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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否参加了更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并非仅仅是为了汲取知识。从他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来看，李大钊也并没有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方面把日本和中国分开来考虑。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除了当时的世界主义气氛（“世界都是光明啊！人类都是同胞啊！愿我全亚洲的青年努力！”[64]）以外，没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无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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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注，使李大钊在1919年以后把阶级观点引入相关的妇女问题，并开始研究工人问题；而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日本的影响。比如，《战后之妇人问题》[65]一文被认为李大钊向社会主义革命寻求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的道路，是他思想的一大进步；可是，该文基本是翻译山川菊荣《1919年与世界妇女》（《中外》1919年2月号）而成。而论工人运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66]，也参照了山川菊荣《“五一”节与八小时劳动》（《解放》1919年6月号），以及《改造》1919年9月号刊登的新妻伊都子《一种不诚实的劳动论》和山川菊荣《答新妻氏论》。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知识”给予李大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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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围绕李大钊，也不乏收集书籍和研究社会主义的话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成立的学术团体“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该会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集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67]，据说为了把收集来的书报供人阅览和讨论，还设了一个叫“亢慕义斋（Commu-nism斋）”的图书室。翻看该研究会1922年的藏书目录[68]即可发现会员们是何等地渴望得到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同时又是何等热心地搜集这种书籍。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严重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缺少文献的情况下，李大钊所获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何等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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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下半年始，李大钊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一面与上海的陈独秀联络呼应，一面指导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会、发行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刊物《劳动音》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等。他在北京的名望很高，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作讲演，或者指导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而李大钊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却不仅因为他的声望，也因为他遇时而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知识而愈加巩固。这种情景，从曾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朱务善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下面是一段有关李大钊在社会主义讨论会上担任评判员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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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评判员［即李大钊］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的］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沈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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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必须同时也是理论家，但是，如上所述，李大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许多是取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李大钊在这次讨论会上的发言，通过随意引用河上肇的著作而增强了说服力，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五四时期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处的知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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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叙述的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使我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1919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不是倡导“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这“三无主义”并曾结成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也不是在最高学府执教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是李大钊、陈溥贤、邵飘萍[70]等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期研究，或者更广泛地讲，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如果不是经常关注俄国革命等世界规模的社会变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流行等外国新思潮的动向，具有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外语能力，并且掌握印刷传媒的人物，不用说读懂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接触这些书籍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看来，中日两国在1919年同时流行马克思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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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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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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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到192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北京同样高涨的另一个城市是上海。1920年初，在中国最激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逃离北京移居上海，北京《晨报》的陈溥贤于1920年底作为特派记者赴欧离开中国之后[71]，上海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上海与中央政府脚下的北京相比，对社会主义刊物的压制要松一些[72]，这也是上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和被接受，也与北京一样，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将看到，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思想条件的苏俄方面的消息，以及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领导人的著作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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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73]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74]，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75]如果说其领导人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学说，那么，他们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而表现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者，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也是有其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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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受到了《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上海出版的《建设》、《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些国民党系刊物，也从1919年夏开始积极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趣的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社会主义、回国后出入于孙中山和戴季陶门下的李汉俊，和作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拥护者，早就反复研究土地问题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开始时努力于中国传统中寻找社会主义理念，或者向中国的古典中去寻求符合唯物史观的所有制的历史。例如，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接触过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即使是他，在对人谈起全面改造社会时，也要借用墨子的“兼爱”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的理想[76]，而胡汉民和廖仲恺则更是主张《孟子》描写的古代土地制度理想即“井田制”，试图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找出先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形态。