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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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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代谢成古今，人生史对于社会史而言，无论如何都只是短暂的。由此，既可谓现世人生渺小、现世欲望就是一场“空”，亦可持只争朝夕、放纵欲望之现实犬儒主义。不管怎样，如何处理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历史都需要一套道理。而且，它还将直接关系到现世欲望设定和人生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而笔者虽欲尝试追踪其人生史，亦意不在考究历史本身。事实上，在缺乏史家一样系统文字记录的前提下，农民对于历史的把握，从根本上是依赖世代相传的口述史，在社会记忆中混入个人记忆，而“建构”甚或“想象”历史。如此说，也并非指这种有关人的“历史”就不可信或不重要，而是相反。因为，除了族谱中简略的代际关系记载，以及墓碑上算不上传记的痕迹之外，唯一能“标识”一个普通农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据”，便是那些支离破碎地散落在旁人和后人口述中的人生“史”。正是在“阅读”这种历史的基础上，农民建立起了一套关于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历史关系的道理，将之作为世道趋势，并认为自己的人生即要跟随这种趋势。对农民而言，这也是一种“通古今之变”，并顺应此“变”的办法。为与严格历史研究的“通古今之变”相区别，这里不妨将它称作农民的“历史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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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有限的生命史中，历史感既被用来当作超越自我的参照体系，又被用来衡量人们所处时代世道好坏的参照体系。前者即农民将自己放入祖先与子孙共同组成的历史线条中，界定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现实欲望。这在前文已详述，不另赘述。这里侧重于从历史感的角度，对农民关于世道变化趋向的道理认识，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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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可溯及近代的人生史中，农民体验到并经由口述传下来对其世道的评价，毫无疑问是“乱世”。在“乱世”中，村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冲击，既经历了天灾，也遭遇了人祸。在村庄的社会记忆中，兵事、匪患、旱涝灾害无不构成了日常生活难以承受之重。可是，再怎么艰难，日常生活还得过下去。世道趋向“治”，成为“乱世”中人生不顺者的希望所在。这样塑造的历史感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否定当下又在当下坚守日常生活，坚信世道“治乱循环”的道理。“治乱”循环论背后其实又是一套平衡论，对人生而言是“此处多一点、彼处必少一点”，总体人生是平衡的，若现世不平衡，则必与前世或来生总体上构成平衡。人在这一动态平衡中所能施加的影响，即积德或积怨，在其后的平衡中得“善报”或“恶报”。对世道而言，即“治”与“乱”总体上平衡。人心如果向善，在这一动态平衡中能施加的影响，即顺应历史趋势，让“治世”延长，推动“乱世”向“治世”转变。而对居乡“野”的农民而言，“治世”顺应“天理”安排日常生活，“乱世”不与世道随波逐流为恶，即被认为是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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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近代“乱世”之终结，在农民界定的世道之理中，“阶级革命”只是具体手段，其背后深层的“根源”则是世道终于轮到了由“乱”到“治”的大趋势。而“阶级”话语力图让农民接受的是一套新的道理，即以“阶级”产生、斗争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规律。依此理，世道变化乃是线性进化，而不是循环的。这对于从“乱世”中刚被“解放（救）”出来的农民而言，虽与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感并不一致，却也暗合了人心思定的世道变化“趋势”需要。不过，农民的历史感并未因此从根本上得到改造。由此，当农民在参照“历史”评价世道时，并不完全，甚至主要不是看它是否居于线性进化序列中的“先进”一端，而是非常具体地看日常生活有无变得比以往更好。一旦被长期限制自由后，农民对“阶级”话语下的世道即有了不少怨言，甚至不乏消极的抵制行为。又尤其，当日常生活面临严重饥荒威胁时，农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以线性进化的眼光，将历史区分为“先进”与“落后”，来评价世道的道理。以农民日常生活的标准视之，此即是“乱世”，即便时间并不长。在事后的当下，当村民述及此段人生史时，对当时世道的性质判断，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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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农民眼中的“乱”在进化论史观中，却只是“革命”前进道路中的“曲折”。然而，世道既已如此，不管是“曲折”，还是“乱”，匡正世道发展发向总是必要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历史感原本颇有些差别，但都被号召起来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而完成“使命”的方式，则是“阶级”斗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都认定，自己的历史感才是正确的，所持主张也更符合世道趋向。其结果，各式各样的冲突不仅没有让世道变得更为安定，发展趋向更为清晰，反倒变得更为混乱。在政治纷争变为武斗时，这种混乱达到了高潮。与此紧密相连，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终究未能得到其所期望的理想人生。倒是在各种纷争都过后，世道趋向反而清晰了起来。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重新意识到，将日常生活过好，才是世道向善的根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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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及平和的社会话语，更符合当时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普通农民而言，这些制度设置是更符合线性进化历史的“先进”趋向，还是原本就属于历史循环到了由“乱”到“治”的节点，似乎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生产自主和生活自由。由此，农民以自身的历史感为标准，对当时的世道变化是持肯定态度的。而这其中，也包含了农民对前面的“乱世”的反思。