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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立共产党必须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共产党成立时，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平当然各不相同。就三个国家来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成熟，许多青年与其说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为了从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而加入共产党，这在高丽共产党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同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里面，许多党员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同时，也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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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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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大会（1919年）上并没有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它是在欧洲的革命运动趋向低潮之后才注意到亚洲的，而重点提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则是在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我们在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时必定要提及的列宁与罗易（M.N.Roy）围绕“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次大会上。虽然罗易关于亚洲的革命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并没有写进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去，但确实是共产国际认识到亚洲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于因西伯利亚干涉军的渐次撤退和远东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衰退而逐渐重新掌握远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1919年发生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足以使其把目光投向东方。于是，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宣言》里的有名语句被重新阐发，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13]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远东的工作，从1920年前后，以派遣使者的形式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俄国国内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也成为了工作对象。高丽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从这点讲，我们不能忘记，与陆路相连的中国接触，显然要比与日本接触容易得多（就日本来讲，还要考虑到日本警察的严密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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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共成立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是中共的成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此前虽然也有不少旨在弄清这种关系的研究，但是资料本身十分匮乏，加上这些资料中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被长期封存，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多种语言的资料分散在中国以外，这些资料既互相交错，又有不少互相矛盾之处，故而要断定一个个事实殊非易事。近年来，所谓莫斯科档案大都得到解密，从前只被少数苏联学者垄断并部分引用的文件资料，现在大都可以读到。[14]而且，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大型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5]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所占分量并不多。比如，1921年1月至翌年初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曾经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最重要机关，但其活动的具体状况迄今是个谜团。同样，尽管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时期派到中国的人员中有俄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朝鲜人等，但是，此前除了关于魏金斯基（G.Voitinsky），斯内夫利特（H.Sneevliet，一名马林Maring，本书采用其一般称呼“马林”）等有比较完整的研究[16]以外，其他出现在回忆录中的“密使”们，至今连其生平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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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56年至翌年，当时的苏共中央曾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17]交还给了中国共产党，该档案现保存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内，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来往文件等约两万多件，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只公开了几份。现在，该档案馆不但外国学者不得涉足，连对中国学者也仍然紧闭门户。[18]在这种状况下，要弄清初期的中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本书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力图再现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员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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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还要提一下如何对待回忆录的问题。由于初期的共产党是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因而第一手资料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回忆录在资料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很大。例如，中国出版的共产党成立时期的综合性资料集《“一大”前后》（共三册）[19]中，回忆录占到了一半以上的分量。这些回忆录中当然难免有记述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因此，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要通过它们来确定具体的时期或事件，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些回忆录是在其他回忆录的基础上润色而成，故此，不少情况下并不能因为其叙事详细而加以轻信。关于如何对待中共成立时期的资料，日本学者森时彦早就指出过分依据回忆录的危险性，他主张对待回忆录要先进行一番彻底清算，然后再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重新建构党史。[20]这个主张，对在有关党史的资料已经相对大量公开的现在，仍然具有说服力。本书中，有的部分当然不得不依据回忆录，但在论述时，将努力根据已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对每个回忆录加以引证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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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国内的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基础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试想，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纵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得再广泛，或者苏俄和共产国际再做工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因此，以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为中心的激进知识分子们，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最初的中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日本、欧洲等地方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们结合为共产主义组织的过程各不相同。有的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在介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感到有成立党的必要，有的是从事学生运动的，甚至有的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初期党员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例如，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中国人中，到1949年还在人世的有六人，但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除了毛泽东、董必武之外的11个人中，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就义的三人，病逝者一人，而脱党的有七人，即超过出席“一大”人数的一半。[21]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收集党史资料，对早期参与党的工作的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调查取证，结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有关创建时期的地方组织的杂志、回忆录等资料。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数量对于一个50余人的小组织来讲极不相衬。在中国，中共创建史研究主要指对这些地方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史的研究，和早期领导人的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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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关中共创建时期地方组织的记述，许多地方依据中国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观点整理出的这类组织史，其对象只覆盖了与后来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因而有遗漏，“异端”或“冒牌”共产党——如果把与现在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称做“正统”的话——的存在，就是一个例子。在当时，尽管“共产主义”一词的内涵不是很明确，但却强烈地吸引着部分知识分子，而“共产党”的名称也还不是专指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各地存在许多所谓“冒牌”共产党。这一事实却几乎不为人知。此类“冒牌”共产党之一是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物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不久后因未能赢得正统地位而烟消云散。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苏俄、日本及朝鲜都有些进步分子将他们当做中国的“共产党”。“冒牌”共产党涌现的背景之一是，苏俄方面对中国的工作直到某个时期以前没有统一，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从这点讲，对待各地的各种共产主义组织，都应该从共产国际与东亚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观点考察。