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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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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何深受同时期日本、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日本的关系而言，表现为恰在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更广泛地看，则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的历史的重要一幕。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之被接受与欧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思想链条”的一环。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没有国境的运动，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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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俄的影响，并逐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支柱；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底本发生改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大胆地讲，借助日本接触了世界新思潮的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通过这种改变，开始借助苏俄看世界了。而从《新青年》杂志的体裁、内容的戏剧性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改变在1920年下半年首先起于上海。再回头看译自《苏维埃·俄罗斯》杂志的文章的对照表（表1），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汉语译文的发表顺序与《苏维埃·俄罗斯》上发表的原文顺序不一致，有的甚至是颠倒的。这个事实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新青年》同人用做底本的《苏维埃·俄罗斯》杂志，并非定期购阅，而是于某个时期（大概是1920年下半年以后）分几次集中购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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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同仁于1920年下半年集中购进《苏维埃·俄罗斯》，标志着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在这个时期的急剧传入。那么，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片山潜从美国往日本寄送布尔什维克文献，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当然，上海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都市，原本就有可能住有追随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国人。比如，住在上海、向《星期评论》投稿纪念劳动节的英国籍俄国人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 vitch），据说就是一位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者。[172]不过，更应予以关注的，还是来自苏俄方面的推动，即自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来华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使者们带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改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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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岩波书店1976年版）和Martin Bernal，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Ithaca，N.Y.，1976（汉译本：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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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8卷5号，19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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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纪元：《毛泽东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竹内实：《毛泽东》，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4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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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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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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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注意到理论、道义定位和意识形态等在现代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实际运动的巨大作用，论述了作为革命运动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因其具有“知识”而获得正当性和权威的倾向。参见AlvinW.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1979（汉译本：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章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现代性，即，不论在任何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催发的革命中，都可以发现“通过知识进行指导”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承载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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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编著：《大正文化1905—1927》重订版，劲草书房1987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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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水安三：《支那新人と黎明运动［中国的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第16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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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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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一3集（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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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约为80%（狭间直树等著：《デ|タでみゐ）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数据］》，有斐阁1996年版，第34页）。另外，帕特森（D.D.Patterson）曾推算，1920年代初期，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1971，p.61；汉译本：陈曾焘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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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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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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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54页；《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同前，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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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要大致了解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很方便，但遗憾的是，该书有关每种副刊的叙述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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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五四时期的报纸，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ヤ ナリズム［五四时期的新闻界］》（《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3函，11，同朋舍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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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汉译历史，以下的专著和目录较详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一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资料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1987年版）较全面地收录了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这些目录和资料集都没有涉及翻译底本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汉译基本上都是从日语或英语转译的，但却完全没有考察译自何种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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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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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按党派系列划分，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属于研究系，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较大。关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叙之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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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有关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日本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述评，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有，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录》，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0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版，以及后藤延子：《日本におけ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第491号，1989年）；而中国则有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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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引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新闻界》，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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