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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然，并非全部莫斯科档案都已被开放。比如，即使现在利用频率最高的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ΓАСΠИ［露加斯皮］，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所保存的文件，其中归在全宗514（中国共产党）下的1222个卷宗，就因优先使用权归中国的理由，原则上不予开放。补注——现在，全宗514（中国共产党）档案基本上已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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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94年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正在陆续刊行原苏联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俄文版：ВＫП（6），ＫoмuнmepнuТ.Ⅰ.（1920-1925），Ｍocквa，1994；T.Ⅱ.（1926—1927），Ｍocквa，1996；T.Ⅲ.（1927—1931），Ｍocквa，1999；德文版：RKP（В），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Dokumente.Bandl.（1920—1925），Munchen，1996；Band2.（1926—1927），Munster，1998；汉语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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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仅举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下。关于魏金斯基的有，B.И.Глунин，Григорий Мocквa，1970（格卢宁：《格里戈里·魏金斯基》，《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关于马林的有，《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Leiden，1991；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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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这些档案的返还经过，请参阅裴桐《1956年赴苏联接受档案追忆》，《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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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马贵凡：《赴苏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情况述略》（《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16期）记述，自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至翌年，苏联又交还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也同样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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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三），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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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森时彦：《中国におけゐ勤工俭学运动研究の动向［中国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动向］》，《东洋史研究》40卷4号，1982年；森时彦：《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80号，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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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人的传记，收于郑惠、张静如主编《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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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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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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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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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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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与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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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一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早在清末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主要对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国内通常见到的刊物上进行宣传，则不得不等到1919年。[1]1919年以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进入中国，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在描述“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状况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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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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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以大城市为中心传播，不久在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酝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许多西方新思想一样，首先是必须通过文字即书籍学习的东西。比如，在研究早期毛泽东思想时，很多学者会考察他在何时读过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书籍。[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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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可称之为“知识革命”的浪潮。而这个“知识革命”可以说带有两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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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五四时期混沌不清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轴尚未出现，因而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例如，李大钊常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1919—1920年之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而简明易懂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变为口语，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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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称为“知识革命”的另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换言之，有理论根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E.H.卡尔（E.H.Carr）早就称俄国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为“目的意识性”或“自我意识性”，并指出这是与其前的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不同之处。[4]亦即，从“俄国革命是有意识地计划并实行的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这句话可知，所谓19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事先即已充分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程序，再依据此程序发动起来的，在这一点上，与其前的革命运动大不相同。既然存在发动革命之前必须理解的思想、主义这种“知识”，那么，拋却这种“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俄国革命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同样“并非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由计划好未来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是要进行革命、而是由对进行革命的各种可能条件做了分析和准备的知识分子”[5]主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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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也不是经济学说发展的必然归结，更不是以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契机的。换句话说，完全是“学习”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被予以充分考察，这不仅因为其“学习”过程所表现出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发人深思，还因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后来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带上了“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特属性——试看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无不有著作集或全集之类的革命理论体系。[6]在这一点上，日本在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迅速流入以后，“以学习知识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7]形成了第二梯队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主流，这对考察同一时期的中国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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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与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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