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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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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日本留学、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宣传主任的李达也这样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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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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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里，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语文献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当数本书序章中提到的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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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年，12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但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和陈独秀、李达等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主要通过其言论活动对创建共产党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后脱党。国民党重要人物李书城的胞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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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先驱之一，关于这一点，同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包惠僧曾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13]除日语外，李汉俊还通晓英、德、法多种语言，但其理论的来源还是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比如，他批驳张东荪（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主编，当时关注社会主义）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114]中，就引用了大量日语文献（北泽新次郎著《劳动者问题》、田文三著《欧米劳动问题》等）；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原著Mary E.Marcy，Shop Talkson Economics）也并非译自英文原著，而是译自日文译本（远藤无水译：《通俗马克思资本论》，文泉堂1919年出版）。清楚地附于论文后的参考图书目录，则表明他随时都在关注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动向。比如，为了纠正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解而写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115]一文后面列出的参考书目里，既有《经济学批判》、《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等汉译文献，也有堺利彦著《恐怖·斗争·欢喜》和《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河上肇著《唯物史观研究》、高堺素之著《社会主义的诸研究》。另外，在叙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16]一文里，他把“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社会民主主义”作为鼎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要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金线”，这也与前文探讨过的李大钊一样，都是直接承袭了河上肇的见解（前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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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超群出众的，这从他为有志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写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读书指南一事也看得出来。他在1920年对“要讲马格斯社会主义以及于要晓得马格斯社会主义的人”所能提示的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的文献仅仅是“马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论）”[117]；但是，两年后写的文献指南里，所列书目则包括了译自日文的书籍，显然丰富多了。在这篇指南里，他不仅提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好遵循的读书顺序，还颇具信心地说：“这样反复得两三次，心得就必有可观，以后看书也就必定容易，或者可以不待选择而任意看了。”[118]他还断言：“这只要略微晓得点近一二年来的日本底言论界的情形，也是可以领略的。”[119]可见，他的信心来自精通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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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李达所说从日本得到的帮助，并不仅指翻译日文刊物。据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堺利彦、山川均有所接触[120]；而李达、李汉俊则在留学时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在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甚至有些青年，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等，为了求得社会主义文献竟特意赴日留学[121]；对于他们来讲，学习日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码事。因此，我们在前述戴季陶致堺利彦函中看到的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与堺等的交流，在戴季陶脱离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则通过施存统和陈望道的渠道被继承了下来[122]，并得到了加强，以至于后来山川均为《新青年》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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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上的山川的论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译者附记说，该文是应《新青年》同人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之请而写的。[123]附记还介绍了山川的简历和代表著作，这使山川在中国也得到了驱多病之身为社会主义运动奔走的名望。还有，施存统留学时曾从东京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投稿介绍山川编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不但推荐说：“买这种［《社会主义研究》］，比买《改造》、《解放》［都是日本的革新派综合杂志］要好得多”，而且还列出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求购时的联系地址和价格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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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以为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创建共产党而开展工作始于1920年，其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和介绍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举办小范围的学习会；实际上，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些被认为通过阅读外国文献而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一方面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呈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新传入的革命运动方式要求在实践革命以前必须学习和研究一定的主义和学说，这两个方面使外来知识和能够理解这种外来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宛如各种新思潮的大熔炉，许多人正如董必武讲的那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需要像李汉俊那样的先导人物来“把头绪理出来”[125]，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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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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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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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外来知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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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青年》杂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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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初时称《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曾对现代中国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无须赘言其宣传“批判孔教”和“文学革命”等产生了如何的震撼，以及如何率先鼓吹西方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1920年以后，《新青年》成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这种变化发生在1920年5月（七卷六号）短暂休刊至同年9月以新的姿态重新刊行（八卷一号）这段时间里，八卷一号上刊登的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次表态，以后的每期也都辟有介绍革命后俄国现状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以刊载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的翻译文章，杂志的性质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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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比，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苏俄的现状，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讲或著作等传到中国的却很少。当然，报纸的外电对“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的革命政策、内战的情形等也有所报道，但是这些报道往往既片面，又带有猜测和偏见，不能够使已经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的中国知识分子满足。在中国最早高度评价俄国革命的，是受刘师复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所办的刊物，比如《劳动》曾刊登了《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等文章。[126]但是，该杂志只出到第五期就于1918年7月停刊了。在《新青年》暂时休刊的1920年5月以前，译成汉语的列宁的著作和演讲的数量，据笔者调查，只有四篇（不含会见外国记者的报道），且都不是全译。[127]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翻译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即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因信息管制等无从诠释布尔什维克主义。[128]精通日语文献的戴季陶在1919年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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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很。而且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的最大困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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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Karakhan）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是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精神。宣言的详细内容半年后，即1920年3月末到4月初才传到中国。[130]后来，中苏间围绕宣言中有无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字句发生了外交纠纷[131]；但是，在当时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划时代的宣言被称为“空前的美举”。[132]这以后，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关心一下子高涨起来了，而重新发刊的《新青年》新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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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刊登译自欧美杂志上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最大来源是名称叫《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的杂志。《苏维埃·俄罗斯》是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Russian Soviet Government Bureau）的机关刊物（周刊），1919年6月创刊（见图1）。这份刊物上刊登的许多介绍革命后俄国情况的文章被翻译成了汉语，例如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托洛茨基的《我们要从那里做起？》等（见表1）。另外，八卷三号（1920年11月）上还登载了列宁的演讲《民族自决》[133]（震瀛［袁振英］译）。对于《新青年》在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后的变化，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连主编陈独秀都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当时代办编辑工作］亦主张稍改内容”。[134]同为《新青年》同人的胡适在给另外的同人的信中表示不快也是自然中事，他写道：“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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