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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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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一个很基础的命题。在“圣人”的人生哲学里，成就“君子”人生，首先要正心、诚意，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而世道“物欲横流”，首先也是人的心出了问题。由此，可以说，“礼”也是一套关乎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内心关系的道理。在通常情况下，乡村的“小传统”一般属于“野”，讲起“礼”来，不比上层的“大传统”。只有当“大传统”中的“礼”丢失之后，才求诸“野”。前文所述各种乡约，既是以“圣人”之“礼”教化乡民、正其心的努力，也不无从乡村中再找回“礼”，以解决世道“人心不古”“物欲横流”问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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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的人生史中，也不乏据“圣人”之“礼”正心的痕迹。在物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农民依赖土地产出，原本就难以积累起巨额财富，得温饱而足是其常见的心态。它包含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农民日常生活从不排斥物，甚至也从不放弃追求物，也即并非崇尚“空”，“空”并非心之常态；其二，对物的追求主要是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并非为占有而占有。从“落后”“先进”的二分法来看，是可谓“小富即安”，“安”指的是心安。当然，事实上也有极少数富裕农民广置良田，呈现超过小农所能想象的物欲。但是，这并未导致乡村社会普遍不计代价地追求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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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富即安”之所以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当然不仅是土地产出本身的限制。如果物质财富对农民的人生而言是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则即使产出有限，也必尽力追求之。恰恰在这点上，“圣人”之“礼”在乡村社会心态上有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受祖先“荫蔽”，进而延续祖荫，方是人生第一要务。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人生即使可能因为物质上清贫而有所不足，但会被认为至少有了“及格”的价值。相反，一个农民如果“断子绝孙”，则无论获得多少物质财富，人生都将被认为缺乏哪怕是“及格”的价值。甚至，它还会被认为是前世或今生做过太多“亏心”“伤害天理”之事，而遭“报应”所致。有了这人生第一要务之后，物质对于人生的意义，便在客观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这表现在人心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上，首先是求子孙后代、“香火”延续，其次是求健康，最后才是物质财富。尽管村民内心所信超自然力量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从具体自然形态的石头、道路、河流、树木，到抽象的菩萨和神明，甚至是农民基督徒信奉上帝，所求内容排序都是如此。既然人生欲望和价值实现排序如此，农民对人生能否心满意足，内心能否安定，虽然与物质财富相关，但更加与“香火”是否延续、身体是否健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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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会死，人生总会终结。人心对死亡难免有恐惧或遗憾，但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超越个体人生的，心则至少可以略有安慰乃至安定，可从容面对死亡。而对人活着怎样才算没白活，人生如何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命题，“阶级”话语告诉农民的道理，与其长期崇拜的“圣人”之“礼”，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区别。相似之处在于，“阶级”话语也强调去掉人的“私”心，要超越自我、克己、爱国，不能只在乎个人现世享受。根本区别在于，它强调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首先是为“阶级革命”事业贡献自我，超越自我、克己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集体，而不是为延续“香火”和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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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生首要价值不在自我难以控制的祖荫，更不在物质财富，心也就无须信仰超自然的力量。菩萨、神明乃至基督，在农民这里虽不无彼岸世界的意味，其首要作用却是驱逐妖魔、鬼怪或邪气。而若撇开物质环境和历史机遇的影响不论，农民所谓纯粹的妖魔、鬼怪和邪气究竟在哪里呢？实际上，终究只能就在人们心中。它们是农民对自己经历或所见的种种人生不顺、不幸，在心态上所做的一种牵强的“因果”解释。既然“阶级”话语所述的人生道理，已然主张这些人生现象都不如“阶级”事业重要，农民心中的妖魔、鬼怪和邪气也就不仅不重要，而且是阻碍“阶级”事业及其与之相连的唯物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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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阶级”话语所强调的人生价值与农民认定的人生价值，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区别，农民与唯物论在人心之理上也既有交点，又有错位。一方面，唯物论和农民都倾向于将人的内心安定，交给现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国家和“阶级革命”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即解救农民于苦难的象征。同时，内心满足与安定，绝不限于自我物质享受。另一方面，通过为国家、集体做贡献来安顿人心的办法，并未真正被普通村民所普遍接受。除极少数政治精英之外，绝大部分农民仍视延续“祖荫”为内心安顿的第一要务。