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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其文章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反复转载。另外，正如后文所述，《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20]也有颇深的关系。《晨报》是在北京发行的日报，发行数量在1919—1920年约为5000—8000份[21]，在北京属于大报。如前所述，当时的报界尚没有全国性报纸，《晨报》的流通也基本上限于北京周围；但是，在开辟了副刊之后，通过当时设于中国各大城市的书报贩卖部等，也获得了外地的定期读者。除了这批直接购阅者外，《晨报副刊》的文章还因其立意新颖而被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屡屡转载，其影响远不止于一份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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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自1919年2月起，刷新了相当于文化版的副刊（第七版）版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开始宣传各种外国思潮。同年4月1日开始连载渊泉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收于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年出版］的摘译），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形式，刊登了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问题研究》第二册，1919年2月和河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及国体研究录》一卷一号，1919年4月），接着，同月9日又刊登了食力译《劳动与资本》（原著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但食力译文是对收于《社会问题研究》第四册的河上译《劳动与资本》的重译）。进入6月，开始登载渊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原著为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渊泉译文是对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卖文社出版部1919年5月出版］的重译）。这次连载，算上中断的一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1月。7月刊登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为堺利彦：《唯物史观概要》，《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1919年4月）没有注明译者，但是从译文中术语的翻译推断，这篇译文似乎也是出自渊泉之手。[22]除此以外，7月还登载了没有注明译者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原著为收于《改造》1919年7月号的贺川丰彦著《唯心的经济史观的意义》）。就这样，《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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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刊登于《晨报副刊》上的渊泉的译文，不仅在时期上最早，还对“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上部构造［上层结构］、下部构造［下层结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等等这些在中国首次出现的社会科学术语都加了注释；在这一点上，也超出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这也就是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影响极大的《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甚至远在四川的《国民公报》争相转载的理由。[23]特别是从1919年6月开始连载达半年之久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其德语版和日语版分别在当时的欧洲、日本，被认为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著作。比如，高堺素之译日语版《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就被誉为“无论谁来翻译，要做到比这更易理解，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人读这部译著还感到不好理解，那么，他读德语原文，也免不了作同样感想”。[24]虽然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及其单行本《马克斯经济学说》[25]没有获得日文版那样热烈的反响，但是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选择这部书，并且连载达半年之久，这证明了《晨报副刊》编辑的见识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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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五四时期报纸杂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李大钊的年谱等都说李大钊参与了这个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6]，还有人甚至说，指导《晨报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李大钊本人。的确，李大钊在1916年做过《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但是，由于和报社后台进步党立场相左，同年9月，他在任仅20多天就辞去了编辑主任一职，离开了《晨钟报》。[27]后来，《晨钟报》改名《晨报》后，李大钊虽然也时常向《晨报副刊》投稿，但并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8]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在《晨报副刊》上连续翻译、发表这些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到底是谁呢？曾经有人解释说，“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这是不正确的。据笔者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的记者陈溥贤的笔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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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入《晨报》前身《晨钟报》，后任《晨报》主笔。1918年末，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积极采访“黎明会”及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现状。五四运动前回国，4月起以“渊泉”的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他正任《晨报》总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20年末，作为中国报界第一位驻欧洲特派记者赴英国。1924年因攻击冯玉样所部国民军，遭冯部缉捕。1928年《晨报》停刊，随张学良去东北，历任《民言报》主笔、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顾问等职。1930年任北平晨报社社长，后加入国民党系的南京中央通讯社，1936年被任命为该社东京特派记者。1938—1948年任国民参政会议员，1940—1950年任中央通讯社主笔，1948年以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57年8月逝世于台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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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而其前半生所发挥的作用，与李大钊多处重合，这一点则更重要。陈溥贤和李大钊在同一时期（1915—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时期一同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以留日学生总会及其机关刊物《民彝》为阵地共同积极活动。《民鼻》创刊号（1916年5月）载有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成立的报道，其中李大钊、陈溥贤皆列名委员。二人回国后又一同入《晨钟报》做编辑，从这点推测，1916年以后，二人的同事关系应该也相当亲密。关于陈溥贤和李大钊的这种关系，此前没有任何论著涉及，只有极少含糊的回忆。[31]但是，事实上，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下面，让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来简要考察一下陈溥贤当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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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18年末，陈溥贤曾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被派驻东京数月。