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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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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一3集(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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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约为80%(狭间直树等著:《デ|タでみゐ)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数据]》,有斐阁1996年版,第34页)。另外,帕特森(D.D.Patterson)曾推算,1920年代初期,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1971,p.61;汉译本:陈曾焘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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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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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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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54页;《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同前,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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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要大致了解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很方便,但遗憾的是,该书有关每种副刊的叙述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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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五四时期的报纸,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ヤ ナリズム[五四时期的新闻界]》(《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3函,11,同朋舍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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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汉译历史,以下的专著和目录较详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一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资料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1987年版)较全面地收录了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这些目录和资料集都没有涉及翻译底本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汉译基本上都是从日语或英语转译的,但却完全没有考察译自何种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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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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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按党派系列划分,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属于研究系,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较大。关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叙之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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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有关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日本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述评,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有,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录》,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0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版,以及后藤延子:《日本におけ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第491号,1989年);而中国则有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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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引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新闻界》,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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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中共创建时期主要成员之一李达(第13页);但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并未见其向《晨报》投稿,故王炯华的推断不无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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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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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上肇:《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载《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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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晨报副刊》连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于1920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为此,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高窑的答复。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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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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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守常启事》,载《晨钟报》19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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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般所谓李大钊曾做过《晨报》或《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说,似乎源于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这一记述错误。后来,这种说法又和举大钊曾向《晨报副刊》投过稿一事结合起来,遂成为“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甚至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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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承认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是陈溥贤(例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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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陈溥贤(陈博生)的生平,本书所依据的史料如下:叶明勋、黄雪:《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补排印本1970年版;支那研究会编:《最新支那官绅录》,富山房1918年版;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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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据笔者所见,暗示李大钊和陈溥贤之间关系的资料,只有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该文提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后,陈溥贤曾到停放李遗体的寺庙去过。据此揣测李大钊和陈溥贤在“五四”以后可能仍一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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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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