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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可以看到，虽然略嫌粗糙，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基本的概念却是不容置疑地被提示了出来。更加值得注目的是，在中国还根本未见踪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修正主义、议会主义），也被认为歪曲了马克思原意而与无政府主义一同受到长篇大论的批判。他批判说，倍倍尔（A.Bebel）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革命，主张议会主义，从而向权力“投降”，激烈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当然，他也认为：“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但同时也警告说：“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惟一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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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标明他引用的社会主义文献是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和李卜克内西的《莫妥协，莫政治交易》（英文版）[158]，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但是，由于他已经基本上把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也可以推测他曾经读过某种文献，或者凭他敏锐的感觉抓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总之，这篇文章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式开始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谈政治》一文发表四个多月之后的1921年1月。[159]也就是说，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颠倒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与以往的国际共运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也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容易在中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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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明治时期以来的老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在1920年谈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曾说：“此两种国际社会主义今后将如何对抗，或者如何融和，确实也是一出好戏”[160]，“以俄罗斯之布尔什维克为中心和正宗的国际共产党新近兴起，称第三国际……反对也好，赞成也好，重要的是必须先了解其内容”。[161]但是，陈独秀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没有顾虑这些的必要。在1921年1月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不值一提。可以说，陈独秀等中国社会主义者们，是直接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曲折后于1919年所达到的高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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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与布尔什维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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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李大钊很早就参考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也是极早就对俄国革命产生共鸣，对其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最有名的人物，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代表性论文是写于1918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62]等。李大钊评价俄国革命，是基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地理史观和文明观（从东西文明的角度理解俄国）。[163]不过，仅凭这一点，当然不能全面理解李大钊如何看待俄国革命。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他所利用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并对当时中国的英文版布尔什维克文献的大致状况及其性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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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1918年上半年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当然还没有什么能够参考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因而文章的基调显得直观而印象化；其引用的资料来自茅原华山著《人类生活史》（弘学馆书店1914年出版）、P.S.芮恩施著《世界政治》[164]、升曙梦著《从民族特点看俄国革命与其前途》（《日本评论》第25号、1917年5月）等，都不能算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165]同年12月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则引用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载H.威廉斯（Harold Williams）的通讯报道（原刊登日期不详），以及《隔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London）载F.哈里逊（Frederic Harrison）的文章（卷首论文，1918年1月），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则是借助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即L.Trotzky，The Bolshevi kiand World Peace，New York：Boniand Liveright，Jan.1918）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并大量引用了该书。山内昭人曾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一书在美国的刊行和日文版（室伏高信译：《过激派与世界平和》，上田屋1918年5月出版）的仓促出版，以及这些版本在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166]，在这里，让我们依据山内的研究，来考察李大钊是如何解读这部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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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李大钊依据的版本似乎不是室伏译日文版，而是英文版。[167]日文版误译颇多，室伏本人也于出版后不久即决定毁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李大钊很可能持有英文版本，因为他介绍该书的一段文字即“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就是斯蒂芬斯（L.Steffens）为英文版所作序文的翻译。其实，英文版的这篇序文对该书写作时间的解释并不准确，并且译文和结构也存在很多问题（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改编）。早在该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美国一个社会主义者指出这些缺点说：“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标准，而是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标准来划分俄国的。……如果说［美国出版托洛茨基的这本书］尚有一个意义的话，那就是，这本书表明了托洛茨基并不是德国的爪牙，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正是英语版表明的这“一个意义”原原本本地成为了李大钊理解俄国革命的基本标准。李大钊从该书得出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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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陀罗慈基［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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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李大钊的眼里，托洛茨基作为俄国革命前一名国际主义者的形象与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之一的形象互相重叠，他就是由此出发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的。断章取义地引用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的讲话来解释俄国革命，这种做法是当时的一般倾向，并不限于中国，也是美国商业出版界大肆炒作托洛茨基这本书的理由之一。虽说解释的方向有点不同，李大钊也是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前的言论（恐怕李大钊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从而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的。这种解读方式（不可以简单地视为误解），使他对俄国革命有了独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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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此后的李大钊开始研究并借助日语文献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一直关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动向，收集有关的英语文献。在1921年写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69]一文中，他列出了三种当时可以见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英文版）。其中列宁的著作有：①《无产阶级的革命》（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②《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ndSchool印行）；③《国家与革命》。托洛茨基的著作有：④《多数派与世界平和》；⑤《俄国革命史》；⑥《无产阶级革命》。这里面，①和⑥是同一部著作，故共计五种。[170]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已经丰富得多，比如托洛茨基曾经是孟什维克等。这大概都是他阅读英文版文献的结果。在上述五种布尔什维克文献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尤其值得注目。因为这部著作在质和量两方面，在当时美国普及的文献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因而被称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研究和把握俄国革命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山川均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是理解俄国革命最好的参考书。[171]值得注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共在1921年至1922年通过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参阅本书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之A34、35）的底本就是该书收录的《苏维埃的活动》（The Sovietsat Work，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章。与日本一样，这本书无疑对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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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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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何深受同时期日本、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日本的关系而言，表现为恰在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更广泛地看，则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的历史的重要一幕。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之被接受与欧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思想链条”的一环。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没有国境的运动，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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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俄的影响，并逐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支柱；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底本发生改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大胆地讲，借助日本接触了世界新思潮的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通过这种改变，开始借助苏俄看世界了。而从《新青年》杂志的体裁、内容的戏剧性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改变在1920年下半年首先起于上海。再回头看译自《苏维埃·俄罗斯》杂志的文章的对照表（表1），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汉语译文的发表顺序与《苏维埃·俄罗斯》上发表的原文顺序不一致，有的甚至是颠倒的。这个事实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新青年》同人用做底本的《苏维埃·俄罗斯》杂志，并非定期购阅，而是于某个时期（大概是1920年下半年以后）分几次集中购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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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同仁于1920年下半年集中购进《苏维埃·俄罗斯》，标志着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在这个时期的急剧传入。那么，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片山潜从美国往日本寄送布尔什维克文献，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当然，上海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都市，原本就有可能住有追随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国人。比如，住在上海、向《星期评论》投稿纪念劳动节的英国籍俄国人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 vitch），据说就是一位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者。[172]不过，更应予以关注的，还是来自苏俄方面的推动，即自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来华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使者们带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改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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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岩波书店1976年版）和Martin Bernal，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Ithaca，N.Y.，1976（汉译本：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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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8卷5号，19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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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纪元：《毛泽东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竹内实：《毛泽东》，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4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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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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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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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注意到理论、道义定位和意识形态等在现代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实际运动的巨大作用，论述了作为革命运动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因其具有“知识”而获得正当性和权威的倾向。参见AlvinW.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1979（汉译本：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章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现代性，即，不论在任何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催发的革命中，都可以发现“通过知识进行指导”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承载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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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编著：《大正文化1905—1927》重订版，劲草书房1987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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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水安三：《支那新人と黎明运动［中国的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第16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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