这些反思当然未必永远、完全“正确”，却是其心态基于日常生活“哲学”的真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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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经济兴起后的日常生活，农民对当下世道的评价，乃至世道变化之理的理解，都出现了重要变化。从人生史的比较来看，除极个别人生剧烈无常波动者之外，农民当下的日常生活较之于往昔都变好了很多。由此，若以自我人生史作参照，毫无疑问，人生正在变得更好。可是，农民叙述人生史时表达出的主观体验，以及对世道进行评论时，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复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了乡村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前者无疑是农民日常生活变好的标志，而后者又表明，他们对世道并不满意。在诸种不满意的事情当中，既包括社会分层只认钱，更包括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还包括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也即经济、权力与知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非道德化，乃至非法化。在这一点上，就连那些已经属于优势群体的农民，甚至也多有抱怨。一言蔽之，农民认为当下的世道太过物欲横流、太过不公，绝非个别偶然现象。其背后透露的历史感对世道的要求，则显然既有张力，又有辩证平衡论色彩：既想物质欲望被世道承认，又想世道留有人伦式的温情脉脉；既想要世道公正，又想要世道自由。而客观的世道变化，常可能在二者之间摆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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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日常生活中，不少经历过“阶级”话语世道的中老年人，偶尔也不免会将当下世道与之相比较。但在心态上，这往往是复杂的。除了容易受制于常见的“厚古薄今”式的历史感外，普通农民确实能列举出诸多与当下世道不同，与物欲横流相对的历史“铁证”。可是，即使曾在该世道中居于乡村社会权力核心位置的村民，也不乏对它存有反思，遑论普通农民。以最典型的政治纷争的武斗为例，在当下，已没有村民再认为它是世道好的表现。由此，就基本心态而言，没有农民愿意全面肯定20世纪60～70年代，遑论重回此类世道。事实上，农民对世道变革的心态既是矛盾的，又是朝前看的。他们“骂娘”，并非否定当下世道有“端起碗来吃肉”的好处，而是希望它变得更好，更公正，更有人伦之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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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反倒是年轻人颇有几分犬儒的心态。这已是当下世道中乡村社会心态的问题所在。那些以打工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年轻村民，既强烈地感受到了以物欲满足程度衡量人生意义的压力，又清晰地体验到了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向上流动胜算无几的苦闷。由此，在心态上因深感世道不公正而“郁闷”，乃至“仇富”，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当“郁闷”“仇富”本身无济于事时，除了能转化为对获得财富的日常焦虑之外，也就只能“顺其自然”。这种“顺其自然”并不是在克己文化熏陶欲望的基础上，顺应世道“天理”，而是在想得而不能的情况下，不得已任由世道变化，在批判、讽刺中不乏犬儒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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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晃悠”的年轻村民，更不用说，早已看清了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而且认定自己在世道的未来走向中，即使辛勤劳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比现在更好的人生。于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主导了这类村民“晃悠”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有些年轻村民，虽然人生才刚刚开头，却也清楚地认识到身居社会底层，并且不敢再想象能在现有世道中，实现社会层级大跨越。对于他们而言，俨然批判现有世道并无意义。那些主张将人生史纳入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历史叙事（如为“江湖”“江山”而侠义），往往被这类村民认为太像历史教科书，太过严肃、正统和沉重。由此，他们倾向于接受一种完全与理性逻辑相悖，却又极端仿真的超现实主义历史感——穿越历史。这实属年轻农民以底层的心态，将自己虚构进上层的生活。可颇为讽刺的是，在此类想象中，世道趋向和变化之理并没有变，唯一变了的只是想象者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出现了颠倒。这可谓当下农民对于世道趋向之理，在心态上以悖论性的历史感，充分呈现批判与犬儒两个截然相反面向的极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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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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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人生未来的意义上，“命理”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过，我们从农民对人生的反思入手，考察其社会心态，着重关注的不是预测人生的方法，而是他们对“命”的形成“原理”的理解。从心态上说，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对人生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解释，无灾无难便是“命”好；二是，与他人的人生进行对比，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算是“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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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人根本就没有生死，人生时间就会变成无限的永恒，“命”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命”的观念实际上关乎人如何对待生死。但就是对“生”和“死”，不同的人生观也有很不同的理解。对于“罪人”而言，万能的上帝控制了由“死”到“（永）生”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命”，膜拜上帝即可赎罪，可以改变死后的“命”（上天堂）。