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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故乡翻译完毕来到上海，是1920年6月前后；6月底，陈独秀收到了译稿[104]，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8月。[105]陈望道说，他是从戴季陶给他的“日文本转译”的，而也有人说，他参照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的英文版。[106]不过，后一种说法的根据不清楚，陈望道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英文版，所以他究竟是否参照了英文版，并不明确。问题还是戴季陶给陈望道的底本是何种版本。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尽管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却惟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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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书店没有发售，不过，并非没有翻译过。在日本，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上，译者是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二人，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英译本。但是，日译本遭“报纸条例”封杀，即日被禁售，堺和幸德与《平民新闻》发行人兼编辑西川光次郎一同被起诉。一年多以后，堺利彦以“学术研究资料”为名再次将其公之于众，这就是刊登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1906年3月）上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刊登的《共产党宣言》是全译本，补译了在《平民新闻》刊载时略去的第三章。这次翻译没有遭到封杀，但1910年“大逆事件”发生后，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书籍文献就不得再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严冬时期”。到了1910年代下半期，社会主义文献又开始逐渐出现，可只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允许发售。不过，在1920年前后，《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彻底地销声匿迹。有证据表明，堺利彦周围的人曾经悄悄地传阅和抄写日译手抄本；而事实上，一本注有“大正9年［1920年］”的日本某人译《共产者宣言》（以幸德、堺译本为蓝本的油印本，出版年不详，现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被保存至今，不禁使人缅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努力。另外，堺利彦本人也为了补订旧译之不足，而于1921年前后开始着手再译《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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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这些日文译本来寻找陈译本的底本。首先来看陈译本，其第一版和1920年9月的第二版，现在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很长一个时期，要读到这些原始版本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陈望道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收录了陈译本第二版，现在很容易读到陈译本的译文。检索陈译本的译文可以发现，其依据的底本，可能性最大的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刊载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之处（译语尚未固定而标注西文原句的位置一样，比如“自由民Freeman”、“奴隶Slave”、“贵族Patrician”、“平民Plebeian”等）十分明显，据此可以推断，陈望道翻译时依据的底本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收录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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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1919至1920年间竟持有十几年前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乍听上去，有点离奇。不过，有证据表明，他确实持有这本创刊号。他主编的《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上有戴季陶译《马克斯传》一文，这篇文章就是转译刊登于这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Liebknecht）原著、志津野又郎译《马克思传》而成的，因此，戴季陶不可能不知道这本创刊号上载有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可以肯定地说，陈望道回忆中提到的戴季陶给他的日文版，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那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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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重新比较陈译本和幸德、堺的合译本就会发现，二者间有两个较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附在幸德、堺合译本中的恩格斯《致英文版序》在陈译本中没有被译出；另一个是，有几处译语不尽相同（如，Bourgeois［幸德、堺合译：绅士；陈译：有产者］、Proletariat［幸德、堺合译：平民；陈译：无产者］）。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日本悄悄流传的几个手抄本和油印本中，有的与陈译本形式相似。例如，上文提到的油印本《共产者宣言》，以及堺利彦1921年前后改订的译稿（未刊，现藏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都没有译出《致英文版序》，而Bourgeois和Proletariat也分别译为“ブルジョア［Bourgeois的日文音译］”、“有产者”和“プロレクリヤ［Prole-tariat的音译］”、“无产者”。这样看来，也许陈望道从戴季陶处得到的，原本就是没有《致英文版序》、而译语也是经更改的秘密流传本，总之，这样的可能性是无法完全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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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常识来考虑，既然手头已经有《社会主义研究》上登载的幸德、堺的原译，一般不会再特意去搜寻秘密流传本。陈译本中没有《致英文版序》，也许是陈望道认为把重要的正文部分译出就足够了，因而没有翻译幸德、堺合译版的序。考虑到当时的翻译一般是略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Bourgeois和Proletariat的译语，在当时的中国，比如陈溥贤在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就直接采用了河上一文中的“有产者”、“无产者”，所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产者”、“无产者”已经使用得很广泛了。大概陈望道在把《社会主义研究》上的幸德、堺合译转译成汉语时，没有直接采用原译的词语，而是将其酌情改成了当时中国通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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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受到了志在变革社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热烈赞扬[107]，为创建共产党奠定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作用。青年毛泽东也是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之一。他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翌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108]不过，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陈译本尚未出版。据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该会成员罗章龙认为，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可能是这个油印本。[109]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也就难辨事情的真伪。但是，不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的仅56页的《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直至193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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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日回国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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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者留日学生。以数次到过日本的陈独秀为主，上述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和李达等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被国民党系的刊物频繁转载；还有些人，如李汉俊等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很难将他们与国民党系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基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比较年轻的一代。