补充一点说，一部分领导人后来走向“冒牌”共产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是1919年6月结成的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也不外是五四学生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中共的创立开辟了道路——的成果之一。由此可知，为早期中共提供了许多人才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创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一定就是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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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矛盾和内心世界，则更加复杂。比如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向布尔什维克的转变，上述李汉俊等激进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悲壮、孤独的情怀等等。本书中特以施存统为例，对其思想和活动进行勾画。施存统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也是由无政府主义转为布尔什维克的青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日本警方才留下了他的资料）。他于1921年末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是参与创建中共的党员中最早被录下口供的人。所以，寻觅他当时的事绩，不仅有助于了解加入共产党的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对考察中共成立的具体过程也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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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少数知识分子于1920年开始的创建中共的进程，在1921年7月的“一大”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一大”文件记载，当时党员仅有53名。[22]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要研究的是一个前后时间仅两年左右、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历史现象。当然，后来的中共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质的方面，抑或在量的方面，都与创建时的中共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本书仍要对其进行研究，概略讲来有三个原因。其一，历史现象或大或小，并不影响从学术的角度探求其全貌的好奇心。其二，后来的中共从未改变过党的名称，也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在谱系上，早期的共产党到底是其惟一的源头。因此，中共的创立正是“星星之火”，尽管开始时是弱小的，但到底是拥有6000万党员的巨大执政党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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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基于对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20世纪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重要性的认识。所谓现代意义是指，由于国际间沟通和宣传媒体的发展，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互为因果、同时发生，而任何一个现象都不可能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其影响也都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这一点，政治上表现在包括对民众的影响大大增强，为了主义可以牺牲生命，为了主义可以杀人。意识形态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方面我们可以探讨其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继承性和隔绝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国一国历史的巨大时间跨度，即通过比较后来中共面貌变化的方式来考察。我们这样做时，就要思考前苏联的中共党史学者反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观之，中共是否是早产儿？当然，也可以采纳部分欧美学者曾经使用过的方式，以中共成立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不相称为由，认为中共的成立是苏俄强行输出革命的结果，而将其与后来毛泽东的中共（中国化的共产党）相对比。但是，本书不准备按时间轴进行那样的比较。因为，无论是不是早产儿，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事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里，共产党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中共的成立是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的表现。要把中共成立史从后人评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去，这就是本书的全部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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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本书做了简略概括之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可以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也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本书各章将分别对此三要素进行探讨，尽管它们本身也是相互交错的，并且“天地人”的表述也稍嫌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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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建筑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Rue Admiral Bayle）交叉处，后门是从贝勒路树德里进去，故有时称贝勒路树德里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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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找和确认中共“一大”会址的经过，请参阅沈之瑜《“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载《上海滩》1988年第10期；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一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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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47—48页。另有如下论文论述芥川龙之介与李汉俊在上海晤面，青柳达雄：《李人杰につい、て——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中の人物［李人杰——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中的人物］》，《国文学——言语との文艺［国文学——语言与文艺］》第103号，1988年；单援朝：《上海の芥川龙之介——共产党の代表者李人杰との接触［芥川龙之介在上海——与共产党代表人物李人杰的接触］》，《日本の文学［日本的文学］》第8集，1990年；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每日新闻社199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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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引《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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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页。《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赤色工会国际的报告（1923年5月31日）》（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Leiden，1991，p.539，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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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1卷，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47—148页。据此函来看，把李汉俊介绍给芥川的是泽村幸夫。关于泽村幸夫，请参阅跅野修二《支那通について［中国通］》，《中国研究月报》第554号，1994年12月20日。昕野修二：《ぁゐ“支那通”の轨迹——泽村幸夫について［一位“中国通”的轨迹——关于泽村幸夫］》，《中国文学会纪要》第15号，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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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邵维正：《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拙稿《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曾庆榴、洪小夏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华星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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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关于此正式见解是否妥当，在中国国内也有若干不同意见。请参见王学启、张继昌《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曹仲彬、杜君：《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王学启、张继昌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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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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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详细论述中国以日本为媒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著作之一是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方近代思想的接受与明治维新》，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99年版；汉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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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这段话源自日本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版）第一篇，第八章《难解なゐカ ル·マルクス［难解的卡尔·马克思］》开头部分。见后藤延子《李大とマルクス钊主义经济学［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6号，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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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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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4页。目前可以见到的专论巴库大会的论文，只有伊藤秀一：《バク|の乃东方各民族大会について［关于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号，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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