对于“圣人”，“命”的形成之理却是倒过来的。在这里，人生受制于天命，天命则是世道人心所向，而非神秘的“怪”“力”“乱”[5]。也即，“命”实际上是由人心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决定的。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那些有德无福、无德有福的人生。针对这一点，农民在自己的“小传统”中除了接受“圣人”之“礼”外，还接受了一些其他的关于“命”的道理，如认为“命”由出生之时的星象之“气”，再加上时间刻度的神秘因素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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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的人生史中，村民关于“命”的形成之理的解释，也明显混溶了对生前、死后及现世的关注。从总体上看，其解释俨然将人生向前和向后延长，并构成了一种循环。但是，由“命”来安顿现世人生，也即生命，因社会转型而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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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经身处近代“乱世”的老年人而言，几乎都倾向于解释其苦难的人生源于“命”，而“命”又源于神秘的外物。世道之“乱”，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的德行和品行所能把握的范围。在有德无福成为普通村民普遍的人生状况下，再加上凭借个人力量，乃至宗族互助的力量，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作为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从宏观上说乃是世道之“治”“乱”循环更替，而在微观的人生史上即“命”。尤其就日常生活而言，“命”更是人生史的根本。因为，世道虽“乱”，作为个人却原本未必一定会生于这个时代。宏观的世道并不是为了个人而循环，真正决定个人刚好赶上“乱世”这个“趟”的，是“命”。可是，若完全认“命”，农民在现世当中的努力也便显得没有必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在极其艰难的“乱世”中，程村人为养家，为延续后代，为兄弟患难相恤，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表明当时农民在“命”的问题上，多少还是接受了些许“圣人”之“礼”。此时，在社会“大传统”上，“圣人”之理的“天命”早已被打倒，并被进化式的“天演”所代替。农民在“小传统”中保留的“命理”，虽在强调现世这一点上，与“天演”不无相通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却不同。依照进化的观点，“命”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但在农民这里，“命”并非单线朝前进，而是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在此循环中，人可以选择积善，在“报”的作用下，为后代抑或自己的来世谋得好“命”。由此，在“乱世”中善行得到善“报”的故事，成为村民十分热衷讲述的关于“命”和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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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进入乡村后，“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说法，被视作“封建”的道理。依照“阶级”话语，世道之所以不合理，普通农民的人生之所以有德无福，其根源都在于阶级不平等，而无关乎“命”。如果说有“命”，在这套新的道理中，它也应该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神秘的力量掌握。社会边缘群体进入村庄权力舞台中心，以及物质财富上趋向平等的乡村社会生活，算是或多或少“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重视现世社会公平对普通农民“命”的影响上，“阶级”话语又与“圣人”之“礼”强调的“天命”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对于具体的农民日常生活而言，人要掌控自己的“命”，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生产、生活均不能够充分自主的情况下，农民不乏开始埋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缺乏自由有关。在“集权”体制无法为己所改变的状况下，相当一部分普通农民对自己的人生解释，并不是朝前迈进一步，而是“退回”到了原本熟悉的“封建礼教”中，找到了“命”这个说法。以至虽然众多普通农民对于“命”为他人掌握而心存不满，但也正因为相信“命”在生前已“客观”注定，几乎无人主动尝试去改变“集权”体制，而只对世道变化持消极等待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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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使在“阶级”话语带来了物质财富上的相对平均，更在心态上批判唯心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在人生中避免所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道理”，仍有它存在的“根据”。当农民在生育的问题上，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时，将希望寄托于“命”，以及祖先和神明的“保佑”，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若得子，除了祖先和神明的“功劳”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命”中注定有。若不能如愿以偿，也不能怪祖先和神明不“灵”，因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命”中注定无。对待婚姻之类的事情亦如此。那些各项条件都极好的村民最终却错过了婚姻，除与其个人选择有关，往往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如此。除此之外，在农民看来，现实的社会原因都难以充分“说明”这种人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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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后，农民似乎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了。但农民眼中“命”的形成原理，变化并不大。那些快速摆脱贫困直到富裕起来的村民，不仅被认为是能力强，还被认为是“命”好。这种说法一直持续到当下。尤其是那些想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向上流动，却无“不劳而获”机会的人，往往强调自己天生就是劳动的“命”。大部分普通村民虽然辛勤劳动，却往往最终仍未能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人生目标。