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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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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回忆有不准确的地方。他把只翻译了第一章的原因归于自己能力有限，而实际上，他当时据以参考的英文刊物《阶级斗争》上原本就只有第一章。这且不提，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当时要理解列宁的著作，确实必须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非仅语言功力强就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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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翻译上存在这样的困难，上述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的翻译，其意义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茅盾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152]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通过接触这些英文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形态，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这是从日语社会主义文献中不可能得到的。从对杂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来摸索中国国内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事实上，较早地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运动”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纲领的精神，经过翻译，改变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其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性研究，变为对列宁式运动论和组织论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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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可知，1920年下半年以后传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俄，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借用日本国际共运史专家山内昭人的话来说，这是“国际化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53]向中国的传入。我们现在可以分四点来概括其历史背景：①当时，中国和苏俄间的交通、通讯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内战而时常处于隔绝状态，而北京政府对有关革命俄国的消息实行管制，也使有关俄国的书籍难以流通；②在美国，俄国的移民和流亡革命家较多，这使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其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包括分裂、合并）也较早；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知识虽然较丰富，但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相对落后；④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里面，几乎没有懂俄语的人才，只有通过英语文献来了解俄国革命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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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如此迅速地被介绍和接受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由于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其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了他们惟一能够选择的新的国际。[154]欧美和日本的共产党的创建，尽管形式不同，但都经历过与第二国际的继承或决裂的过程，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自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之下。下文中，我们将以早期中共的中心人物陈独秀为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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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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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的上海，陈独秀是人们所公认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155]的传单而遭逮捕，辞去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于次年2月移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并把这里作为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据点，直至同年12月去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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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已经探讨过，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方面来看，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并不出众，也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而在上述改变了封面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156]里面，他把自己明确规定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表示自己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谈论政治。可以说，这篇《谈政治》是对此前的《新青年》提出的巨大挑战。因为，《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57]，而该杂志之所以能够抓住许多青年的心，不是因为批评政治，而正是因为鼓吹思想和意识的戏剧性改造。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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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政治》的内容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唐突。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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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各国的资产阶级］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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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可以看到，虽然略嫌粗糙，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基本的概念却是不容置疑地被提示了出来。更加值得注目的是，在中国还根本未见踪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修正主义、议会主义），也被认为歪曲了马克思原意而与无政府主义一同受到长篇大论的批判。他批判说，倍倍尔（A.Bebel）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革命，主张议会主义，从而向权力“投降”，激烈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当然，他也认为：“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但同时也警告说：“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惟一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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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标明他引用的社会主义文献是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和李卜克内西的《莫妥协，莫政治交易》（英文版）[158]，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但是，由于他已经基本上把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也可以推测他曾经读过某种文献，或者凭他敏锐的感觉抓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总之，这篇文章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式开始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谈政治》一文发表四个多月之后的1921年1月。[159]也就是说，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颠倒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与以往的国际共运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也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容易在中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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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明治时期以来的老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在1920年谈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曾说：“此两种国际社会主义今后将如何对抗，或者如何融和，确实也是一出好戏”[160]，“以俄罗斯之布尔什维克为中心和正宗的国际共产党新近兴起，称第三国际……反对也好，赞成也好，重要的是必须先了解其内容”。[161]但是，陈独秀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没有顾虑这些的必要。在1921年1月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不值一提。可以说，陈独秀等中国社会主义者们，是直接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曲折后于1919年所达到的高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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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与布尔什维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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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李大钊很早就参考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也是极早就对俄国革命产生共鸣，对其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最有名的人物，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代表性论文是写于1918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62]等。李大钊评价俄国革命，是基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地理史观和文明观（从东西文明的角度理解俄国）。[163]不过，仅凭这一点，当然不能全面理解李大钊如何看待俄国革命。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他所利用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并对当时中国的英文版布尔什维克文献的大致状况及其性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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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1918年上半年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当然还没有什么能够参考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因而文章的基调显得直观而印象化；其引用的资料来自茅原华山著《人类生活史》（弘学馆书店1914年出版）、P.S.芮恩施著《世界政治》[164]、升曙梦著《从民族特点看俄国革命与其前途》（《日本评论》第25号、1917年5月）等，都不能算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165]同年12月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则引用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载H.威廉斯（Harold Williams）的通讯报道（原刊登日期不详），以及《隔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London）载F.哈里逊（Frederic Harrison）的文章（卷首论文，1918年1月），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则是借助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即L.Trotzky，The Bolshevi kiand World Peace，New York：Boniand Liveright，Jan.1918）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并大量引用了该书。山内昭人曾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一书在美国的刊行和日文版（室伏高信译：《过激派与世界平和》，上田屋1918年5月出版）的仓促出版，以及这些版本在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166]，在这里，让我们依据山内的研究，来考察李大钊是如何解读这部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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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李大钊依据的版本似乎不是室伏译日文版，而是英文版。[167]日文版误译颇多，室伏本人也于出版后不久即决定毁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李大钊很可能持有英文版本，因为他介绍该书的一段文字即“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就是斯蒂芬斯（L.Steffens）为英文版所作序文的翻译。其实，英文版的这篇序文对该书写作时间的解释并不准确，并且译文和结构也存在很多问题（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改编）。早在该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美国一个社会主义者指出这些缺点说：“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标准，而是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标准来划分俄国的。……如果说［美国出版托洛茨基的这本书］尚有一个意义的话，那就是，这本书表明了托洛茨基并不是德国的爪牙，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正是英语版表明的这“一个意义”原原本本地成为了李大钊理解俄国革命的基本标准。李大钊从该书得出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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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陀罗慈基［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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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李大钊的眼里，托洛茨基作为俄国革命前一名国际主义者的形象与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之一的形象互相重叠，他就是由此出发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的。断章取义地引用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的讲话来解释俄国革命，这种做法是当时的一般倾向，并不限于中国，也是美国商业出版界大肆炒作托洛茨基这本书的理由之一。虽说解释的方向有点不同，李大钊也是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前的言论（恐怕李大钊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从而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的。这种解读方式（不可以简单地视为误解），使他对俄国革命有了独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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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此后的李大钊开始研究并借助日语文献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一直关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动向，收集有关的英语文献。在1921年写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69]一文中，他列出了三种当时可以见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英文版）。其中列宁的著作有：①《无产阶级的革命》（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②《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ndSchool印行）；③《国家与革命》。托洛茨基的著作有：④《多数派与世界平和》；⑤《俄国革命史》；⑥《无产阶级革命》。这里面，①和⑥是同一部著作，故共计五种。[170]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已经丰富得多，比如托洛茨基曾经是孟什维克等。这大概都是他阅读英文版文献的结果。在上述五种布尔什维克文献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尤其值得注目。因为这部著作在质和量两方面，在当时美国普及的文献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因而被称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研究和把握俄国革命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山川均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是理解俄国革命最好的参考书。[171]值得注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共在1921年至1922年通过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参阅本书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之A34、35）的底本就是该书收录的《苏维埃的活动》（The Sovietsat Work，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章。与日本一样，这本书无疑对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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