，我曾问傍晚前往程村接她的李生，是否有生育指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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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镇政府也不管什么计生不计生的了，只管收罚款。生下来之后去交罚款给他们就得啦。这笔钱早就准备好啦，3万块。没钱也没关系，现在越是没钱的人，生得还越多，反正政府也没办法。你（政府）不能拆她（他）的房子、抓她（他）的人。要罚款，一分钱没有。政府也奈何不了她（他）啦。她（他）种点田、种点菜，反正也饿不死，至于小孩能不能读书、出人头地，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人活在世上，还不都是为子孙后代吗？3万块小意思啦。现在不像原来在泥巴里找饭吃，靠打工的收入，3万块说少不算少，说多也不算多。她（程敬娴）守着家里这点田土，就只能解决温饱。当然了，这个也很重要。要是米、菜样样都要我去花钱买，那我这点工资就搞不定了，哪里还敢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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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程敬娴生下一子。据程敬娴说，她公婆对此非常高兴，对她说：“以后种田、种菜这些事，你只负责大方向就行了。具体怎么做，我们来负责……你要带好两个小孩，教育好他们。”她公婆希望将来孙子们一定要做有出息的人，不能只是守着家中的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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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娴认为，守住家中的田地属于夫妇配合的一部分。在她看来，如果打工的收入比较高，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能把小孩带到身边培养，当然更好。如果打工的收入不足以把小孩放在城里培养，就不能够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否则，小孩变成留守儿童，家里的老年人完全没有办法把他们教育好。因此，像她和李生这种情况，只能是男的进工厂打工，女的必须要守住家里的田土，才能既有钱花，又能够照顾到家庭，尤其是照顾好小孩。对此，2009年夏某天，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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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要过得好，小孩必须带在身边。要是打工的钱不够，女的就不如待在家里种点田、种点菜，甚至哪怕什么都不做，至少也照看好了小孩。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在家种田，都出去打工，或者是“晃悠”。这是不对的。不说别的，对小孩就不好。在家的，一般都是女的，勤快一点的，一边带小孩一边种一点东西，不勤快的，带着小孩就不错啦。像我们这种，两个人都在家里，小孩就不敢太调皮，再怎么搞坏事情，都还有个谱。他们怕老爸的啦。那些老爸不在家的，尤其是老爸、老妈都不在家的小孩，小小年纪，好多都打游戏、打牌、抽烟，每天大摇大摆从家里拿大把钱去买垃圾食品吃，老人根本管不住。没办法，不打工，没钱花，打工，小孩又没人管，小孩要是学坏了，工就白打了。所以，我在家守着这点田土，也是没办法。种田、种菜都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是让田土别荒掉了，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吃点自己的粮食、蔬菜、水果，比市场上买得放心点。不靠老公打工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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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程敬娴，为什么不多承包一点别人的田土，用机械化的方式耕种。她说，原因主要是：第一，靠一个女的要种很多地还是不行的；第二，不少人怕将来把地再要回去太麻烦，所以在经济价值不高的情况下，宁愿撂荒也不愿转包给别人，而仅靠亲戚们转包一点，则数量十分有限且地块分散，没法集中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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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程敬娴提出了一个养猪的计划，将程守智家已废弃多年的猪圈利用起来，另给两个邻居各送一条烟，“借用”他们的猪圈。对这个计划，回家过春节的程敬山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程敬娴在程村养猪，必然要父母提供帮助，而父母照看两个孙子就已经够累了。所以，他认为，如果程敬娴非要养猪的话，应该在圩郊村养。程敬娴则表示，她明白自己是外嫁女，但并没有要占取娘家田土的意思。况且，父亲身体不好，程敬山夫妇虽然给了钱看病，但一直没有时间在家照看，是她常在娘家照看父母。两人吵了一架之后，程敬山的妻子劝他，既然自己没时间在家种田，家里的事情就不要干涉太多，不要像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事事都要做主。同时，程守智和李静对程敬娴给予了支持。他们说，程敬山的妻子也在广州打工，家里光靠他们两个老人忙不过来，程敬娴每天回程村还可以相互帮一下，而如果她在圩郊村养猪，就没有时间常到程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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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敬娴养了2头母猪、6头肉猪。给父母添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早上程敬娴需在圩郊村照顾两个儿子吃早餐，一般要十点多钟才能骑摩托带他们一块到程村，因此早上一般是程守智帮她喂猪。中午，程敬娴给父母做中饭，下午喂猪，傍晚再带小孩回圩郊村。若时间太晚，则由李生下班后到程村来接。空闲时间里，程敬娴到菜园里给父母帮忙，或边看电视边帮母亲做一种用于外卖的小竹垫[2]。而她在圩郊村的田土，确如其公婆所说，她只负责“大方向”，如播种、收割及其他重体力活，日常管理则由公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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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程敬娴养猪赚了约4000元，“孝敬”父母1000元。而程守智夫妇转手即给两个外孙、两个孙子，各买了一套100多元的衣裤。2011年，因为猪肉价格下跌，程敬娴亏了约2000元。2012～2013年，她又各赚了约3000元。