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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必须涉及五四时期新思潮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一时代背景；而要考察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想是如何传播和被接受的，则必须探讨使其成为可能的当时的文化状况，特别是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即印刷传媒的状况。因为，对于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关心外国思潮，也无论他们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如何迫切希望改造社会，要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思潮（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存在承载新思潮的一定程度的物质条件即印刷传媒。换言之，不仅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各种外国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这一现象本身，与五四时期印刷传媒的发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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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长住在北京的日人牧师清水安三（后成为樱美林学校的创立者）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8]；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1919年评论中国的杂志时就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9]而现在我们也可以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0]中看得出当时杂志激增和泛滥的情形。正如罗家伦慨叹的那样，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停刊；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呈显出空前的盛况确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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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杂志发行的这种盛况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新文化运动”排除空洞晦涩的文言，提倡以口语（即所谓“白话”）创作新文学；受此影响，白话文体在五四时期已经相当普及，许多新创刊的杂志都采用白话。虽然以广大农村为中心，文盲占大多数[11]这一事实仍然存在；但不能不说杂志发行得以繁荣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白话文体普及，从而扩大了书籍的读者范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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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杂志、书籍发行的迅速增加，其背景之一还在于商业出版界的成长。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虽然五四运动以前就进行出版活动，但其出版的书籍几乎仅限于教科书等学校教材、中国古典以及辞书等工具书；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出版社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籍，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书籍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了。而五四时期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图书局等，也是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以推进出版近代化的。[12]总起来看，中国商业出版界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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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大量刊物的流通方面，设在各高等教育机关内的书报贩卖部在出版社和读者之间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书籍流通体制，许多学生通过设在各学校内的书报贩卖部求购书籍；通过书报贩卖部，即使在地方城市，也可以订阅北京、上海出版的书报。而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书籍，负责贩卖部的人（往往是有活动能力的学生）还通过书籍的订购情况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当时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陈望道曾这样回忆书报贩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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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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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学生们通过书报贩卖部相互沟通联系的情景；而自不待言，这些书报贩卖部在五四运动后得到扩展、更加活跃。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即后来产生了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籍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经销书籍、杂志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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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印刷传媒的传播空间时特别值得注目的是，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杂志，还经销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例如，1920年7月，毛泽东为了普及新文化，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处叫做“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其经销的书籍、杂志多种多样。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新青年》杂志销售册数之多（1920年9一10月共320册，至1921年3月累计达2000册）。同时，每日在此购阅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的，1920年10月也分别达65份和42份。[14]当时的报界还不存在全国性报纸，《时事新报》和《晨报》也分别是上海、北京的地方报纸；但在这个时期，即使远在长沙也能够通过书报贩卖部读到上海、北京的日报。而在当时，杂志、报纸又通常是被反复传阅的，所以，其影响要远远超过其销售份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短时期内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地方城市也得以传播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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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新报》和《晨报》受长沙青年欢迎是有其理由的。这两份报纸分别开辟有副刊《学灯》和《晨报副刊》，接受读者投稿，同时积极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所谓副刊，是五四时期以后出现并普及的中国报纸的附录，相当于当今的“文化版”；当时，与杂志一样致力于介绍新思潮的，就是这些“副刊”。[15]副刊的开辟证明，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对世界新思潮的关心空前高涨，报纸也不得不对这种变化作出回应；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报纸以及报界自身开始摆脱从前作为政论报纸时的那种十分浓厚的党派色彩，积极发掘和吸纳读者的意见，从而向商业报纸转变。[16]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四大副刊”的是，《晨报》的《晨报副刊》、《京报》的《小京报》、《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这“四大副刊”中，除《小京报》外，在五四时期都曾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由于副刊的出现，小说、诗歌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自不待言，外国的各种思想、报道、旅行记等的翻译也得到了发表的园地。知识的市场在五四时期的扩大是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和众多新思潮一样沐浴了她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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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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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晨报副刊》与陈溥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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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印刷传媒的发展，新思想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但这并没有减少传播者们研读、吸收马克思主义时所品尝的异乎寻常的艰辛。因为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购得外文图书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困难之大皆远非今日可比。那么，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共产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呢？他们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读了什么样的书籍呢？这些书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很遗憾，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这些问题，许多至今尚没有答案。比如，谁都知道当时刊行了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但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所谓经典著作以外，到底是谁翻译出版了什么样的书籍，则连一个概述也见不到。[17]实际上，在当时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中，考茨基（K.Kautsky）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讲解书的翻译，以及“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书籍，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要多。在这里，让我们首先来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经过，特别是其取得途径、翻译和出版的各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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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的中心人物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9年夏逃离北京在昌黎小住，在那里写下了他那篇值得永远纪念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8]在这篇论文中，他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陈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含有批判观点的见解。过去，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提到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先于这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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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其文章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反复转载。