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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底观察说来，中日两国要想增进真正底亲善、发扬互助底精神，军阀时代是绝望了，资本家时代更没有希望。日本劳动阶级能够出来当家底时候，然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理想底境遇。所以我们对于日本劳动阶级，有无穷底期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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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关注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除了对其动向和学说本身的兴趣以外，还因为中日关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变，最终有利于“改造”中国。值得深思的是，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大前提，因而接近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点与下一节将要探讨的戴季陶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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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当然也及于俄国革命以及中国的工人问题。例如，关于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陈溥贤于4月13日发表了署名“渊泉”的“时评”文章《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文中对北京政府盲从欧美部分列强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示疑问，呼吁要积极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承认革命政权；还把1919年5月1日的《晨报副刊》题为“劳动节纪念”号，并亲自撰写《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一文，主张人类作为劳动者有“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而对北京政府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为危险思想并加以取缔则表示反对说：“资本阶级所看做危险的思想，由劳动阶级看来，却是正当防卫的权利咧。”[36]就这样，陈溥贤在言论遭到残酷镇压的北京，勇敢地坚持宣传“危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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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溥贤与日本的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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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的积极活动，并不限于利用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他还参与了在这个时期放射出璀燦光辉的中日先进知识分子的交流运动。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的一个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和北京的李大钊曾经相互交换“黎明会”的《黎明会讲演集》和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37]李大钊非常关心黎明会的指导者吉野作造的动向，甚至曾经设想自己也模仿吉野，组织中国式“黎明会”，使其成为对顽固思想进行斗争的共同战线。[38]但是，读读李大钊有关黎明会的文章[39]就可以发现，他所知道的黎明会的消息，几乎都来自陈溥贤所采访文章。五四时期李大钊和吉野作造互相交流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团于1920年5月访问日本[40]，而为了实现这次访日在两者之间努力斡旋的，正是陈溥贤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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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曾在1920年5月1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就中国学生的访日计划发表谈话说：“北京大学方面，除了李大钊、陈启修等教授外，我想晨报的有权威的记者陈溥贤等也正在全力斡旋此事。”[41]陈溥贤在东京做晨报特派记者时，不仅详细地考察了黎明会等日本新思潮的状况，还与吉野个人有过亲密接触[42]，而于北京方面，又与李大钊有旧谊，因而是居间斡旋的最佳人选。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1920年5月带到日本给宫崎龙介（宫崎滔天的长子）的介绍信上，陈溥贤和李大钊同具其名[43]，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溥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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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的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基本上是翻译日文刊物而成的。由此可见，拋却同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就无从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看一看当时接连不断地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都借鉴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我们就会明白，《晨报副刊》的陈溥贤绝非特例（请参考本书附录一〈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这从后面将要探讨的上海方面的情况也看得出。而这种渠满而溢，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五四之前十余年即清末革命运动时社会主义思潮由日本向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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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初盛行于中国的时期（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与日本“大逆事件”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期相重合；而正如幸德秋水等明显影响了清末的社会主义宣传[44]一样，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在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复苏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相互作用之中发生的。关于这之间的情形，冯自由早在1920年就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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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自从幸德秋水被杀，更没有人敢倡导这种危险的话。中国的新学书籍，大半由日文翻译出来。日本这种印刷品既然很少，中国哪里还有译本呢？……［而现在］我国主张社会主义者得许多日本文译本为生力军，便也发刊各种书报，尽力宣传这种主义。……这是我国人近来趋向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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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等反帝运动的高涨，对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剔除寄生于自己体内的帝国主义意识的一次考验和试金石；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的进展，也的确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朝鲜的兴起。可见，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朝鲜的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股在互相影响中发展、深化的跌宕起伏的巨浪。比如，对于在五四时期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只有日本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其军国主义性质，才能使打倒中国的军阀统治更容易进行；同样，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其意义也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而受到了热切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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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时，往往是把已经在日本翻译、介绍过的内容有选择地重新译成汉语；翻译、介绍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例如，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等等）时，也多半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在中国，除了部分国民党人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期研究史是一个空白状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未知数，许多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科学语汇是闻所未闻的。如此看来，在五四时期，通过日本的文献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文献中的语汇也直接用日语引进并逐步固定下来，毋宁说是非常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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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简单叙述一下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1919年这一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所谓“严冬时期”，堺利彦等日本国内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只好“鬻文为业”，勉强把守孤垒。但是，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堺利彦、高堺素之等试探着警方的反应开始在他们所办的《新社会》杂志上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上述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1919年5月出版后，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其销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堺利彦等所办的《新社会》，1919年也售出1.5万册以上，山川均于稍后创办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发行也非常稳定。[46]另外，综合革新杂志《改造》、《解放》也都在这一年创刊，特别是《改造》杂志，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刊登探讨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使发行量激增[47]，日本因而出现了“只要是马克思，不论好坏都大受欢迎，令人恐惧”[48]的思想状况。陈溥贤就是在东京做特派记者时（1919年初赴日，其后又于同年7—8月再度以特派记者身份驻东京），敏锐地觉察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复苏的动向，在这些日文社会主义刊物出版后，立即进行翻译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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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晨报》总编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又于1919年下半年列名发起并支持激进青年参加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运动）。[49]1920年末，他作为中国报界历史上第一位常驻欧洲的特派记者[50]赴英国后，仍然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晨报》发回了《英国共产党大会记》、《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等报道。但是，就笔者所见，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时期，除了工读互助团运动以外，陈溥贤没有任何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迹象，因而也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事实，只是从其简历可以看出，在李大钊故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有所加强。尽管如此，陈溥贤作为在五四时期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尤其是在介绍学说时，对汉语中尚未消化的语汇进行注解）这一事实，应该与他和李大钊的交往同样受到尊重。因为，在1919年第一次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见面时，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需要注解的新的外来学说，而那难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陈溥贤加以注解介绍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革命的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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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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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中介者的作用，不仅见于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知识分子与李大钊之间的联系上，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发挥。众所周知，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51]；而河上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贤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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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1919年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52]在陈溥贤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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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53]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显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缘故。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曾接受过茅原华山（原名茅原廉太郎，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很大的影响。[54]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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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同年年底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不仅可以得到河上肇的著作，而且也可以得到堺利彦、山川菊荣等的著作。[55]而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下面，我们就以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为例，探讨他与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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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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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为了谋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56]以堺利彦、大杉荣为中心在东京成立。有意思的是，李大钊竟也参加了这个同盟。[57]也就是说，李大钊终于积极地加入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了。根据保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同盟名册（已故向坂逸郎收藏，现存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记载，疑为中国人（或朝鲜人）的会员倒是有几名，著名人物却只有李大钊一人。[58]李大钊到底怎样知道了社会主义同盟，又是怎样加入该同盟的呢？探讨一下与李大钊同住北京的名册上的另一个人丸山幸一郎的生平，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丸山幸一郎（1895—1924）是北京的日文期刊《日刊新支那》、《周刊新支那》、《北京周报》的记者和编辑（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59]当时也居住在北京的清水安三晚年曾这样回忆丸山和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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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或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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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民国五年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和白坚武一起办了一个名叫晨钟报的小报，自任编辑主任。后来，经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介绍，任图书馆主任。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铃木兄不久就去了东京，但铃木兄是曾影响李君向左倾的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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