[77]可见，虽然出现于清末的“井田制=社会主义理想=中国传统”这一单纯思维[78]到了五四时期早已被超越，中国古代史也已经按唯物史观来解释了，但是，他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学说时，仍然摆脱不掉旧有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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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显示，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极易受到旧的思想框架的束缚；反过来讲，在“社会主义”的概念尚未扎根以前，就连对外国思潮造诣颇深的留学生和国民党系知识分子也难免这样去做，即为了便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的确，要按照其本来概念去理解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殊非易事。而随着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墨子的“兼爱”和孟子的“井田制”的顾盼则会越来越少。不过，这件事却暗示着，即使孙中山身边那些在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姑且不论他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当他们把这一概念传达给别人时，没有某种形式的媒介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因如此，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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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系刊物《建设》一卷六号（1920年1月）《通讯》栏的一番问答表明，这些国民党系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日本论坛的动向，尤其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趋势，就如同日本的读者一样熟悉。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译载了日本的北堺吉（北一辉的胞弟，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题为《社会主义之检讨》一文，读者刘凤鸣向《建设》编辑部提出疑问说，时至今日，是否还有必要在中国介绍如此谬误百出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对此，《建设》同人“民意”详细叙述了日本论坛对北堺吉论文的反响。他说，北堺吉论文在《中外》1918年8月号上刊登后，河上肇、山川均、茅原华山、高堺素之都分别在《中外》、《新社会》等刊物上著文痛加批判，为此，北堺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忏悔——代笔事件之告白》表示道歉，因此，在日本，北堺吉的论文毫无价值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民意”文充满自信，似乎在说，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在日本已经有了结论，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再重复议论。这个时期的“民意”应该是朱执信的笔名。[79]总之，《建设》的编辑们曾经详细研究过社会主义派的河上、山川、高堺等执笔的论文，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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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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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齐集于这些刊物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国民党人士中，与曾在清末革命运动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胡汉民、朱执信相比，戴季陶处于中心地位。戴季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动机，也许是亲眼看到1919年6月的“三罢”斗争——即五四运动最高潮时上海掀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的威力，因而深切感到有必要认真探索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方案。此后，他作为国民党内最负盛名的理论家，开始以《星期评论》、《建设》为阵地，呼吁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必要性，并亲自广泛收集、介绍和宣传外国的社会主义书籍。[8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9年11月始在《建设》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连载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都译自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陈溥贤曾在北京翻译过）。[81]在1920年前后的上海，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动向的，是戴季陶和曾校订汉译《共产党宣言》的李汉俊，而将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1920年初移居上海的陈独秀，并与陈共同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心成员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则是戴季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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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从1919年夏开始介绍革命俄国的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说，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达到的水平，远在同时期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之上。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戴季陶、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就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所作的评论。这个工读互助团自1919年下半年以来深受中国进步青年的热切关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上述陈溥贤等都曾对其进行支援。然而终于在1920年3月因活动失败而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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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工读互助运动，主要是由王光祈等1919年8月提出，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支持的激进青年的运动，它受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的影响，其发起目的是要实践“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83]但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因经济原因和人际纠纷，1920年3月就被迫解散。对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李大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在城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因为，“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企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李大钊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84]在这里，他虽然也提及资本家、劳动者，但把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最终原因归咎于城市的非人性，因而他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法就是，既然在城市进行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就应该转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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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独秀则基本上认为，工读互助团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参加互助团的青年们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的习惯和生产的技能，并说，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问题，还呼吁计划在北京以外发起工读互助团运动的青年们不要再重蹈覆辙。[85]对于早期以来一直批判中国人懒惰、放纵的陈独秀来说，发出这样的批评也许是自然的；但是，他没有考察社会经济方面的任何原因。就在前一年，即1919年12月所写的《告北京劳动界》中，在谈到“无产的劳动阶级”时，陈独秀还在说，“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86]，表现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关心。但是，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改造人心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和如何把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John Dewey）的民治论（民主自治论）应用于中国[87]，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则不能不说相对淡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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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同时期的戴季陶是怎样思考的呢？他在发表于《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上的《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一文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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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厅是受有产阶级拥护，同时又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机关。……在这一种生产制度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作生产的工作，同时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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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了“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样一个极其理智且又带有煽动性的解决方法。当然，在上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里，也分别能够看到他们倾向农村、农民的特征，以及对中国人传统习性的批判；但是，戴季陶从当时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必然性，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来看，其水准显然超过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据说陈独秀曾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88]；而1920年夏，正在由无政府主义摸索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也讲：“我在上海，受季陶的感化最大，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89]从上述戴季陶开陈的理论来看，他们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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