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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改信基督教的实践行为，与现实社会结构、人生“苦难”事件有关系。这一特点让她们在所有的宗教实践环节中，都带上了“不纯正”的色彩。以至于，在渡桥圩镇福音堂的专业神职人员看来，程村农民基督徒的观念和行为实在太不标准，到处充满着“杂质”。只不过，因为这种行为太过普遍，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得不容忍了这些“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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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中老年人的夫妻关系中，“大男子主义”仍较明显，丈夫当家是常态，在人情往来上，夫家亲戚的范围比娘家大。更不用说，在具有象征性的族谱续写中，仍是以男性祖先崇拜序列为基础的。也由此，不管是程村基督教传播的“种子”麦老太，还是后入教的张某，在生育意愿上都有男孩偏好。究其缘由，无非是因为男孩才算延续“香火”。绝大部分基督徒也还重视“太公”，参与“祷告”（祭祀）祖先。年轻基督徒的婚礼，仍会在祠堂里操办酒宴。又或者，有基督徒公开说信教是因为需要用“主”去改变其苦“命”。冯兰、程菊甚至认为“报”与《圣经》相通。很显然，祖先观念不仅嵌入了农民基督徒的宗教实践，而且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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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风水”“报”“命”之类的超验观念，在其宗教实践中也依然存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程村的农民基督徒并非不知道标准的教义要求，更不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在实践中有意保持了与教义的距离。这种表达与实践的悖论，在她们看来，并不矛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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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看，至少在短时期内，似乎很难说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必然会从根子上消除农民的祖先和人伦观念，从而完全侵蚀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一格局，当然不是说农民的祖先和人伦观念不存在弱化的势头。如前所述，村民的行为确实正在日益远离“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要求，而突出核心家庭边界和利益。只不过，导致这一重大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似乎不是基督教传播，而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则溢出经济领域，侵入了社会领域，村民被从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络中拔出，转而以核心家庭的利益为准则，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毋宁说，基督教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市场经济切割、弱化农民祖先与人伦观念的结果。这也解释了缘何1980年代基督教在程村几无发展，而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则吸引了不少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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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农民改信基督教时，或许不仅要看农民基督徒的自我认同（怎么说），更需考察其信仰实践（怎么做）。这即是“主位”与“客位”视角问题。其中，“主位”视角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客位”视角则指研究者主要以文化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帕梯、格丽特尔，1991）。从“主位”视角看，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农民基督徒主观认同的虔诚，而从“客位”视角看，则其信仰实践比主观认同更为复杂。在“上帝”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祖先”也深深地嵌入到了基督徒的实践中。这表现在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中，即是“上帝”与“祖先”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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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处在“上帝”与“祖先”之间，具有双面性的特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说，这种双面性特征又与当代乡村社会的“核心家庭本位”不无关系（谭同学，2010：448～449）。一方面，因在核心家庭以内仍以人伦关系为主导，所以农民即使在信教后也几乎不可能彻底抛弃祖先和人伦观念。另一方面，因在核心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圈层结构中利益关系居主导地位，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有所缺失，在面对“苦难”时，唯有核心家庭可作无条件的依靠。这也就不难理解，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突然有了“市场”。当然，这个市场的出现，也与基督教神职人员和农民基督徒精英的主动经营密切相关。这正如“宗教市场”理论所强调，宗教领域也遵循“供需平衡”的市场规律，供给方经营得好，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潜在“顾客”，也即信徒（斯达克、芬克，2004：44～45）。但是，同样绝不能忽视，需求方的角色可能更为根本[6]。