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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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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H.Carr,1917:Beforeand After,London,1969,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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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注意到理论、道义定位和意识形态等在现代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实际运动的巨大作用,论述了作为革命运动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因其具有“知识”而获得正当性和权威的倾向。参见AlvinW.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1979(汉译本: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章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现代性,即,不论在任何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催发的革命中,都可以发现“通过知识进行指导”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承载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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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编著:《大正文化1905—1927》重订版,劲草书房1987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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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水安三:《支那新人と黎明运动[中国的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第16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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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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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一3集(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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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约为80%(狭间直树等著:《デ|タでみゐ)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数据]》,有斐阁1996年版,第34页)。另外,帕特森(D.D.Patterson)曾推算,1920年代初期,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1971,p.61;汉译本:陈曾焘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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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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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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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54页;《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同前,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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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要大致了解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很方便,但遗憾的是,该书有关每种副刊的叙述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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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五四时期的报纸,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ヤ ナリズム[五四时期的新闻界]》(《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3函,11,同朋舍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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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汉译历史,以下的专著和目录较详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一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资料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1987年版)较全面地收录了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这些目录和资料集都没有涉及翻译底本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汉译基本上都是从日语或英语转译的,但却完全没有考察译自何种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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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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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按党派系列划分,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属于研究系,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较大。关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叙之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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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有关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日本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述评,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有,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录》,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0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版,以及后藤延子:《日本におけ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第491号,1989年);而中国则有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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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引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新闻界》,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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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中共创建时期主要成员之一李达(第13页);但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并未见其向《晨报》投稿,故王炯华的推断不无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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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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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上肇:《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载《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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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晨报副刊》连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于1920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为此,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高窑的答复。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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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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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守常启事》,载《晨钟报》19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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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般所谓李大钊曾做过《晨报》或《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说,似乎源于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这一记述错误。后来,这种说法又和举大钊曾向《晨报副刊》投过稿一事结合起来,遂成为“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甚至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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