对此，程敬娴表示，没指望靠养猪赚大钱，只不过是想守住家里的田土之外，稍微能赚点补贴家用，主要收入还是靠李生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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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娴坚持守在家乡的田土上，却也认为“土”是很不好的。2011年夏某天下午，程守智在监督孙子、外孙做暑假作业，程敬娴和母亲一边做竹垫，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正播着一部港剧，其女主角说了一句：“就算没有candle也算得上够sweet嘎啦”。程敬娴即说，女主角好像在粤语里夹了英文单词，并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其意为“就算没有蜡烛也算得上够甜蜜的啦”。她即发了一通感慨，觉得自己太“土”，竟然连粤语电视都看不懂了，以后说不定会被社会淘汰。我跟她开玩笑说：“是他们不讲人话。”程敬娴却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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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泥巴里混，感觉是很“土”。别说香港，就是跟去城里打工的比，也“土”很多啦。人家从城市里回来，这也知道，那也知道，你（我）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人家用这个牌子的包包，穿那个牌子的裙子，鞋子也是名牌，哪怕是假名牌，用的化妆品也是洋气的。在家里守着这点田土，天天围着灶台、小孩转，出门提的是塑料袋，衣服、鞋子都没有牌，化妆品呢，干脆基本上不用。这样几年下来还不土得掉渣啦？人也比她们老得快得多啦……好在还有电视，在家多的是时间看电视。她们打工没时间看电视。要不然我们就更“土”啦。看电视，多少还能跟得上形势，没吃过猪肉，至少也还见过猪跑路。要说韩剧，我看得保准比她们多，这个潮流她们可能不如我。要不然，就真的是“土”到家啦。我老妈喜欢看清宫戏，我不喜欢，太土。（清宫戏里）男的就知道考状元、当皇帝，女的就知道相夫教子，什么都靠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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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经历循环中，程村大部分青少年，经过初中、高中学习后，即进入年轻的劳动力大军。可是，让后代好好读书，改变人生，却是不少程村人一贯的想法。在我调查古村落时，不少村民不断跟我强调，村中心已经坍塌的房子原来是书院，以示其祖先是何等重视教育。在大集体时期，程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学，渡桥圩镇有了中学，之后又有了高中部。除参军外，读书曾经几乎是村民唯一能走出程村的通道（况且参军也得至少初中毕业）。从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虽然少数村民仅靠着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也发了大财，但在程村人眼里，读书应该还是后代过上好生活的主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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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情况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程前进的儿子程远方，程守宽的三子程敬业，程敬修的儿子程远文，程敬道的儿子程志远，以及程福稻的儿子程思源等人，即正赶上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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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敬业原本长程远方一岁，但因家境困难曾在小学停学一年，故与程远方一道于1994年进入渡桥中学初中部学习。据仍工作于该中学的老教师梁某说，1994年因为财税体制改变，渡桥镇这种农村中学教师的工资就开始出现不能按月到账的情况，至于陆续新出台的文件规定上涨的那部分工资，则更是“画饼充饥”。与此相对，位于梧城和城郊镇的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则有保障。于是，能想到办法的老师都纷纷调往梧城和城郊镇，导致“师满为患”，而渡桥中学则“生满为患”。不得已，渡桥中学招聘了大批新老师，有一部分是从湖南、江西、广西和贵州的中学“挖”来的老师，有一部分则是本地的高中毕业生。此外，梁老师说，除了少数老教师因为良心上过不去而继续认真执教外，很多任教的老师开始心不在焉。不时有老师办理停薪留职“下海”，有些本来就是合同工的老师，甚至在学期中撂下教务就去珠三角地区打工。直到200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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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方说，他当时作为学生都知道老师水平有限。例如，他在渡桥中学读了3个学期，英语课程由一个代课老师教。他和程敬业等同学发现，英语老师根本不会说英语，只能让学生跟着录音机念课文，至于语法则从来没讲清楚过，学生们问课后练习题，老师常没法提供辅导。而在当时的考试科目中，语文、数学、英语历来被认为是主干课程。除此之外，程远方说，当时渡桥中学的校风、学风也不行。学校政教处管得不够严，不少男同学常在教学楼后或树林里抽烟，甚至旷课到圩镇上打游戏机。一些体格粗壮的同学威胁其他同学，索要零花钱买零食或香烟，这种情况也一直未得到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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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第三个学期结束后的寒假，程远方跟父亲说，要么安排他转学，要么他干脆就不读书，像有的同学那样去打工。身为村干部的程前进托了一位镇干部说情，将程远方送至梧城的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该校学位也紧张），每学期学费1500元（约为公办中学的2倍），另交住宿费300元，生活费自理。1997年，程远方考入广州某中专学校。由此，程前进认为，当时送他到梧城读中学，终归还是划得来。尤其与四处“晃悠”的程敬业相对照，程前进感叹，自己的儿子至少还是上了个台阶，比父辈生活得好一点。对程前进这种说法，程守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认可的。他有时候会说，程敬业之所以后来爱“晃悠”，其实与他在中学里就已经学坏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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