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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层级结构而言，在1949年前的程村，贫富分化确实严重。这从程守宽的爷辈、程守德以及程南山的父辈们的遭遇中可见一斑。在后辈的口传描述中，他们生活得极其艰难，甚至只能住茅草棚，与程村偌大的祠堂及其他青砖建筑群无疑构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同样从这些人的人生苦难中，也可看到宗族组织毕竟还是为贫富分化编织了一张有些微弱作用的社会保障之网。租种族田，其租金较低，大抵可算一个例证。1949年后，贫富分化被“阶级”话语所隐含的平均主义所抑制。当然，在“工分制”下，它并不完全是财富分配意义上的“大锅饭”。以家庭为单位的贫富差别仍是有的。程守德于1965年“当家”时，其大家庭开支比较多，但强壮劳动力少，比其他社员家就更困难一些。在此条件下，生产队的“超支”机制起着某种社会保障作用[5]，贫困农户可以支取超过工分的口粮（相当于向生产队借粮，但仅限于口粮）。由此，在“大集体”时期，社会分层的表现主要在于政治身份和权力，而不在财富。从总体上看，乡村社会进入了一个经济上大致平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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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政治身份不再是社会分层的标准，昔日的“地主”、“富农”与“贫农”已没有地位上的差别。但是，政治权力仍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之一，村干部仍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居很高的地位。1980年代，程成信家的经济状况仍然很一般，但毫无疑问他在程村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此同时，拥有财富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尤其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因与村庄公共权力职位无缘，财富才是主要的社会分层标准。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层。经济状况较好者，如程守义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较一般者，如程守德靠务农兼营修理钟表，虽较紧张但总算盖了新房，程成仁依靠农业经营加做小生意，也很快买了电视机之类的“现代”电器。稍较差者，如程守宽、程守恕、程守忠以务农为主，偶尔以打工补贴家用，家庭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可以说，在整个1980年代，几乎所有程村人都相信经济会改善，对更为剧烈的贫富分化，在心态上尚无准备。同时，在心态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社会分层中地位较低者如程守德、程成仁、程守智乃至程守宽、程守恕、程守忠，对于地位较高者如程守义、程成信，并无怨恨、仇视感。虽然社会分层已然明晰，但层级低者并不认为层级高者所得，即是自己所失。程守宽很清楚地看到，程守义之所以能成为“万元户”，与其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他虽然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但是认为还可以接受，而并没有太多的激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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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起，程村的社会分层出现了急剧变化。虽然笔者的田野调查无法完全证实，但程村普通村民都相信，程成信之类的村干部开始了大规模地“损公肥私”。他们不仅在以权力标志的社会分层中占优势地位，而且在以财富为标志的社会分层中也占优势地位。让普通村民最不满的则是，他们的财富并非辛勤劳动或善于经济经营所得，而是“损公肥私”的结果。当普通村民得知程成信、梁胜利等人买了养老、医疗保险之后，当后者向普通村民炫耀曾到香港、北京旅游时，普通村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都是村干部自掏腰包。更严重的是，在心态上，普通村民开始认定这些村干部所得，正是自己所失。一种针对村干部的不满甚至仇怨情绪，开始在程村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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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同时，程村的村办企业全部都垮掉、关张。可是，镇干部还要求程村借款大办企业。而这些企业也垮掉后，村干部们只得变卖一部分集体财产，或将集体山林经营权“卖”掉。村民开始被要求缴纳原本不用自己缴纳的“三提五统”，并且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各类收费，甚至“烂仔”摇身一变成了“协税员”，开始上农民家“收税”。此外，镇干部还越来越多地将手升向了农民的土地或其他经营。一方面，镇政府以公开的方式低价征地，在农民不愿意接受其价格的情况下，即运用各种力量软硬兼施。程村普通农民对“大队部一条街”“衙门一条街”的批评，正由此而起。甚至于，某些镇级机构直接侵占了农民的经营所得。如程敬思、陈生夫妇所经营的饭店因镇派出所打白条吃喝，不仅无处申告，未能索到餐费，还摊上了巨额计生罚款（当然，若从程序正义而言，我们尚难断定二者有直接的、“阴谋式”的联系。但若考察社会心态，重要的是当事人坚信，计生罚款事件乃镇官们的打击报复）。更不用说，陶瓷厂之类的企业让程村普通农民觉得自己从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却不得不承受空气污染的后果。另一方面，不少镇官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兼业，以低廉的成本租用了村民个人或集体的山林、鱼塘、鸭场等，牟取高利，又或者利用权力在农资、建材、餐饮、民办教育等领域垄断经营。在普通农民看来，不管镇官们以公开的组织形式，还是隐秘的私人形式，从他们手中拿走的利益，正是镇官们升官抑或发财的“本钱”。这种心态自然并非完全有理有据。