甚至，部分政治精英在尝试延续“祖荫”、满足物质“私”欲方面，表现得比普通村民还更突出一些。结果，人心思定，成了“阶级”话语在农村所践行“集权”模式（尤其是中后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心态秩序被打乱后，新的心态秩序安排并没有能够解决农民面临的人生以及日常生活问题。由此，人心思定，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对乡村“集权”模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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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后，农民面临的人生与日常生活问题并不可能随之消失。同时，由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取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如何面对自然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单家独户的事情。这意味着，国家作为救苦救难象征以及降低农民人生风险的底线保障功能，也同时被弱化。由此，除了以延续“祖荫”作为安顿人心的基本设置之外，农民还日益依赖亲属网络、菩萨、神明，为自己消除人生中诸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也因不再有外在的“阶级”话语压力，而逐步在农民心中占了比以往重要得多的地位。不过，由于乡村社会中关于致富手段的种种道德限制仍清晰可见，贫富分化速度仍较慢、社会层级间差距仍有限，同时人口流动的规模、幅度也仍有限，此时绝大多数农民对物质欲望，在心态上仍能相对平和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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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市场交易及社会层级间差距急剧变大，诸多普通农民认定其阶层地位已“命定”式的无法再上升。再加上，不少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其致富手段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甚至完全是违法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及其形成过程，以冷酷的现实“教育”了农民，高的社会地位和好的人生，与心是否“正”，并没有直接联系。由此，除了延续“祖荫”以外，追求物质欲望满足，成了“醒目”“懂得变通”的人生选择。而与此相对照，“圣人”之“礼”强调从内心超越，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升华，则显得不切实际、“书生意气”、“落后”和没用。外物被当作了内心安定，日益重要的条件之一。用农民日常生活用语来说，也就是“物欲横流”。可是，内心超越、升华人生的路径被否定，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普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就真的有机会依靠物质欲望满足，安定自己的内心。其结果，农民不仅没有因为去掉了“落后”的“书生意气”，变得“先进”起来，而相应地得到更好的人生，反倒是内心世界因此失去了平衡和安定。甚至，即使那些最“没心没肺”地沉迷于物质欲望和肉欲的村民，也并没有能够真正凭借这些外物，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相反，其内心实际上充满矛盾，既沉迷于自我当下享受，又在反思中清晰地觉察到，这只是虚假的“自我”，在别处或同时就在此处，还有另外一个“真我”存在。只可惜有时候，“真我”与“假我”竟然变得难以区分开来。若从“局外人”视角来看，毫无疑问，这正是内心紊乱、不安定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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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望有余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安定内心仍是农民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毕竟，日常生活还得在内心相对安定的基础上过下去。在日常生活中，少去反思、细辨内心问题，成了多数村民在多数情况下最省事的一种选择。在“难得糊涂”的法则下，内心不安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而非从根源上予以解决，成了农民日常生活“哲学”的一部分。鉴于从根本上厘清人生是非、成败、得失并非易事，这套模糊处理人与内心世界关系的道理，虽然不无犬儒的意味，却也不失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智慧”。事实上，如果人生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都需要反思、细辨的话，也未必是好的日常生活、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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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生无常。社会层级间的巨大落差和压力也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甚至无孔不入的现代媒体还无时不刻在“教育”农民，唯有富起来才是硬道理。由此，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不了时不时地会被刺疼。于是，将信将疑地把内心托付给宗教或其他超自然力量，就成了比“难得糊涂”更消极一点的选择。农民有了安定内心的巨大、紧迫需要，而国家无法再有效作为救苦救难的象征，各式各样正规或非正规的信仰学说作为“教导”人们处理自己与内心世界关系的道理，便有了社会心态基础。在这其中，“圣人”之“礼”在被阉割了政治和控制社会层级间差距的主张之后，也被当作心灵“鸡汤”在乡村“销售”。这可算是“圣人”之“礼”被重新以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式，拉入了乡村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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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的信仰实践来看，他们很显然比基层政策宣传部门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者，更切肤、敏锐和先知地感觉到了，乡村社会正急需某种“良药”救治、安定人心。只不过，农民依据日常生活惯性开出来的、能得到的“药方”，并不见得就很好。正式宗教也罢，民间信仰也罢，甚至邪教也罢，未能做出理智上的判断和清理，只是被农民应急地拿来一用，效果当然好不到哪里去。