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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中介者的作用，不仅见于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知识分子与李大钊之间的联系上，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发挥。众所周知，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51]；而河上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贤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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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1919年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52]在陈溥贤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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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53]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显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缘故。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曾接受过茅原华山（原名茅原廉太郎，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很大的影响。[54]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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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同年年底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不仅可以得到河上肇的著作，而且也可以得到堺利彦、山川菊荣等的著作。[55]而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下面，我们就以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为例，探讨他与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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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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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为了谋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56]以堺利彦、大杉荣为中心在东京成立。有意思的是，李大钊竟也参加了这个同盟。[57]也就是说，李大钊终于积极地加入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了。根据保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同盟名册（已故向坂逸郎收藏，现存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记载，疑为中国人（或朝鲜人）的会员倒是有几名，著名人物却只有李大钊一人。[58]李大钊到底怎样知道了社会主义同盟，又是怎样加入该同盟的呢？探讨一下与李大钊同住北京的名册上的另一个人丸山幸一郎的生平，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丸山幸一郎（1895—1924）是北京的日文期刊《日刊新支那》、《周刊新支那》、《北京周报》的记者和编辑（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59]当时也居住在北京的清水安三晚年曾这样回忆丸山和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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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或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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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民国五年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和白坚武一起办了一个名叫晨钟报的小报，自任编辑主任。后来，经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介绍，任图书馆主任。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铃木兄不久就去了东京，但铃木兄是曾影响李君向左倾的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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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确认与丸山一同影响李大钊“向左倾”的铃木长次郎是什么人；不过，由此可知，五四时期前后，李大钊与丸山等居住在北京的进步日本人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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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任编辑的《北京周报》曾屡屡刊登李大钊的谈话或文章，其主要者有，《支那工人运动的趋势》（第8号，1922年3月）、《宗教妨碍进步》（第12号，同年4月）、《支那统一方策与孙、吴两氏之意见》（第33号，同年9月）、《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第66号，1923年5月）等。此外，在《李大钊氏》（第33号，1922年9月）这篇介绍李大钊的文章中，丸山称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理解工人运动的人”，并声援说：“我们认为这位新思想家和新运动的领导者的言行，将给予新支那的未来以很大的刺激和影响。故此，他以后将持何种思想，将发起何种运动，我们将怀着浓厚的兴趣拭目以待。”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断定，采访李大钊的上述谈话，并为他刊登文章提供方便的，就是时住北京的李大钊的理解者和支持者丸山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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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昏迷，原名丸山幸一郎。根据日本内务省编辑的需要监视人物一览名册（所谓“黑名单”）的记载，丸山1895年生于长野县，1916年底到东京，就读于中央大学英语科夜校，同时与大杉荣、堺利彦等“主义者”交往，因而被圈定为乙类需要监视人物。[62]他到中国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但是，上述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第3号（1920年12月）上登载了他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支那的社会主义》的通讯（可见，他虽然身在北京，仍从日本购阅《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到中国之后仍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另外，李大钊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是以堺利彦的《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中的三篇论文和译文为蓝本写成的[63]，而设想在堺利彦和李大钊之间有丸山居间联系，似并非臆测。也就是说，李大钊追随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即堺利彦等“马克思主义派”并进而加入其中，是因为有丸山这位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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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否参加了更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并非仅仅是为了汲取知识。从他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来看，李大钊也并没有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方面把日本和中国分开来考虑。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除了当时的世界主义气氛（“世界都是光明啊！人类都是同胞啊！愿我全亚洲的青年努力！”[64]）以外，没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无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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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注，使李大钊在1919年以后把阶级观点引入相关的妇女问题，并开始研究工人问题；而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日本的影响。比如，《战后之妇人问题》[65]一文被认为李大钊向社会主义革命寻求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的道路，是他思想的一大进步；可是，该文基本是翻译山川菊荣《1919年与世界妇女》（《中外》1919年2月号）而成。而论工人运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66]，也参照了山川菊荣《“五一”节与八小时劳动》（《解放》1919年6月号），以及《改造》1919年9月号刊登的新妻伊都子《一种不诚实的劳动论》和山川菊荣《答新妻氏论》。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知识”给予李大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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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围绕李大钊，也不乏收集书籍和研究社会主义的话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成立的学术团体“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该会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集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67]，据说为了把收集来的书报供人阅览和讨论，还设了一个叫“亢慕义斋（Commu-nism斋）”的图书室。翻看该研究会1922年的藏书目录[68]即可发现会员们是何等地渴望得到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同时又是何等热心地搜集这种书籍。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严重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缺少文献的情况下，李大钊所获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何等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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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下半年始，李大钊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一面与上海的陈独秀联络呼应，一面指导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会、发行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刊物《劳动音》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等。他在北京的名望很高，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作讲演，或者指导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而李大钊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却不仅因为他的声望，也因为他遇时而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知识而愈加巩固。这种情景，从曾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朱务善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下面是一段有关李大钊在社会主义讨论会上担任评判员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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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评判员［即李大钊］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的］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沈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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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必须同时也是理论家，但是，如上所述，李大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许多是取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李大钊在这次讨论会上的发言，通过随意引用河上肇的著作而增强了说服力，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五四时期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处的知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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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叙述的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使我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1919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不是倡导“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这“三无主义”并曾结成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也不是在最高学府执教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是李大钊、陈溥贤、邵飘萍[70]等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期研究，或者更广泛地讲，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如果不是经常关注俄国革命等世界规模的社会变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流行等外国新思潮的动向，具有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外语能力，并且掌握印刷传媒的人物，不用说读懂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接触这些书籍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看来，中日两国在1919年同时流行马克思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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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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