不过，从“局外”研究者的角度看，这虽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有这种心态，已成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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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与权力无关的财富分层，普通村民的看法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这可从人们对程守义的看法变化中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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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村民会否认，程守义有经营生意的天赋。在渡桥镇其他屠夫专注于杀猪、卖猪肉的时候，他最先开始了贩卖生牛、牛肉的生意。市场行情变化证明，他的选择颇有先见之明。不过，在总结自己的生意成功经验时，程守义也清醒地认识到，“人脉”才是他在市场竞争中能稳赚不赔的“法宝”。在程成仁等人还不懂得，或者没有能力通过送礼而获得贷款等重要资源时，程守义非常熟练地开始用钱开道、“打点”关系。同时，在社会治安较差的情况下，他还能与“烂仔”们处理好关系，不用担心被敲诈。这种在工商部门那里可以少交费用，又能得到“烂仔”照顾的做法，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无疑是“黑白通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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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义养鱼的过程中，同样的事情几乎再次重演。如果采取与其他村民一样的经营模式，刚刚入行的程守义并没有优势。他出色的经营能力就表现在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别出心裁地主要靠带有游乐性质的钓鱼活动赚钱。但是，如他自己强调，广泛的“人脉”是发展钓鱼业务的基础，同时又因此接近了不少领导。以至于，他得出了“经营生意就是经营‘人脉’”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程守义这番总结并非来自哲学式的思辨，而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经验）。最后为其鱼塘带来巨额利润的，也不是钓鱼业务，而是鱼塘被征用堆放泥沙。在附近几个鱼塘中，唯独选中他的鱼塘，不用说正是“人脉”关照的结果。而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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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古董生意，也是程守义赚钱的重要门道。可他坦承，并不懂得任何鉴赏古董的技术，成功的秘诀在于“两面欺诈”。凡是买进时，一口咬定是假的，而卖出时则一口咬定是真的。在货源上，他特别偏重于偏僻农村，从见世面较少的老实农民手中收购古董，并且以“老实人”形象相欺。十余年下来，不用说，他不仅欺骗了一大批老实的卖家，也欺骗了一大批不懂行的买家。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经营技能，而是欺骗。对此，其他普通村民也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程守义这样赚的钱乃是不义之财。无怪乎有些村民评价，要想赚大钱，首先心要坏掉。客观上看，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不容忽视，这说明在心态上，社会层级地位低者对于较高者的致富手段及所得财富的正当性，持有强烈的怀疑。其背后隐含了一种不满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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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普通村民对于程守义这样的先富者极其不满的，还在于其花钱方式。若是为富而“仁”，村民可能在心态上多有艳羡甚至感激。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程守义多少有些为富不“仁”。除了从不愿在生意经营中关照宗亲、本地人之外，他在婚外性关系上近似于疯狂的花钱方式，广受村民诟病。他不仅常进城找“小姐”，而且常用此来吹嘘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性能力。他与有夫之妇保持暧昧关系十余年，自诩为以感情为主、金钱为辅，同时却又以金钱为主、感情为辅包养“湖南妹”数年。此外，他还有一大堆“理论”，用以说明此类行为“合理”。当他认为钱色交易很公平时，昔日好友程守宽当面予以了批评和抗议。作为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居于很不利地位的农民，程守宽很显然对他这样的花钱方式，及其自以为是的“理论”，十分不满。可是，更让程守宽这样的人不满的还在于，与很多权钱交易者相比，程守义的行为又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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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是程守德这样强调身心放宽者，还是程守宽这样平常脾气好、偶尔愤愤不平者，抑或程守智、杨显宗这样常易情绪激动者，都不会打破自己的日常生活，去轮番上访甚或“报复”富人。程守德主张少管事，多做事，把心放宽一点，放平和一点，养好身体，过好日子。程守宽也强调，只要日子过得下去，“井水不犯河水”。至于杨显宗、程守智，虽然因心里不平衡而“气盛”，但最终也确信身体要紧，关心做好吃的粽子比愤世嫉俗更重要。在这些反应中，当然不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心态。但是，更重要的则似乎是“忍”。在程守宽的人生故事中，这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终于得到了一心向往的“自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进而，在种菜、卖菜的过程中，对照菜贩子、运输商和城市蔬菜批发商、零售商的利润，他发现自己几乎处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如此，他发现，还不得不面对假农药之类的奸商盘剥。而他本人又不愿意进一步加害他人，故而不得不以一个社会底层人的身份，承担其他人非法致富的后果。在孙子经历“三鹿”牌毒奶粉事件的过程中，他怒不可遏地发现，作为社会底层的一员，成了他人非法致富的牺牲品。他认为，社会分层已是一场“拼爹”的游戏。