对于这种人生局面，他们也常会用“命”来解释，多少换得一些心态上的自我安慰。毕竟，按照这套道理，“命”中有的终将有，“命”中无的也强求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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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日益变大之后，否定“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说法，也终于开始有了“市场”。而且，与“阶级”话语在“集权”时代自上而下灌输这套关于“命”的形成原理不同，这回农民乃自觉地开始接受并运用它来解释人生了。其中，典型的表述是“命”由“本性”决定。“本性”当然也是一种模糊的表达，但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它除了包括人在出生时即确定性格的含义之外，更偏重于人在成长和处世的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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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村民把自己并不太顺利的人生，尤其是自己在以物质财富为标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居于不利地位，归结于“本性”太“老实”。言下之意，“命”是现世的。它肯定现世，似乎与“圣人”之“礼”颇为相似。但是，它又分明透露了“命”与“圣人”之“礼”相悖的地方。与“诚意”“正心”颇为相似的“老实”，在这里反而意味着与不好的“命”相连。而那些与此相对，并不避讳“欺诈”、处处精于“变通”的村民，甚至于冒着“短命”的风险也要沉迷于肉欲的村民，反而有好“命”。换句话说，“命”源于现世“本性”的说法，在当下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指的恰恰是“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的悖论。由此，这套“命”的形成“原理”，实际上乃是对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上层村民致富手段有悖于“圣人”之“礼”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是自嘲式的，折射出的是对“本性老实”反而“命”不好的人生现实之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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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普通村民对于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同样也有清晰认识。在层级间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他们从过去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预感，这将是世道的趋势。对于这种“命定”式的人生，其中一部分村民有直接反思。由此，他们将自己“半工”“半农”的收入称之为“血汗钱”，而将“半工”的场所称为“血汗工厂”。在这种思维下，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上层之所以居于上层，正是因为汲取了底层的“血汗”。反过来看，“半工”的农民之所以人生不够成功，之所以落得一个不好的“命”，并非源于神秘的前生注定，而是源于社会上层有悖于“圣人”之“礼”的赚钱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尝试在本地转向“半工”的农民，不得不面对与基层官员及其亲朋好友争资源、机会的格局。而另外一些村民，因为看“穿”了这种“命”的形成“原理”，干脆不愿再做“无谓”的努力，甚至也不愿再做过多的批判和反思，而倾向于以犬儒的心态对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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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确实可以穿越时空，回到从前修改一下“命”，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问题是，现世人生只有一次，生死之间没法往复。回到从前去改“命”，对于已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农民而言，纯粹就是一种底层人生自我娱乐的幻象，是“没用”之人认“命”的象征。但是，就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的代际传递而言，又确实有些“命定”的意味。除了通过辛勤劳动改变人生日益困难之外，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与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成正比。这使得普通农民的年轻后代，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层海市蜃楼般的人生，其概率大大降低。既然人生的总体方向都是“确定”的，与“命中注定”之说也就似乎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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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民关于“命”的解释总是充满矛盾。但是，正是这些逻辑并不严密、甚至谈不上理性的解释，给了他们一种控制心态相对平衡的机制。因为，关于“命”的道理，让村民对心存不满的社会秩序和人生际遇，有了一种可让自己确信说得过去、想得通的说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流动的机会总是有限。但是，村民往往不会从总体上认识社会的整体改善，例如绝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这一现实，而是习惯于从相对位置上去看待社会的变动。这就触及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社会如何产生区隔、制造不均衡和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同时又将这些区隔、不均衡乃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纳入整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种调节作用。不过，这种调节作用绝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命”的反思，完全也可能变为对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宁有种乎”式的质问。又尤其，当现代社会教导人们用理性知识消除“迷信”的“命”时，即使农民依然信“命”，“命”的形成“原理”却既与昔日“大传统”中的“圣人”之“礼”，也与“小传统”中“生前注定”的神秘之理，有了巨大不同。农民对待“命”的心态，陷入了左右徘徊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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