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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戴季陶渴望得到社会主义书籍的恳请，堺利彦给予了什么样的援助，不得而知。但是，从堺利彦曾把这封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来看，估计他向戴季陶寄送了其所希望的目录等相关资料。实际上，戴季陶确实曾经收到日本出版社直接寄给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写于1920年底的另一封日文信证明有此事实。在那封为了感谢赠给他日文版《资本论》（高堺素之译，大镫阁1920年出版）而写给出版社大镫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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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译慎重严谨，更经著名学者校阅，使人未通读之前即觉值得相信。想我国青年能通日语而不易得英法译书者，通读之后，亦可因此译本得窥马克思主义学说之真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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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资本论》直到1930年代才刊行，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外来知识，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日文著作无疑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读读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刊载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更加一目了然，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另外，追随社会主义的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宫崎龙介、平贞藏等也曾往访上海的戴季陶、李汉俊[94]，这表明他们处于距日本的新思潮最近的位置。如此看来，后文将要探讨的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中国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的汉语全译本的日文底本，也就不足为怪，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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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以陈独秀为中心开始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后，部分是由于所追随的孙中山的反对，戴季陶开始疏远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另外，从戴季陶在五四时期发表文章的意图也可以看出，以戴季陶为主，胡汉民、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其目的是要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防患于未然[95]，也就是说，是要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和平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强化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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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戴季陶后来转为反共，并激烈地批判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和共产国际。但是，他在批判共产主义运动时，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96]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绝非肤浅之物。正因如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时，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戴季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初期之所以能够扮演指导者角色，就是因为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知识分子。在戴季陶的思想里，是要防止早晚必定发生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但是，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人们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具有的吸引力（即曾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发挥了指导作用的思想）与实际学习起来所感到的困难之间的鸿沟，只有靠对外国思潮具有深邃洞察力、且精通日文社会主义文献的戴季陶来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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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译本《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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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许多人都知道，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朱执信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甲马尔克）》中的引用介绍。[97]十数年后，1919年出现了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98]《新青年》杂志同人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出，中国知识分子因而能够读到全文，是1920年的事。陈望道也是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共早期党员。他不久后就脱离了共产党，转而从事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其他脱党者遭到残酷迫害，而他竟能有幸得免，多半因为他是《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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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欧洲各语种译本，已经有许多研究；[100]日文版翻译过程的研究也比较充分。[101]但是，中国最早的全译本，即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陈译）的底本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未必已经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阐明戴季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此，应该就底本的出处详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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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过，陈望道本人留有回忆录，其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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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1919年6月］后，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遭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牵涉到我，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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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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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故乡翻译完毕来到上海，是1920年6月前后；6月底，陈独秀收到了译稿[104]，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8月。[105]陈望道说，他是从戴季陶给他的“日文本转译”的，而也有人说，他参照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的英文版。[106]不过，后一种说法的根据不清楚，陈望道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英文版，所以他究竟是否参照了英文版，并不明确。问题还是戴季陶给陈望道的底本是何种版本。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尽管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却惟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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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书店没有发售，不过，并非没有翻译过。在日本，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上，译者是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二人，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英译本。但是，日译本遭“报纸条例”封杀，即日被禁售，堺和幸德与《平民新闻》发行人兼编辑西川光次郎一同被起诉。一年多以后，堺利彦以“学术研究资料”为名再次将其公之于众，这就是刊登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1906年3月）上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刊登的《共产党宣言》是全译本，补译了在《平民新闻》刊载时略去的第三章。这次翻译没有遭到封杀，但1910年“大逆事件”发生后，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书籍文献就不得再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严冬时期”。到了1910年代下半期，社会主义文献又开始逐渐出现，可只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允许发售。不过，在1920年前后，《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彻底地销声匿迹。有证据表明，堺利彦周围的人曾经悄悄地传阅和抄写日译手抄本；而事实上，一本注有“大正9年［1920年］”的日本某人译《共产者宣言》（以幸德、堺译本为蓝本的油印本，出版年不详，现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被保存至今，不禁使人缅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努力。另外，堺利彦本人也为了补订旧译之不足，而于1921年前后开始着手再译《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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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这些日文译本来寻找陈译本的底本。首先来看陈译本，其第一版和1920年9月的第二版，现在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很长一个时期，要读到这些原始版本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陈望道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收录了陈译本第二版，现在很容易读到陈译本的译文。检索陈译本的译文可以发现，其依据的底本，可能性最大的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刊载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之处（译语尚未固定而标注西文原句的位置一样，比如“自由民Freeman”、“奴隶Slave”、“贵族Patrician”、“平民Plebeian”等）十分明显，据此可以推断，陈望道翻译时依据的底本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收录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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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1919至1920年间竟持有十几年前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乍听上去，有点离奇。不过，有证据表明，他确实持有这本创刊号。他主编的《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上有戴季陶译《马克斯传》一文，这篇文章就是转译刊登于这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Liebknecht）原著、志津野又郎译《马克思传》而成的，因此，戴季陶不可能不知道这本创刊号上载有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可以肯定地说，陈望道回忆中提到的戴季陶给他的日文版，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那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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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重新比较陈译本和幸德、堺的合译本就会发现，二者间有两个较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附在幸德、堺合译本中的恩格斯《致英文版序》在陈译本中没有被译出；另一个是，有几处译语不尽相同（如，Bourgeois［幸德、堺合译：绅士；陈译：有产者］、Proletariat［幸德、堺合译：平民；陈译：无产者］）。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日本悄悄流传的几个手抄本和油印本中，有的与陈译本形式相似。例如，上文提到的油印本《共产者宣言》，以及堺利彦1921年前后改订的译稿（未刊，现藏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都没有译出《致英文版序》，而Bourgeois和Proletariat也分别译为“ブルジョア［Bourgeois的日文音译］”、“有产者”和“プロレクリヤ［Prole-tariat的音译］”、“无产者”。这样看来，也许陈望道从戴季陶处得到的，原本就是没有《致英文版序》、而译语也是经更改的秘密流传本，总之，这样的可能性是无法完全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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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常识来考虑，既然手头已经有《社会主义研究》上登载的幸德、堺的原译，一般不会再特意去搜寻秘密流传本。陈译本中没有《致英文版序》，也许是陈望道认为把重要的正文部分译出就足够了，因而没有翻译幸德、堺合译版的序。考虑到当时的翻译一般是略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Bourgeois和Proletariat的译语，在当时的中国，比如陈溥贤在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就直接采用了河上一文中的“有产者”、“无产者”，所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产者”、“无产者”已经使用得很广泛了。大概陈望道在把《社会主义研究》上的幸德、堺合译转译成汉语时，没有直接采用原译的词语，而是将其酌情改成了当时中国通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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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受到了志在变革社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热烈赞扬[107]，为创建共产党奠定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作用。青年毛泽东也是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之一。他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翌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108]不过，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陈译本尚未出版。据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该会成员罗章龙认为，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可能是这个油印本。[109]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也就难辨事情的真伪。但是，不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的仅56页的《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直至193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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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日回国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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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者留日学生。以数次到过日本的陈独秀为主，上述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和李达等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被国民党系的刊物频繁转载；还有些人，如李汉俊等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很难将他们与国民党系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基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比较年轻的一代。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110]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言论活动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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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承认从日本留学回国者对当时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比如，邵力子曾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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