只有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有了“制度性宗教”的需要之后，基督教以群体性的方式而非个体性地吸纳农民成为教徒，方有了可能（个体性的农民信仰基督教或有可能只是个人心理原因，但群体性的农民作此选择则一定有社会性的原因）。这种需求的产生，本身是社会结构转型、家庭人生境遇及主观认同互动的结果。而其两面性，也深深植根于转型中社会结构上的张力，以及人们对这种张力和家庭人生境遇主观上的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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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的宗教实践中，客观的社会张力与主观上的左右为难有时还会导致新的尴尬，出现讽刺性的结果。程秀就并未能够依靠改信基督教，完全克服心态上的不平衡，否则就不至于会激烈地抨击关于三角恋的粤语肥皂剧，并且发出怀念穷苦时光，厌倦富有而无意义的生活的感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改信基督教虽并未完全解决程秀本人的问题，却解决了程守义在追求广泛婚外性关系的同时亟待搞好的“安居（家）工程”。以至于，不信佛也不信基督的程守义“坏坏地”表示，“感谢菩萨、感谢神灵、感谢主，感谢和尚、感谢基督教友、感谢所有的教友”。此外，在程秀代替自己做了渡桥镇福音堂程村“片区负责人”之后，原本求心理宽慰的程菊开始心理不平衡起来，以至慢慢不再去福音堂做礼拜。反倒是程守德又以“儒”的“身心”之理来开导她。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即使信仰了基督教，其信仰的表达性与实践性相分离、相悖论的情况并非偶然现象。这种分离、悖论即便不是加剧了，至少也反映甚或固化了农民人生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遇到的悖论。就此而言，如同佛、道等“三教九流”一样，基督教亦似不可能轻易地在心态上彻底为农民消除这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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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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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曾单辟一篇讲“命”的含义，名曰“命义”。王充认为，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和祸福，也即“命”的差别，源于客观自然的“气”及其凝聚方式不同。虽然人“命”各不相同，在瘟疫和战乱等天灾人祸面前，其人生结局却又可能完全一样（王充，2013）。这种说法，本身不免有些矛盾。与此相比，大多数程村人对“命”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却一样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命”形成于神秘“上天”的主观安排，人无法改变“命”；人只能改变些许“运”，但也有限，因为“运”从根本上受制于“命”。同时，他们并不认为不同的“命”会有同样的人生结局，相反外界的世事无常只会让不同“命”者的人生结局，差别越来越大。可是，在“命”定条件下，人们还得竭尽全力给自己有限的生命，也即人生，赋予意义。这种悖论在不同类型的村民人生中，均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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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程村中富人的代表，程守义发家致富的过程，在不少人眼中无疑有其主观努力的一面。没有村民不承认，程守义做生意确实很有能力。还有烟民指出，他原本每天需四包香烟，却能做到瞬间戒掉，有着“挥刀自宫”式的意志力。言下之意，有这种超强的自我控制力，自然不愁干不成事情。但是，也不乏村民认为，程守义的财富是“命”中注定有的。否则，即使有能力赚到钱，也守不住。如非“命”定如此，他原本和程成仁一样，专注于乡村政治。但是，一场挪用公款的风波以及接下来程成仁有意挤兑，使得程守义走向了一门心思赚钱的道路。这并非程守义有能力而故意做出的选择，而是完全意外地因“祸”得“福”。与程守义相对比，程成仁也并非没有能力，但在世道激变的情况下，他所有的努力最终只给自己留下一个残缺的晚年。程成仁既不相信这是“报”，也不相信是“命”。而在程守德、程守智等村民看来，程成仁“命”不好尚在其次，在心态上最大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不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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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眼中，无论是在“集权”时期还是当下村民自治抑或基层“官场”中，也不论是在权力上还是财富上，程成信都无疑是更出色的成功者。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与人伦道德要求相差太远。这种无德而有“福”的悖论现象，唯一能让普通村民认可的“合理”解释便是，他“命”好。但是，对于程成信本人来说，在大队干部中能节节攀升，乃是因为自己能力突出而且懂得处理人际关系，而未能“吃国家粮”则是因为程成仁迂腐地未及时把参军的机会给他。依普通村民的标准看来，程成信极其悖论的地方还在于，既不信“命”，却又很相信“运”。以至于，“吃国家粮”之后，他开始热衷于修“香火堂”、拜“太公”和菩萨，注重“风水”，以图好的“官运”。可在评价他人的不幸时，如对于原渡桥镇信用社主任晚年患脑血栓一事，他又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生是“一本平衡账”，此人“官运”多了一点，健康自然就少了一点。这种口气，颇有些嘲讽他人“活该”、不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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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信这种情况，普通村民心里颇有些不服气。由此，他们总还是想建立起现世德行与“命”之间的联系。于是，类似于程守宽认为“本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程村也颇为普遍。不过，这种说法同时又力图调和“命定论”与“本性论”之间的张力。这即是程守宽所强调，前世注定“命”的一半，今生由本性把握“命”的另一半。依据这种解释，程南山从程成邦那里获得“回报”的“命”，即是由程成友善良的本性所决定的。这是有德有福的典型。而对于英年早逝的程敬军，一方面是因为其“命”不够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本性太豪爽、格外燥。