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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身的基础上，农民过好日常生活显然还有更高的要求。不过，超越生存底线的所谓“高”，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收入多寡，而与社会比较，也即纵向社会结合有关。前文已述及的农民经济观念和对待乡村社会层级结构的态度表明，他们并非丝毫都不能容忍贫富差距，而仅是热衷于“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或民粹主义者。给农民带上此类“帽子”，若非别有用意，至少也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事实上，农民对自由的向往，更胜于平等。他们不仅能心态平和地接受相当程度的贫富差距，而且在贫富差距极大，甚至在不乏优势群体以违背“天理”的手段制造差距的情况下，还在一面反思性批判，一面却努力寻找心态平衡的各种方法，如“忍”、“认命”和犬儒主义。这样的事实，岂能用“绝对平均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帽子”遮盖和漠视。由此，从这个角度看，“双面人”对农民在现世日常生活中安身立命而言，其经济意义即在于揭示了调节贫富差距，以及严格控制非法、非道义致富手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如果“无德有福”成为农村经济常态，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心态平衡尚且困难，遑论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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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大部分农民而言，基层政治仍是其唯一算得上“团体格局”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先有章程、后依章程行事的公共生活，与仅靠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生活有差别。前者是公共关系，与之相配的道德是正式规制的权利与义务体系，只要是合法（章程）的成员，其权利与义务即平等。后者相对于单家独户而言，虽然也可算公，其关系性质却是私人关系的延展，在道德上依人伦关系远近不同，并无普遍标准。基层政治从家族公共生活走向“团体格局”式生活的过程，无疑是现代性兴起的重要表现之一。不过，因农民真正自主参与“团体格局”式生活的经验还有限，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当家做主”，仍难以常态化地保证其期望的“好人”，稳立于村庄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且长期不“变色”。村民在抱怨干部们没能够“为民做主”时，将自己“当家做主”的信心也从日常生活中一并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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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好人政治”而不得，不仅阻碍了农民将精神寄托于“团体格局”式的公共生活，甚至还导致了社会不公，刺激私欲、物欲进一步膨胀，以及乡村社会心态失衡。在农民由此埋怨世道时，它又不仅阻碍了农民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立命，也削弱了农民在原有的“历史感”中立命的基础。在“善恶政治”格局下，将村民自治向下延伸至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三五十户规模的单位，即是利用尚存的有限人伦关系，与正在萌生的民主原则相结合，抑制政治精英不“为民做主”的倾向。就人生而言，这即是尝试利用“双面人”中尚存有“圣人”之“礼”的一面，与“俗人”政治之“理”相结合，在接续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塑造现代“团体格局”式的公共生活。当然，在具体形式上，必定还有诸多其他形式值得探索。但总原则或可概括为，基层政治须同时找到“圣人”与“俗人”的生长点，而非一个代替另一个，农民方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找到在公共生活中立命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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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照，基于亲缘、地缘而形成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村民人生的精神寄托，毋庸置疑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与人进行对比时，直接且重点参照的即是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中距离较近者。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如有困难，乃至人生中遭遇重大不确定性变故，农民首先也是求助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中距离较近者。由此，在“俗人”法治精神指导下，以适当形式盘活、培育“圣人”之“礼”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使之变为日常性的、有活力的准公共生活，对村民人生的精神有所托，也有重要意义。至于家庭内部关系则更是如此，家庭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对人生意义实现和精神寄托有着非凡的作用。除了以“俗人”为标准的权利与义务体系，明晰和约束家庭正义底线之外，借重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半直接、半间接地调解和梳理，以及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加以培育、劝导，或都是值得探索的思路。在这里，与宗教和民间信仰一样，“诚意”“正心”亦是关键之所在。鉴于“双面人”仍在某种程度上将自我人生意义寄托于祖荫之延续，再加上人口结构老龄化之背景，对村民传宗接代之观念，亦似不必再过度地口诛笔伐[4]。或许，尝试倡导女性亦可作传宗接代之标志，如在财产继承以及仪式象征（入族谱、进祖坟、上祭祀）上平等，反倒可能是值得思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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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双面人”的特性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能仅靠宗教或民间信仰实现人生立命。他们注定了只能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即凡而“圣”。在这点上，家有其极为独特、无可替代的意义。甚至于，在转型乡村中社会有其巨变的一面，安身或已可在家外（如依赖社会保障），但立命仍只能在家中实现。离开家，命就残缺不全。更进一步说，若是世道艰难，又抑或人生不幸，难安身，命也同样还得立。当然，无论家里还是家外，“双面人”都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合上的根据，其安身立命的出路也应该在这些关系当中，而不是之外。此外，即凡而“圣”也并非易事。人生之中总有欲望与现实相冲突的地方，又或许还难免有意外。这些都是安身立命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是包括“命”的观念在内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得以存在的现实缘由。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追寻永恒，或许本就不无悖论。即便如此，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个体，超越当下，又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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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极层面看，“俗人”的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无疑可推导出更多有实用功效的科学知识，但也可能伤害到那些曾经凝聚起个人，让个人不至于孤独可怜的社会纽带。当代哲人对“病人”的批判，正是出于对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取代，人被物取代，以致心灵流浪于“荒野”的焦虑。与此相参照，“圣人”之“礼”对于克服“病人”难以安心、无以立命的病灶，以及“双面人”内在的人格冲突甚至分裂，或许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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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生生和谐”是“天命”和人心的神圣而又平凡的境界。在人的关系上，这就是：你要好好活，让人家也要好好活，否则大家都没法好好活。从这角度来讲，立命，绝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事，而是人与外物、人与他人、人与内心、人与国家、人与历史、人与生死等关系的大事。不过，不管是“俗人”之“理”，还是“圣人”之“礼”，都需面对如何将高尚原则，低成本地贯彻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去的问题。它可能不是单纯靠国法可以办到，亦恐非道德学问、心性教化所能单独了结，而需要在大对话的基础上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诸层面入手，去探索治世与安心之道。但不管如何，绝大多数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形成并满足合理的欲望，达至相对平和的心态，既是其人生立命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安定和国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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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处，参照马尔库塞针对“单面人”所引用本杰明的警句式感叹，我们亦似可针对“双面人”写下这么一句：只有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才真正赐予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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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伯纳曾用“双面人”概念分析如何从象征主义入手，研究复杂社会中的权力。他所说的“双面”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组织研究中，除了有形结构、制度之外，还需注意隐性结构（1974：1～4），以及象征（16～17）。同时，在权力研究中，他主张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还需注意韦伯式的文化解释（120～123），对非洲无国家社会的宗族分析也可应用于复杂社会研究（124～126）。艾伯纳对隐性结构、象征及文化解释的关注，的确甚具启发。不过，本书并非在此脉络上的延伸或重复，而是关注乡村社会朝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上的两面性。二者差别明显，想必无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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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里，“困”主要源自分配不公、社会层级间差距和压力过大，与因人均资源极低、社会停滞而造成的恶性竞争之“困”（孔飞力，1999：300），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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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本质上说，它是社会心态，而不是个体心理。因此，它也不是精神病理学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只能援引家庭之外、但有人伦情感的力量，予以帮助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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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思传宗接代思想的另一重要依据是“俗人”社会的男女平等原则。但事实上，靠宣传男女平等让农民放弃传宗接代思想，效果并不佳。近几十年来，应当说男女平等原则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普及，而农民传宗接代思想并未与之完全相对应下降。这说明性别和代际关系其实并非完全对立，倡导男女平等的理念未必就要消灭传宗接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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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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