可是，他一方面以信“报”的心态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则强调“忍”，尝试以“忍”来化解心态上的不满、愤怒，甚至仇恨。此外，在弟弟程守忠去世后，虽有人建议他去找政府要点补偿，但他也一样选择了“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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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分层的差距和速度，并没有随着这一切而减小、放慢。以程守义为例，尽管在渡桥镇和程村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已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仍坚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仍表示，“宜将剩勇追穷寇”，要将自己与普通农民的差距急剧拉大，达到后者连追赶的想法都没有的状态，方可放心安享优势。这样的心态及其所作所为，无疑给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劣势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冲击。在常规致富手段难以追赶先富者的情况下，也就不乏有人开始追求暴富甚至为求暴富铤而走险。地下“六合彩”、传销泛滥，以及家境困难的程求富被越南新娘骗财后走上贩毒的道路，无疑就是此类畸形心态作俑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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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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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是用以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可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研究者对其含义的讨论莫衷一是（洛佩兹、斯科特2007：7）。它至少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中，在微观层面上指个体之间互动的关系模式。但这种静态式的描述显然不能让人满意，由此先修人类学后又治社会学的布迪厄明确提出，社会结构有“structured structure（已结构化的结构）”和“structuring structure（结构化过程中的结构）”之分（1991：167）。其中，后者既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又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与此相比，日本学界使用较多的“社会结合”概念，倒似能同时兼顾这两层含义。麻国庆较早在我国使用“社会结合”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将之定义为：“人和人之间的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1999：112）。这是一种中观层面的界定[6]。而在微观层面，社会分层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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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与人结合成社会的角度，费孝通（1999d：335～336）、梁漱溟（2006c：81）等老一辈学者都强调了人伦原则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人伦原则，以“亲亲”为基础（吴飞，2011），转而“类”“推”至亲属之外的人际结合中（麻国庆，1999：126～146）。以程村的经验来看，虽然宗亲内部确实存在贫富分化，甚至还比较严重，但这与人伦作为社会结合原则并不矛盾，后者重点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当然，由此或许可说梁漱溟的概括过于理想化。但他说的本来就是一种“文化要义”（2006c：82），近似于“理想型”分析模式。何况，不可否认，宗亲关系网络在乡村中确实是主导力量（葛学溥，2006；许烺光，2001；林耀华，1989；杨懋春，2001；葛伯拉，1966；弗里德曼，2000；巴博德，1972；裴达礼，1979）。人伦原则体现在家庭关系上，不是永不分家而世代积累成大家庭，也不是分家就一分到底（孔迈隆，1976），而是“分中有继也有合”（麻国庆，1999：49～51）。在家庭内部，父权和夫权居主导地位，强调孝道中心、忍让、勤俭等，也与老一辈学者的分析大体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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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结合模式的另外一面，是社会分层标准多样化。财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但如程村经验所示，权力、受教育水平、行为符合人伦标准的程度，甚至于生育男孩的数量，也都是社会分层的标准。在财富分层上，作为对底层的社会保障，宗亲网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阶级”话语进入乡村社会后，将政治身份和权力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种标准的更迭，使得乡村社会的层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不过，农民家庭因为财富上的差别而形成的层级结构，实际上仍客观存在。而为在财富上居底层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正是以“单位化”的方式管制其自由，并最大限度提取农业剩余的社队体制。这种财富上有分层但相对平均的状况，掩盖在了政治身份和权力主导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下，以至于无论是在农民的口述史中还是在学界的研究中，长期被严重忽略。从诸多程村农民的人生故事细节来看，将此时期描述成一个纯粹的极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社会层级结构，显然并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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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原有社会结合中的人伦原则并未消解，虽失去了表达上的政治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尚能起到一定的抵制“阶级”话语的作用。