这是有德无福的典型。此外，程守宽与程守义对武斗中残杀他人者及其家人的悲惨人生，既解释为“恶有恶报”，也解释为本性太恶导致“命”不好。这是无德无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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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宽的自我解释中，赚不到太多钱、物质生活苦楚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本性太过老实，不懂得变通。同样，这也被他用来解释两个弟弟的人生悲剧。甚至于，在程守宽看来，妻子最后信仰基督教，也是“本性”决定的“命运”。因为，她“本性”就喜欢依赖，在亲属关系网络当中找不到足够强大的依赖对象之后，就转向了祖先、神明，在祖先、神明亦不能足够依赖后，才转向了具有异文化色彩的基督教。可是，与此同时，在反驳程守义责怪他人不懂得变通以至“命运”不佳时，无论是程守宽，还是程守德、程守智，又断然否认了本性与“命”之间的联系。在误用了假农药而准备将青菜倒掉时，程守宽甚至认为，老实、不懂得变通是善良本性的表现，应该“命”好，而卖假农药者或误用假农药后还将有毒的青菜卖给别人，则会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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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前世注定“命”与本性决定“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只不过，诸多人生平平的普通村民在力图调和无德有福、有德无福、有德有福、无德无福等人生“命运”现象之间的张力时，有意无意忽略了这其中的悖论。甚至于，在解释本性由何而来时，除了现世主观控制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又诉诸了“命”决定本性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一种循环式的、充满了悖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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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命”的含义本身就出现了深层次的悖论，同时又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调和抑或忽略这种悖论，如何在“命”不可改的条件下，给有限的生命、人生赋予意义，也便几乎注定了难以避免产生同样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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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富裕的程守义认为，赚钱是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不仅要赚钱，而且要占绝对优势，让他人“认命”，连超越他的念头都不敢再有。由此，他才会认为程守德、程守智、程守宽以及程成仁等人，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但是，程守义在致富会后，又认为更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会花钱。在花钱时，程守义坚信“财不露白”式的低调，穿着、出行都给人以俭朴的印象，却注重吃住和感官享受。尤其是在婚外性关系上，他变得索取无度，到了连自己都认为会“短命”的程度。甚至于，他偶尔还会怀疑这些享受只是一种幻象，并非他真实的自我。俨然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才是“真我”的人生意义所在。可是，从他常向人自夸“师奶杀手”、性能力强，甚至将性爱视频拿出来向人炫耀等事实来看，他又分明不仅是肉体上沉迷于此，而且将之视作了人生有意义的标志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连串的悖论。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还在于，他同时又坚持认为，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实质地处理好与程秀的夫妻关系，维持家庭安宁，也在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将当下的、肉欲的享受当作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却又认为教育好后代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由此，他担心自己的性爱视频被孙子看到并学坏，而将之放在随身的U盘中。孙子沉溺于电子游戏后，他甚至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肉欲享受，腾出时间来负责家庭“维稳”。至于程秀，佛教和基督教终于让她犬儒地接受了现实，通过宗教“明白”了，“人活着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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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程成信以及原渡桥镇信用社主任的人生故事则表明，在基层“官场”中，升迁与致富都是镇级官员人生意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此，他们才千方百计地通过“掘地”积累政绩，加入和维持派系以谋求升迁，与此同时又普遍地兼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职权紧密相关的经济经营。可是，文质彬从朋友身上又发现，一旦“官运”不好，其实基层“官场”人生并无太大的意义。此外，同样毋庸置疑，人生晚年顺利与否，子孙后代的发展状况，对基层官员的人生而言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由此，程成信才会评价晚年中风的原信用社主任“命”不好，虽赚了不少钱，人生意义最终还是有缺陷。程成信本人，又何尝没有因为外孙失聪而被人认为遭了恶“报”，人生意义终究大打折扣。他反驳说，持这种说法的村民乃是出于眼红，但这正表示他自己也引此以为人生意义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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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因为没有实现当工程师或机械师的愿望，在他自己看来，人生意义无疑有所缺失。