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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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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一3集（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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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约为80%（狭间直树等著：《デ|タでみゐ）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数据］》，有斐阁1996年版，第34页）。另外，帕特森（D.D.Patterson）曾推算，1920年代初期，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Leiden，1971，p.61；汉译本：陈曾焘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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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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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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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54页；《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同前，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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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要大致了解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很方便，但遗憾的是，该书有关每种副刊的叙述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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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五四时期的报纸，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ヤ ナリズム［五四时期的新闻界］》（《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3函，11，同朋舍1985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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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汉译历史，以下的专著和目录较详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一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资料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1987年版）较全面地收录了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这些目录和资料集都没有涉及翻译底本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汉译基本上都是从日语或英语转译的，但却完全没有考察译自何种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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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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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按党派系列划分，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属于研究系，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较大。关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叙之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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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有关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日本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述评，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有，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录》，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0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版，以及后藤延子：《日本におけ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第491号，1989年）；而中国则有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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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引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新闻界》，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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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中共创建时期主要成员之一李达（第13页）；但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并未见其向《晨报》投稿，故王炯华的推断不无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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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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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上肇：《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载《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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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晨报副刊》连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于1920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为此，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高窑的答复。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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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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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守常启事》，载《晨钟报》19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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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般所谓李大钊曾做过《晨报》或《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说，似乎源于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这一记述错误。后来，这种说法又和举大钊曾向《晨报副刊》投过稿一事结合起来，遂成为“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甚至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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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承认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是陈溥贤（例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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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陈溥贤（陈博生）的生平，本书所依据的史料如下：叶明勋、黄雪：《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补排印本1970年版；支那研究会编：《最新支那官绅录》，富山房1918年版；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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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据笔者所见，暗示李大钊和陈溥贤之间关系的资料，只有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该文提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后，陈溥贤曾到停放李遗体的寺庙去过。据此揣测李大钊和陈溥贤在“五四”以后可能仍一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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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晨报副刊》19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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