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110]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言论活动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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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承认从日本留学回国者对当时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比如，邵力子曾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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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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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日本留学、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宣传主任的李达也这样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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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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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里，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语文献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当数本书序章中提到的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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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年，12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但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和陈独秀、李达等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主要通过其言论活动对创建共产党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后脱党。国民党重要人物李书城的胞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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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先驱之一，关于这一点，同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包惠僧曾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13]除日语外，李汉俊还通晓英、德、法多种语言，但其理论的来源还是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比如，他批驳张东荪（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主编，当时关注社会主义）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114]中，就引用了大量日语文献（北泽新次郎著《劳动者问题》、田文三著《欧米劳动问题》等）；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原著Mary E.Marcy，Shop Talkson Economics）也并非译自英文原著，而是译自日文译本（远藤无水译：《通俗马克思资本论》，文泉堂1919年出版）。清楚地附于论文后的参考图书目录，则表明他随时都在关注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动向。比如，为了纠正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解而写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115]一文后面列出的参考书目里，既有《经济学批判》、《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等汉译文献，也有堺利彦著《恐怖·斗争·欢喜》和《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河上肇著《唯物史观研究》、高堺素之著《社会主义的诸研究》。另外，在叙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16]一文里，他把“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社会民主主义”作为鼎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要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金线”，这也与前文探讨过的李大钊一样，都是直接承袭了河上肇的见解（前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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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超群出众的，这从他为有志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写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读书指南一事也看得出来。他在1920年对“要讲马格斯社会主义以及于要晓得马格斯社会主义的人”所能提示的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的文献仅仅是“马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论）”[117]；但是，两年后写的文献指南里，所列书目则包括了译自日文的书籍，显然丰富多了。在这篇指南里，他不仅提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好遵循的读书顺序，还颇具信心地说：“这样反复得两三次，心得就必有可观，以后看书也就必定容易，或者可以不待选择而任意看了。”[118]他还断言：“这只要略微晓得点近一二年来的日本底言论界的情形，也是可以领略的。”[119]可见，他的信心来自精通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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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李达所说从日本得到的帮助，并不仅指翻译日文刊物。据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堺利彦、山川均有所接触[120]；而李达、李汉俊则在留学时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在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甚至有些青年，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等，为了求得社会主义文献竟特意赴日留学[121]；对于他们来讲，学习日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码事。因此，我们在前述戴季陶致堺利彦函中看到的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与堺等的交流，在戴季陶脱离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则通过施存统和陈望道的渠道被继承了下来[122]，并得到了加强，以至于后来山川均为《新青年》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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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上的山川的论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译者附记说，该文是应《新青年》同人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之请而写的。[123]附记还介绍了山川的简历和代表著作，这使山川在中国也得到了驱多病之身为社会主义运动奔走的名望。还有，施存统留学时曾从东京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投稿介绍山川编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不但推荐说：“买这种［《社会主义研究》］，比买《改造》、《解放》［都是日本的革新派综合杂志］要好得多”，而且还列出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求购时的联系地址和价格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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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以为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创建共产党而开展工作始于1920年，其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和介绍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举办小范围的学习会；实际上，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些被认为通过阅读外国文献而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一方面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呈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新传入的革命运动方式要求在实践革命以前必须学习和研究一定的主义和学说，这两个方面使外来知识和能够理解这种外来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宛如各种新思潮的大熔炉，许多人正如董必武讲的那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需要像李汉俊那样的先导人物来“把头绪理出来”[125]，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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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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