但是，他更看重全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为此接受了自己最讨厌的教师职业，后又为同样的原因辞掉了这一工作。对此，他并不认为人生得不偿失。在逃港的过程中，为避免影响学生，他数次错失机会。从他人客观的角度说，这或可算作程守德有责任心或“不懂得变通”的标志。而从其主观认同来看，则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在乎村庄道德评价的人。人生在世有个好的道德评价，人缘好，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但若以程守义对人生意义的界定来说，程守德为这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人缘付出，则实在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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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程守智等人认为，在宗亲、村庄公共事务中的活动，是自己晚年人生意义的一部分。毋庸说，程守义认为也是无意义的，故从不积极参与此类事务。家境困难的程守宽则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更难说得上满意，但他给村民留下了豁达的印象。他不去计较程守义看重的那些衡量人生意义的指标，相反认为，人到世上，其意义本就在酸甜苦辣的平凡生活中。所以，在他看来，程守恕、程守忠、程敬军虽然未能在人生中得到好“报”，人生也还是有意义的，相信必将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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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程守德、程守智、程守宽等人与程守义一样，也极其看中血脉的延续。为此，他们不仅愿意终身受苦劳作，抚养了子女后还继续为抚养孙辈尽力。甚至，程守德为超生的外孙被关押，对女儿女婿却毫无怨言。在人生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这些人靠着故意忘却，不认真计较，甚至通过部分地摒弃周边村民对于人生意义的标准，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也即给了一个让自己继续努力把生活过下去的理由。当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认为，这种人生意义并不完满。否则，他们也就不至于在闲聊时抨击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以及老实人吃亏等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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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生意义，程村年轻一辈无疑与祖父辈的看法有巨大的差异。中老年村民常批评年轻人“没吃过苦”，而年轻人对这种“忆苦思甜”的做法并不怎么买账。他们早已不把过上温饱生活当作人生意义的标志，而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让人惊异的是，不少年轻人的人生又在某种意义上，正在重复着祖父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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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眼中，当了老板的程福稻按说不缺钱花，但他仍然感觉赚钱的压力很大，对比资本更雄厚的大老板，感叹可望而不可即。同时，他还很清晰地知道，赚钱并不能为其人生找到足够的意义，甚或感叹“心里空空荡荡”，对佛有兴趣。这种表述似乎并非随便说说而已。毕竟，吃饭都不得安宁，天天忙着算计，甚至因疲于色情应酬而败坏性欲，确实也是其日常生活真实而无可奈何的一面。可是，尽管感叹“日子过成这样，真没意思”，他却并没有任何中断这种生活的意思。而且，与程守义一样，他并不重视儿子的学业，认为只要不学坏即可，希望子辈仍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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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年轻人则更倾向于认为，“钱不够花”“没权没势”的人生缺少意义。在打工的生活中，历尽种种原先未曾想象的困难，他们却发现唯一能实现的人生目标，仍只是维持“半工”“半农”的家庭生活。在家“守土”的程敬娴也觉得生活没意思，因为通过辛勤劳动，并不能让生活有多大实质性改善。如果一辈子只是为了吃、穿，在她看来很没意思。当丈夫李生指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了子女时，她并未表示怀疑（否则她就不至于在有一子的情况下再有计划地超生一子）。但是，这并不能让她消除“没劲”“少点什么”的感觉，以至于认为当下的农民有“命”但没有“脉”。那些从中学刚刚出来的、更年轻的村民，更不愿意谈长远的将来，则是因为人生意义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他们对金庸小说中那种具有历史、社会责任感的主人公的人生意义，不再有强烈认同。“穿越”官场小说所塑造另一种人生，才更有意义。此类小说中主人公的人生从来不缺金钱、权力和肉欲，其他绝色女性的人生尽管是作为男权的附属物，却被认为比蝼蚁般的普通人生更有意义。他们明确地认为，自己只有打工的“命”，若非“穿越”，绝无可能如小说中的主人公那般，通过金钱、权力和肉欲来赋予人生以意义。这亦是充满讽刺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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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村民看穿了人生意义本是一场“空”的“把戏”，而采取了无所谓的犬儒态度。程成仁在晚年和程守宽一样，认为人生就是现世的过客，生前死后都是未知数。由此，太过在乎现世人生并无意义。在年轻一辈中，程敬修等人以“晃悠”的方式打发人生。因为他们认为，人活一世不容易，既发不了大财，还不如活得轻松点。可是，要做到“目空一切”似乎并不容易。无论是程成仁、程守宽，还是程敬修，对社会不公仍有诸多激烈的批评。既已认定人生意义本是“空”的，批评却激烈，何尝又不是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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