他用“渊泉”的笔名发回《晨报》的《日本之讲和态度》（1919年1月11日）、《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同年1月21日）等报道说明，开始时，他主要想探索日本朝野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所持的态度。当然，中国舆论最关心的山东问题的动向也是他关注的内容。恰在这时，吉野作造（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以及他指导的进步团体“黎明会”的活动在日本舆论界产生极大反响，这立即引起了陈溥贤的注意。在《日本之黎明运动》（1919年1月28日）、《黎明运动之第一声》（同年2月14日）这两篇报道中，陈溥贤满怀期望地声援黎明会。他的注意力一旦转向新思潮，就由普选运动而工人运动，最后，终于朝向了度过了“严冬时期”正在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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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陈溥贤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东游随感录〉，前后达一个月。其中在第17次《日本底言论界》中，特别立《社会主义研究底杂志》一项，介绍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言发行两万余份）、堺利彦和山川均等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研究》（言发行七八千份）等刊物及其性质。[32]又把第26次连载特别题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了始自“东洋社会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同时把现今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派，即堺利彦等“纯粹马克思主义”派、高堺素之等“国家社会主义”派和大杉荣等“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并祝愿欧洲大战以后呈一泻千里之势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途中不要遇险，平平稳稳达到目的地”。[33]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当中，陈溥贤尤其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动向；这一点，仅在1919年3月20日的《日本之新潮流》，以及同年4月24日的《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这两篇文章里[34]就表现得很清楚。他在这些文章中赞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诚学术界一巨观也。”就这样，在日本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一事，似乎激发了陈溥贤回国后全力以赴介绍这些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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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泉”即陈溥贤最初要考察日本的军部、政党、议会等统治机构，后来逐渐转向考察工人运动、社会运动，这个转变是有其必然性的。1919年，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围绕山东权益问题的中日关系；但是，在全面观察了日本的军部、主要政党、实业家们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他断言，中日两国的“真正底亲善”只有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主导政治之后才能实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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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底观察说来，中日两国要想增进真正底亲善、发扬互助底精神，军阀时代是绝望了，资本家时代更没有希望。日本劳动阶级能够出来当家底时候，然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理想底境遇。所以我们对于日本劳动阶级，有无穷底期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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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关注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除了对其动向和学说本身的兴趣以外，还因为中日关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变，最终有利于“改造”中国。值得深思的是，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大前提，因而接近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点与下一节将要探讨的戴季陶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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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当然也及于俄国革命以及中国的工人问题。例如，关于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陈溥贤于4月13日发表了署名“渊泉”的“时评”文章《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文中对北京政府盲从欧美部分列强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示疑问，呼吁要积极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承认革命政权；还把1919年5月1日的《晨报副刊》题为“劳动节纪念”号，并亲自撰写《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一文，主张人类作为劳动者有“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而对北京政府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为危险思想并加以取缔则表示反对说：“资本阶级所看做危险的思想，由劳动阶级看来，却是正当防卫的权利咧。”[36]就这样，陈溥贤在言论遭到残酷镇压的北京，勇敢地坚持宣传“危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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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溥贤与日本的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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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的积极活动，并不限于利用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他还参与了在这个时期放射出璀燦光辉的中日先进知识分子的交流运动。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的一个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和北京的李大钊曾经相互交换“黎明会”的《黎明会讲演集》和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37]李大钊非常关心黎明会的指导者吉野作造的动向，甚至曾经设想自己也模仿吉野，组织中国式“黎明会”，使其成为对顽固思想进行斗争的共同战线。[38]但是，读读李大钊有关黎明会的文章[39]就可以发现，他所知道的黎明会的消息，几乎都来自陈溥贤所采访文章。五四时期李大钊和吉野作造互相交流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团于1920年5月访问日本[40]，而为了实现这次访日在两者之间努力斡旋的，正是陈溥贤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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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曾在1920年5月1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就中国学生的访日计划发表谈话说：“北京大学方面，除了李大钊、陈启修等教授外，我想晨报的有权威的记者陈溥贤等也正在全力斡旋此事。”[41]陈溥贤在东京做晨报特派记者时，不仅详细地考察了黎明会等日本新思潮的状况，还与吉野个人有过亲密接触[42]，而于北京方面，又与李大钊有旧谊，因而是居间斡旋的最佳人选。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1920年5月带到日本给宫崎龙介（宫崎滔天的长子）的介绍信上，陈溥贤和李大钊同具其名[43]，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溥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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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的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基本上是翻译日文刊物而成的。