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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承认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是陈溥贤（例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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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陈溥贤（陈博生）的生平，本书所依据的史料如下：叶明勋、黄雪：《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补排印本1970年版；支那研究会编：《最新支那官绅录》，富山房1918年版；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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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据笔者所见，暗示李大钊和陈溥贤之间关系的资料，只有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该文提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后，陈溥贤曾到停放李遗体的寺庙去过。据此揣测李大钊和陈溥贤在“五四”以后可能仍一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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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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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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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署名，但从内容可以看得出是出自陈溥贤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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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渊泉：《东游随感录（十）》，载《晨报副刊》19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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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渊泉：《什么叫做危险思想？》，载《晨报》191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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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黎明会（1月5日东京通讯）吉野博士》（载《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好像是吉野致《每周评论》同人信的译文，其中记述李大钊曾赠送《每周评论》给吉野，而吉舒则约定将赠送《黎明会讲演集》。笔者发现该文，受到赖松尾尊；：《五四期におけゐ吉野作造と李大钊［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吉野作造：《现代宪政の运用［现代宪政的运用］》附录，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8年版；修改后再收于松尾：《民本主义と帝国主义［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书房［美铃书房］1998年版）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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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致胡适（1919年3月）》，《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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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明明（李大钊）：《祝黎明会》（1919年2月，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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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吉野作造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交流，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请参照松尾尊：《民本主义者と五四运动［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收于松尾：《大正デモクラ の研究［大正民主主义研究］》，青木书店1966年版，修改后再收于前引《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前引松尾：《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王晓秋：《李大钊与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拙稿《吉野作造と1920年の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与1920年的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选集月报》第14号，《吉野作造选集》第8卷附录，岩波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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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笔者发现该文，受到了前引松尾：《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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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溥贤1919年的第二次访日在7—8月间，在日期间应邀再次往访吉野，并就日中两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协商（渊泉：《访问吉野作造博士记》，《晨报》1919年8月16日）。另，吉野作造日记8月7日、11日、29日记载了和陈溥贤来往的情况（《吉野作造选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14、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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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大钊等致宫崎龙介函（1920年4月27日）》，宫崎智雄藏。另，该信也收录于《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94页，但是，发信人“陈启修、陈传贤、李大钊”中，“陈传贤”为“陈溥贤”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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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10年，日本政府借口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明治天皇图谋不轨，实行大逮捕，残酷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结果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史称“大逆事件”。关于“大逆事件”以前的中日社会主义思潮的交流，请参阅前引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88—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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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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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时事新报》（东京）1919年6月9日晚报报道。笔者发现该文，受到了金原左门：《昭和ヘの胎动［昭和时代的萌动］》（小学馆1988年版）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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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关忠果等编著：《杂志〈改造〉の四十年［《改造》杂志40年历史］》，光和堂1977年版，第4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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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マルクス出版界を压倒すゐ〈资本论解说〉［马克思统治出版界《资本论解说》］》，载《解放》192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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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载《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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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共同启事》，载《晨报》1920年11月27日。据该文讲，中国各报社其前未曾在欧洲派驻特派记者。同时被派往俄国做特派记者的是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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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斋藤道彦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2号，1970年）和后藤延子：《李大钊とマルクス主义经济学［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6号，1992年）附有对照表，分别证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半部分是根据河上论文，而后半部分是根据福田德三的著作写成的。另外，专门探讨河上对李大钊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论文有，郑学稼：《河上肇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收于《中共兴亡史》第1卷下，帕米尔书店1984年再版；杨奎松：《李大钊与河上肇——兼谈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2期；后藤延子：《李大钊と日本文化——河上肇·大正期の杂志［李大钊与日本文化——河上肇·大正时期的杂志］》，《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报告书》1990年等。补注——最近日本出版了探讨河上肇在中国的影响的专著，三田刚史：《复活的河上肇——近代中国知识的来源》，藤原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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