同样，被阉割后作为心灵“鸡汤”的“圣人”之“礼”，似乎也难以被农民真的就当作处理与自己内心世界关系的道理，或者说至少效果有限。尤其是大多数年轻的农民，甚至愿意将内心托付给穿越时空的想象，而非心灵“鸡汤”，更非自我内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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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此局面的缘由，其实也并不复杂。归根究底，农民内心不安定，最重要的根源是社会层级间落差过大，且其形成过程有悖“天理”。农民内心若要安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便在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作为“小人”的普通农民而言，人与内心平和相处的道理，可能与“君子”恰好是相反的。对他们，国治、天下平，才有家齐和身修，最后方得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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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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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代谢成古今，人生史对于社会史而言，无论如何都只是短暂的。由此，既可谓现世人生渺小、现世欲望就是一场“空”，亦可持只争朝夕、放纵欲望之现实犬儒主义。不管怎样，如何处理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历史都需要一套道理。而且，它还将直接关系到现世欲望设定和人生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而笔者虽欲尝试追踪其人生史，亦意不在考究历史本身。事实上，在缺乏史家一样系统文字记录的前提下，农民对于历史的把握，从根本上是依赖世代相传的口述史，在社会记忆中混入个人记忆，而“建构”甚或“想象”历史。如此说，也并非指这种有关人的“历史”就不可信或不重要，而是相反。因为，除了族谱中简略的代际关系记载，以及墓碑上算不上传记的痕迹之外，唯一能“标识”一个普通农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据”，便是那些支离破碎地散落在旁人和后人口述中的人生“史”。正是在“阅读”这种历史的基础上，农民建立起了一套关于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历史关系的道理，将之作为世道趋势，并认为自己的人生即要跟随这种趋势。对农民而言，这也是一种“通古今之变”，并顺应此“变”的办法。为与严格历史研究的“通古今之变”相区别，这里不妨将它称作农民的“历史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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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有限的生命史中，历史感既被用来当作超越自我的参照体系，又被用来衡量人们所处时代世道好坏的参照体系。前者即农民将自己放入祖先与子孙共同组成的历史线条中，界定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现实欲望。这在前文已详述，不另赘述。这里侧重于从历史感的角度，对农民关于世道变化趋向的道理认识，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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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可溯及近代的人生史中，农民体验到并经由口述传下来对其世道的评价，毫无疑问是“乱世”。在“乱世”中，村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冲击，既经历了天灾，也遭遇了人祸。在村庄的社会记忆中，兵事、匪患、旱涝灾害无不构成了日常生活难以承受之重。可是，再怎么艰难，日常生活还得过下去。世道趋向“治”，成为“乱世”中人生不顺者的希望所在。这样塑造的历史感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否定当下又在当下坚守日常生活，坚信世道“治乱循环”的道理。“治乱”循环论背后其实又是一套平衡论，对人生而言是“此处多一点、彼处必少一点”，总体人生是平衡的，若现世不平衡，则必与前世或来生总体上构成平衡。人在这一动态平衡中所能施加的影响，即积德或积怨，在其后的平衡中得“善报”或“恶报”。对世道而言，即“治”与“乱”总体上平衡。人心如果向善，在这一动态平衡中能施加的影响，即顺应历史趋势，让“治世”延长，推动“乱世”向“治世”转变。而对居乡“野”的农民而言，“治世”顺应“天理”安排日常生活，“乱世”不与世道随波逐流为恶，即被认为是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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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近代“乱世”之终结，在农民界定的世道之理中，“阶级革命”只是具体手段，其背后深层的“根源”则是世道终于轮到了由“乱”到“治”的大趋势。而“阶级”话语力图让农民接受的是一套新的道理，即以“阶级”产生、斗争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规律。依此理，世道变化乃是线性进化，而不是循环的。这对于从“乱世”中刚被“解放（救）”出来的农民而言，虽与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感并不一致，却也暗合了人心思定的世道变化“趋势”需要。不过，农民的历史感并未因此从根本上得到改造。由此，当农民在参照“历史”评价世道时，并不完全，甚至主要不是看它是否居于线性进化序列中的“先进”一端，而是非常具体地看日常生活有无变得比以往更好。一旦被长期限制自由后，农民对“阶级”话语下的世道即有了不少怨言，甚至不乏消极的抵制行为。又尤其，当日常生活面临严重饥荒威胁时，农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以线性进化的眼光，将历史区分为“先进”与“落后”，来评价世道的道理。以农民日常生活的标准视之，此即是“乱世”，即便时间并不长。在事后的当下，当村民述及此段人生史时，对当时世道的性质判断，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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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农民眼中的“乱”在进化论史观中，却只是“革命”前进道路中的“曲折”。然而，世道既已如此，不管是“曲折”，还是“乱”，匡正世道发展发向总是必要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历史感原本颇有些差别，但都被号召起来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而完成“使命”的方式，则是“阶级”斗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都认定，自己的历史感才是正确的，所持主张也更符合世道趋向。