由此可见，拋却同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就无从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看一看当时接连不断地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都借鉴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我们就会明白，《晨报副刊》的陈溥贤绝非特例（请参考本书附录一〈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这从后面将要探讨的上海方面的情况也看得出。而这种渠满而溢，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五四之前十余年即清末革命运动时社会主义思潮由日本向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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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初盛行于中国的时期（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与日本“大逆事件”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期相重合；而正如幸德秋水等明显影响了清末的社会主义宣传[44]一样，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在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复苏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相互作用之中发生的。关于这之间的情形，冯自由早在1920年就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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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自从幸德秋水被杀，更没有人敢倡导这种危险的话。中国的新学书籍，大半由日文翻译出来。日本这种印刷品既然很少，中国哪里还有译本呢？……［而现在］我国主张社会主义者得许多日本文译本为生力军，便也发刊各种书报，尽力宣传这种主义。……这是我国人近来趋向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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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等反帝运动的高涨，对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剔除寄生于自己体内的帝国主义意识的一次考验和试金石；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的进展，也的确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朝鲜的兴起。可见，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朝鲜的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股在互相影响中发展、深化的跌宕起伏的巨浪。比如，对于在五四时期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只有日本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其军国主义性质，才能使打倒中国的军阀统治更容易进行；同样，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其意义也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而受到了热切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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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时，往往是把已经在日本翻译、介绍过的内容有选择地重新译成汉语；翻译、介绍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例如，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等等）时，也多半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在中国，除了部分国民党人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期研究史是一个空白状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未知数，许多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科学语汇是闻所未闻的。如此看来，在五四时期，通过日本的文献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文献中的语汇也直接用日语引进并逐步固定下来，毋宁说是非常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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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简单叙述一下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1919年这一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所谓“严冬时期”，堺利彦等日本国内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只好“鬻文为业”，勉强把守孤垒。但是，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堺利彦、高堺素之等试探着警方的反应开始在他们所办的《新社会》杂志上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上述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1919年5月出版后，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其销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堺利彦等所办的《新社会》，1919年也售出1.5万册以上，山川均于稍后创办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发行也非常稳定。[46]另外，综合革新杂志《改造》、《解放》也都在这一年创刊，特别是《改造》杂志，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刊登探讨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使发行量激增[47]，日本因而出现了“只要是马克思，不论好坏都大受欢迎，令人恐惧”[48]的思想状况。陈溥贤就是在东京做特派记者时（1919年初赴日，其后又于同年7—8月再度以特派记者身份驻东京），敏锐地觉察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复苏的动向，在这些日文社会主义刊物出版后，立即进行翻译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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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晨报》总编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又于1919年下半年列名发起并支持激进青年参加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运动）。[49]1920年末，他作为中国报界历史上第一位常驻欧洲的特派记者[50]赴英国后，仍然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晨报》发回了《英国共产党大会记》、《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等报道。但是，就笔者所见，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时期，除了工读互助团运动以外，陈溥贤没有任何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迹象，因而也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事实，只是从其简历可以看出，在李大钊故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有所加强。尽管如此，陈溥贤作为在五四时期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尤其是在介绍学说时，对汉语中尚未消化的语汇进行注解）这一事实，应该与他和李大钊的交往同样受到尊重。因为，在1919年第一次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见面时，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需要注解的新的外来学说，而那难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陈溥贤加以注解介绍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革命的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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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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