政治身份和权力主导的社会分层逻辑，远没有达到将乡村社会彻底“细胞化”的状态。在政治意见纷争中，渡桥镇“红旗派”与“东风派”的冲突最后演化成了武斗，无疑是“阶级”话语在普通农民中达到巅峰状态的表现。但即便如此，宗亲、同学等关系仍然被双方所重视，处理此类关系的原则仍是彼此关照，而并非完全根据“阶级”话语的要求“亲不亲、阶级分”。当然，这并非完全否认“阶级”话语的影响。只是确有必要注意，在此特殊时期内农民处理人际关系时，诸多传统原则被迫中断，却也仍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不能被忽略，否则就无法贴近事实地解释包括“阶级”话语、社会结合在内的，“表达性”与“实践性”存在张力的乡村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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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在乡村社会中的“表达性”与“实践性”分离，以及社会分层的政治化及人伦化冲突，也表现在了社会心态上。一方面，程村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与权力主导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居劣势者（如“地富反坏右”），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压抑、恐惧的心态（景军，2013：53；应星，2003；强世功，2003：161）。连出身“贫农”的程守宽都极其渴望自由，甚至在多年后只能“挣扎”着生活，也表示宁愿不公平，也决不愿回到不自由的状态。另一方面，原有的社会结合原则与“阶级”话语确实存在复杂纠葛（赵文词，1984；1990），当“阶级”话语与人伦原则产生根本冲突时，不仅会有“反抗”的意识（陈佩华等，1984；1996），而且会有抵制的行动。在乡村社会“单位化”的条件下（华尔德，1996；毛丹，2000），程村人通过一面在表述上高喊“革命”口号，一面在实践中适度坚守人伦的社会结合原则，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重新实现了社区整合。这与朱晓阳所描述人们通过社区道德吸纳国家话语，实现社区整合（2003：144～145），颇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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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身份不再是社会分层的标准，而权力也退居其次之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标志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于新出现的财富差别，普通农民甚至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居底层者，基本上都有一种积极的心态。但也由此，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于更剧烈的贫富分化，在心态上缺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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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恰恰就是在这种心态条件下，1990年代后的社会分层更趋向于集中在财富这一个标准上。即使程成信这样的村干部手中有权力，俨然也需要兑换成财富之后，方能在社会层级结构中获得较高的位置。程守智曾经担任自然村长一职，但家庭条件较为一般，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即已不受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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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尤其是，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获取财富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0年代，相对于普通村民仍在延续1980年代依靠辛勤劳动致富的想法，程守义、程成信这样的极少数人快速致富的故事，简直就是“传奇”或“神话”。程成信在普通村民看来基本上没有付出任何辛勤劳动就不可思议地发家致富了，而程守义也是在“尽情享受”人生的同时积累了普通村民难以想象的财富。在正式场合，普通村民没有办法说清楚程成信的财富来源。但是，在非正式场合，大家都相信程成信的财富正是来自于原本村民都有份的集体财产。至于程守义，普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确实都表示不得不佩服他的经营能力。他致富的手段却也受到了普通村民在道义上的否定。可是，尽管普通村民对于程成信、程守义等先富者的致富手段有看法，这也丝毫都不能改变他们之间悬殊越来越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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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态上，更刺激普通村民的是，程成信等乡村干部还极其张扬地向人炫耀外出旅游的经历，而程守义也陶醉于向人证明自己的风流倜傥。先富者当然也是极其复杂的，程成信与程守义对人的态度就相差很大。甚至于，即使是程守义个人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在生意经营中照顾宗亲，在社会分层中有些看不起程守德、程守智、程守宽、程守忠这样地位比较低的村民。另一方面，在逢年过节前，他却不吝给昔日的政治对手、已落入社会底层的程成仁送点钱花。所以，普通村民对于先富者，在心态上并没有统一的仇怨。但不可否认，社会分层中居不利地位者，逐步出现了一种“富人所得正是自己所失”的“零和博弈”式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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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对于年轻一辈村民而言，他们虽然心存不满，但很少反思这种社会分层机制本身。