其结果，各式各样的冲突不仅没有让世道变得更为安定，发展趋向更为清晰，反倒变得更为混乱。在政治纷争变为武斗时，这种混乱达到了高潮。与此紧密相连，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终究未能得到其所期望的理想人生。倒是在各种纷争都过后，世道趋向反而清晰了起来。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重新意识到，将日常生活过好，才是世道向善的根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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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及平和的社会话语，更符合当时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普通农民而言，这些制度设置是更符合线性进化历史的“先进”趋向，还是原本就属于历史循环到了由“乱”到“治”的节点，似乎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生产自主和生活自由。由此，农民以自身的历史感为标准，对当时的世道变化是持肯定态度的。而这其中，也包含了农民对前面的“乱世”的反思。这些反思当然未必永远、完全“正确”，却是其心态基于日常生活“哲学”的真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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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经济兴起后的日常生活，农民对当下世道的评价，乃至世道变化之理的理解，都出现了重要变化。从人生史的比较来看，除极个别人生剧烈无常波动者之外，农民当下的日常生活较之于往昔都变好了很多。由此，若以自我人生史作参照，毫无疑问，人生正在变得更好。可是，农民叙述人生史时表达出的主观体验，以及对世道进行评论时，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复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了乡村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前者无疑是农民日常生活变好的标志，而后者又表明，他们对世道并不满意。在诸种不满意的事情当中，既包括社会分层只认钱，更包括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还包括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也即经济、权力与知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非道德化，乃至非法化。在这一点上，就连那些已经属于优势群体的农民，甚至也多有抱怨。一言蔽之，农民认为当下的世道太过物欲横流、太过不公，绝非个别偶然现象。其背后透露的历史感对世道的要求，则显然既有张力，又有辩证平衡论色彩：既想物质欲望被世道承认，又想世道留有人伦式的温情脉脉；既想要世道公正，又想要世道自由。而客观的世道变化，常可能在二者之间摆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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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日常生活中，不少经历过“阶级”话语世道的中老年人，偶尔也不免会将当下世道与之相比较。但在心态上，这往往是复杂的。除了容易受制于常见的“厚古薄今”式的历史感外，普通农民确实能列举出诸多与当下世道不同，与物欲横流相对的历史“铁证”。可是，即使曾在该世道中居于乡村社会权力核心位置的村民，也不乏对它存有反思，遑论普通农民。以最典型的政治纷争的武斗为例，在当下，已没有村民再认为它是世道好的表现。由此，就基本心态而言，没有农民愿意全面肯定20世纪60～70年代，遑论重回此类世道。事实上，农民对世道变革的心态既是矛盾的，又是朝前看的。他们“骂娘”，并非否定当下世道有“端起碗来吃肉”的好处，而是希望它变得更好，更公正，更有人伦之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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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反倒是年轻人颇有几分犬儒的心态。这已是当下世道中乡村社会心态的问题所在。那些以打工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年轻村民，既强烈地感受到了以物欲满足程度衡量人生意义的压力，又清晰地体验到了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向上流动胜算无几的苦闷。由此，在心态上因深感世道不公正而“郁闷”，乃至“仇富”，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当“郁闷”“仇富”本身无济于事时，除了能转化为对获得财富的日常焦虑之外，也就只能“顺其自然”。这种“顺其自然”并不是在克己文化熏陶欲望的基础上，顺应世道“天理”，而是在想得而不能的情况下，不得已任由世道变化，在批判、讽刺中不乏犬儒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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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晃悠”的年轻村民，更不用说，早已看清了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而且认定自己在世道的未来走向中，即使辛勤劳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比现在更好的人生。于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主导了这类村民“晃悠”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有些年轻村民，虽然人生才刚刚开头，却也清楚地认识到身居社会底层，并且不敢再想象能在现有世道中，实现社会层级大跨越。对于他们而言，俨然批判现有世道并无意义。那些主张将人生史纳入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历史叙事（如为“江湖”“江山”而侠义），往往被这类村民认为太像历史教科书，太过严肃、正统和沉重。由此，他们倾向于接受一种完全与理性逻辑相悖，却又极端仿真的超现实主义历史感——穿越历史。这实属年轻农民以底层的心态，将自己虚构进上层的生活。可颇为讽刺的是，在此类想象中，世道趋向和变化之理并没有变，唯一变了的只是想象者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出现了颠倒。这可谓当下农民对于世道趋向之理，在心态上以悖论性的历史感，充分呈现批判与犬儒两个截然相反面向的极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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