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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1920年9月复刊后的《新青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书籍取代了来自日本的同类书籍而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同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创建共产党的进程正式开始，急剧传入中国的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书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的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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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党》杂志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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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月刊是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从其名称可以看出，该刊物的创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将在下文（第三章第三节）叙述它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此处，主要通过探讨其与欧美的英语版社会主义文献的关系，来分析该刊物在接受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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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其装帧（见图4）。《共产党》月刊在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The Communist，其下载卷首论文。把卷首论文登在封面上，这在当时的中国期刊里是很少见的形式，更不用说刊物名称用大号英文印刷了。实际上，这种形式与上述《新青年》的封面一样，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当时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的党刊The Communist（见图5）。两者形式如此相似，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The Communist的汉语版。很明显，在封面上刊登卷首论文的形式，也是模仿了The Communist；而《共产党》里面刊载有译自The Communist的文章，则证明了封面相似并非偶然。[147]也就是说，与《新青年》一样，陈独秀等《共产党》的编辑们，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英国共产党的党刊，于是将其形式用于自己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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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共产党》的内容会发现，译自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与《新青年》一样，其来源之一是《苏维埃·俄罗斯》，译自此刊物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革命后苏联的现状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动向（见表2）。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1号上译载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这是第一次把列宁的著作目录以比较完整的形式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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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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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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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与革命》（第4号，仅译该书第一章）、《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皆载于第2号）、《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3号）等，无疑都是创建共产党的重要指针。追踪这些汉译的英文底本可以发现，《国家与革命》译自《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美国的社会主义期刊）1919年2月号[148]，《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译自《共产党》（The Communist，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刊）1920年6月12日号[149]，《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译自《民族》杂志（The Nation，美国的综合性期刊）1920年10月13日号，而《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第二号）译自《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刊物）1920年9月号。[150]仅从此处所举即可看出，上海的共产主义者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美国报刊，从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到共产主义派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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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上述文章的是“P生”，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茅盾即沈雁冰。这个时期，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做编辑，同时发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这样回忆翻译列宁《国家与革命》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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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共产党”所载记事——Soviet Russia翻译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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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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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回忆有不准确的地方。他把只翻译了第一章的原因归于自己能力有限，而实际上，他当时据以参考的英文刊物《阶级斗争》上原本就只有第一章。这且不提，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当时要理解列宁的著作，确实必须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非仅语言功力强就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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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翻译上存在这样的困难，上述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的翻译，其意义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茅盾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152]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通过接触这些英文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形态，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这是从日语社会主义文献中不可能得到的。从对杂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来摸索中国国内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事实上，较早地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运动”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纲领的精神，经过翻译，改变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其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性研究，变为对列宁式运动论和组织论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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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可知，1920年下半年以后传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俄，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借用日本国际共运史专家山内昭人的话来说，这是“国际化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53]向中国的传入。我们现在可以分四点来概括其历史背景：①当时，中国和苏俄间的交通、通讯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内战而时常处于隔绝状态，而北京政府对有关革命俄国的消息实行管制，也使有关俄国的书籍难以流通；②在美国，俄国的移民和流亡革命家较多，这使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其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包括分裂、合并）也较早；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知识虽然较丰富，但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相对落后；④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里面，几乎没有懂俄语的人才，只有通过英语文献来了解俄国革命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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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如此迅速地被介绍和接受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由于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其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了他们惟一能够选择的新的国际。[154]欧美和日本的共产党的创建，尽管形式不同，但都经历过与第二国际的继承或决裂的过程，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自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之下。下文中，我们将以早期中共的中心人物陈独秀为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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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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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的上海，陈独秀是人们所公认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155]的传单而遭逮捕，辞去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于次年2月移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并把这里作为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据点，直至同年12月去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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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已经探讨过，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方面来看，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并不出众，也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而在上述改变了封面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156]里面，他把自己明确规定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表示自己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谈论政治。可以说，这篇《谈政治》是对此前的《新青年》提出的巨大挑战。因为，《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57]，而该杂志之所以能够抓住许多青年的心，不是因为批评政治，而正是因为鼓吹思想和意识的戏剧性改造。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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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政治》的内容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唐突。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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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各国的资产阶级］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