另外，正如后文所述，《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20]也有颇深的关系。《晨报》是在北京发行的日报，发行数量在1919—1920年约为5000—8000份[21]，在北京属于大报。如前所述，当时的报界尚没有全国性报纸，《晨报》的流通也基本上限于北京周围；但是，在开辟了副刊之后，通过当时设于中国各大城市的书报贩卖部等，也获得了外地的定期读者。除了这批直接购阅者外，《晨报副刊》的文章还因其立意新颖而被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屡屡转载，其影响远不止于一份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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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自1919年2月起，刷新了相当于文化版的副刊（第七版）版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开始宣传各种外国思潮。同年4月1日开始连载渊泉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收于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年出版］的摘译），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形式，刊登了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问题研究》第二册，1919年2月和河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及国体研究录》一卷一号，1919年4月），接着，同月9日又刊登了食力译《劳动与资本》（原著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但食力译文是对收于《社会问题研究》第四册的河上译《劳动与资本》的重译）。进入6月，开始登载渊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原著为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渊泉译文是对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卖文社出版部1919年5月出版］的重译）。这次连载，算上中断的一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1月。7月刊登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为堺利彦：《唯物史观概要》，《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1919年4月）没有注明译者，但是从译文中术语的翻译推断，这篇译文似乎也是出自渊泉之手。[22]除此以外，7月还登载了没有注明译者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原著为收于《改造》1919年7月号的贺川丰彦著《唯心的经济史观的意义》）。就这样，《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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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刊登于《晨报副刊》上的渊泉的译文，不仅在时期上最早，还对“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上部构造［上层结构］、下部构造［下层结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等等这些在中国首次出现的社会科学术语都加了注释；在这一点上，也超出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这也就是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影响极大的《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甚至远在四川的《国民公报》争相转载的理由。[23]特别是从1919年6月开始连载达半年之久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其德语版和日语版分别在当时的欧洲、日本，被认为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著作。比如，高堺素之译日语版《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就被誉为“无论谁来翻译，要做到比这更易理解，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人读这部译著还感到不好理解，那么，他读德语原文，也免不了作同样感想”。[24]虽然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及其单行本《马克斯经济学说》[25]没有获得日文版那样热烈的反响，但是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选择这部书，并且连载达半年之久，这证明了《晨报副刊》编辑的见识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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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五四时期报纸杂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李大钊的年谱等都说李大钊参与了这个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6]，还有人甚至说，指导《晨报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李大钊本人。的确，李大钊在1916年做过《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但是，由于和报社后台进步党立场相左，同年9月，他在任仅20多天就辞去了编辑主任一职，离开了《晨钟报》。[27]后来，《晨钟报》改名《晨报》后，李大钊虽然也时常向《晨报副刊》投稿，但并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8]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在《晨报副刊》上连续翻译、发表这些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到底是谁呢？曾经有人解释说，“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这是不正确的。据笔者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的记者陈溥贤的笔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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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入《晨报》前身《晨钟报》，后任《晨报》主笔。1918年末，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积极采访“黎明会”及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现状。五四运动前回国，4月起以“渊泉”的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他正任《晨报》总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20年末，作为中国报界第一位驻欧洲特派记者赴英国。1924年因攻击冯玉样所部国民军，遭冯部缉捕。1928年《晨报》停刊，随张学良去东北，历任《民言报》主笔、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顾问等职。1930年任北平晨报社社长，后加入国民党系的南京中央通讯社，1936年被任命为该社东京特派记者。1938—1948年任国民参政会议员，1940—1950年任中央通讯社主笔，1948年以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57年8月逝世于台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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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而其前半生所发挥的作用，与李大钊多处重合，这一点则更重要。陈溥贤和李大钊在同一时期（1915—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时期一同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以留日学生总会及其机关刊物《民彝》为阵地共同积极活动。《民鼻》创刊号（1916年5月）载有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成立的报道，其中李大钊、陈溥贤皆列名委员。二人回国后又一同入《晨钟报》做编辑，从这点推测，1916年以后，二人的同事关系应该也相当亲密。关于陈溥贤和李大钊的这种关系，此前没有任何论著涉及，只有极少含糊的回忆。[31]但是，事实上，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下面，让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来简要考察一下陈溥贤当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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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18年末，陈溥贤曾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被派驻东京数月。他用“渊泉”的笔名发回《晨报》的《日本之讲和态度》（1919年1月11日）、《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同年1月21日）等报道说明，开始时，他主要想探索日本朝野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所持的态度。当然，中国舆论最关心的山东问题的动向也是他关注的内容。恰在这时，吉野作造（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以及他指导的进步团体“黎明会”的活动在日本舆论界产生极大反响，这立即引起了陈溥贤的注意。在《日本之黎明运动》（1919年1月28日）、《黎明运动之第一声》（同年2月14日）这两篇报道中，陈溥贤满怀期望地声援黎明会。他的注意力一旦转向新思潮，就由普选运动而工人运动，最后，终于朝向了度过了“严冬时期”正在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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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陈溥贤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东游随感录〉，前后达一个月。其中在第17次《日本底言论界》中，特别立《社会主义研究底杂志》一项，介绍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言发行两万余份）、堺利彦和山川均等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研究》（言发行七八千份）等刊物及其性质。[32]又把第26次连载特别题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了始自“东洋社会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同时把现今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派，即堺利彦等“纯粹马克思主义”派、高堺素之等“国家社会主义”派和大杉荣等“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并祝愿欧洲大战以后呈一泻千里之势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途中不要遇险，平平稳稳达到目的地”。[33]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当中，陈溥贤尤其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动向；这一点，仅在1919年3月20日的《日本之新潮流》，以及同年4月24日的《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这两篇文章里[34]就表现得很清楚。他在这些文章中赞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诚学术界一巨观也。”就这样，在日本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一事，似乎激发了陈溥贤回国后全力以赴介绍这些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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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泉”即陈溥贤最初要考察日本的军部、政党、议会等统治机构，后来逐渐转向考察工人运动、社会运动，这个转变是有其必然性的。1919年，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围绕山东权益问题的中日关系；但是，在全面观察了日本的军部、主要政党、实业家们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他断言，中日两国的“真正底亲善”只有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主导政治之后才能实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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