他们或者辛勤地与命运相抗争，力图改变人生窘境，实现人生目标的提升。又或者，他们看穿了在此社会层级结构中，若仅依靠劳动，即使作再多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一个好的人生，还不如选择犬儒地“晃悠”。总之，他们认可了社会分层的基本法则。当一群年轻人撇开致富手段正义与否，单纯就赚钱的效率评价程守义自我控制力如何高超，如何具有精英的经营能力时，很显然，他们不满意的是自己无法如他同样有钱，而不是不满意他赚钱的方式，以及赚钱之后的消费方式。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乡村社会中确实出现了某种社会层级结构惰性化，社会分层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固定化机制。既然常规劳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从而为个体及其家庭在层级结构中提升社会地位提供可能，劳动的作用自然而然就被认为只够“过日子”，而对致富无益了（孙立平，2003：63；谭同学，20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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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如此，无论是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者，还是底层者，并不仅仅是只关心当下，而不管过去与将来的社会心态（流心，2005：144～145）。在核心家庭内部，“温情脉脉”仍是主旋律，无论是农民老板程守义、镇官程成信、地方文人程守德还是家庭较差的程守宽，都在尽力地为子女奉献自己。甚至于，对于孙辈，他们也一样劳心劳力。但反过来，年轻一辈为父母考虑的则少了很多。不少年轻村民保留了主干家庭的生活方式，但其直接目的是让父母帮忙照看留守儿童，以解决自己在城市无法解决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也即，在核心家庭内部男女趋向于平等的同时，在主干家庭里的代际关系上，偏向了年轻一辈。当然，就男女平等而言，若以女权主义的眼光视之，显然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对于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而言，他们看待男女地位问题，首先是从过好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的，与女权主义纯粹的权利视角实在有天壤之别。这种“过日子”的逻辑（吴飞，2009：32～38），而非个体权利，才是他们集个人与家庭于一体的人生基础。所以，无论是核心家庭内部还是主干家庭代际间关系的变化，或许不宜笼统地用所谓的“个人主义”或“自我阴影之下”来概括（刘新，2000；阎云翔，200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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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财富掩盖其他价值的能力还是大大加强了。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谋取更好的地位，比如何去谋取，变得更受人重视。在心态上，相当多的村民一方面由此愤愤不平，甚至郁闷、仇富，另一方面又深深认同了获得更多财富比其他什么事情都重要。在这个时候，获取财富作为一种原则，就不仅仅只是在社会分层中起作用了。它以冷冰冰的方式，快速地渗入了乡村社会中人与人相结合的过程。财富原则渗入家庭之外的社会结合，直观表现即是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贺雪峰，2003c：28）。这反映在昔日的互惠关系上，则是礼物性质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杨美惠，2009：135～141），相对于以情感互惠为主的“表达性礼物”，以利益交换为主的“工具性礼物”显得格外突出（阎云翔，2000：64）。不过，这仍不能得出农民的社会结合已完全被利益关系所切割的结论。在外出务工的浪潮中，传统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常被农民拿来抵御纯粹利益交换的市场风险，即是很好的说明。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群体中，“义气”也很重要。此外，由于“文化亲密”的原因（赫茨菲尔德，2005：3），因共享某种文化而形成的“共识社群”（石汉，2013：227），也并非完全是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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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温度为喻，在乡村社会中，人情关系无疑是“热”的，而与之相对，利益关系则是“冷”的。不过，此类“热”与“冷”的对立并不那么绝对。事实上，人情与利益往往被很精致地糅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既用来调节人际关系，也用来谋求财富积累。这正如波兰尼所指出，市场并不是一个干净透明的市场（2007：59～66）。尤其是在市场再造的初期，在家庭劳动与市场的对接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不容忽视。反过来，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依赖以人情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连接家庭劳动与市场交换的同时，还需将冷冰冰的货币关系嵌入到人情当中来，以增强人情的资源动员效应。礼物确实承担了某种利益交换的媒介，但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甚至于在基层“官场”中，最佳的礼物并非直接贿赂，而必须是恰到好处地介乎于“表达性”与“工具性”之间，既是“表达性”的，又是“工具性”的。若礼物太轻，即无法起到工具性的作用，若太重则明显属于贿赂，容易造成尴尬乃至信任关系上的紧张。换而言之，礼物的表达性和工具性似乎难以清晰地剥离开来，而是在同一礼物中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植根于乡村社会结合，以及经济、政治中的深层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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