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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一涵和李大钊交谊颇厚，他在回忆（《回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说，李在日本留学时（1914年至1916年）就曾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有的研究据此认定李在五四运动前既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此点，前引后藤《李大钊与日本文化——河上肇和大正时期的杂志》对高一涵回忆录的内容做了进一步剖析，证明这种认定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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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上肇在1919年时，虽然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存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解放人的灵魂。堺利彦把这个时期河上的思想称为“灵肉二元论”，指出其带有強烈的道徳主义倾向（《河上肇君を评す［评河上肇君］》，《新社会》5卷7号，19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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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于茅原华山与李大钊的关系，请参阅前引拙稿《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及拙稿《东西文明论と日中の论坛［东西文明论与日中两国的论坛］》，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近代日本对亚洲的认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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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徳变动》（1919年12月，《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00—116页）引用了堺利彦《唯物史观の立场から［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三田书房1919年8月版）中的翻译和论文，由此判断，这个时期的李大钊肯定已经看过堺利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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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社会主义同盟，请参照藤井正《日本社会主义同盟の历史的意义——“大同团结”から“协同战线”へ［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历史意义——从“大同团结”到“协同战线”］》，增岛宏编：《日本の统一战线［日本的统一战线］》上，大月书店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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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山边健太郎：《パリ·コミュン百年と日本［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与日本］》(《图书》1971年8月号）和后藤延子：《李大钊资料拾遗、并びに觉书［李大钊资料拾遗及备忘］》（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1号，1987年）都对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及丸山幸一郎在其中的作用有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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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除李大钊外，从姓名判断像是中国人或朝鲜人的还有吕磐石、赵文谟、陈泉荣、张省吾、黄登明、林觉文、柳来祯等。另外，关于加入社会主义同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请参阅松尾尊《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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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关于丸山幸一郎在北京的活动，请参阅饭仓照平《北京周报和顺天时报》，《朝日ジャ ナル［朝日专刊］》1972年4月21号；山下恒夫：《薄幸の先驱者丸山昏迷［不幸的先驱丸山昏迷］》，《思想の科学［思想的科学］》1986年9—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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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清水安三：《回忆鲁迅——回想の中国人（1）［回忆鲁迅——回忆中的中国人］》，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1号，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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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见死生（清水安三）：《李大钊の思想及人物［李大钊的思想及其人］》，《北京周报》第256号，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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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内务省警保局：《本邦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名簿［我国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名册］》，社会文库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人物研究史料（1）》，柏书房1964年版，第178—179页。另外，与此同时，丸山还与周作人、鲁迅等中国的文学家、作家积极交流，1922年始先于日本国内在《北京周报》上翻译介绍鲁迅、周作人、谢冰心等的文学革命成果。在当时居住北京的日本人中，丸山尤其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新文学。但是，他于1924年患肾炎，同年9月在故乡长野县病故，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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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后藤延子：《李大钊におけゐ过渡期の思想——“物心两面の改造”について［李大钊的过渡时期思想——关于“物心两面之改造”］》，《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2集，1970年；斋藤道彦译：《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5号，1974年，第6号，1976年。另外，斋藤对于李大钊的引用来自被禁止发售的那期《新社会》提出疑义；但是，堺的这些文章都被收录于1919年8月公开发行的论文集（前引堺利彦《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里面，所以，自然的推断应该是，李大钊读的不是《新社会》，而应该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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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4月，《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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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77—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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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8—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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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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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不过，该藏书目录的著者名、书名不一定准确，要通过这些目录了解当时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情形，必须与其他资料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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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前引《“一大”前后》（二）。此处所谓河上所举鸡蛋孵化小鸡的例子，原载河上《唯物史观研究》第一章，弘文堂书房19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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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五四时期前后，在北京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报道俄国革命的另一位记者，是《京报》的邵飘萍。他在1920年通过泰东图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失业者问题》等书，而这些书都是他自1919年底作为《大阪朝日新闻》顾问在日本时执笔的。如此看来，他也是一位向中国传播日本思潮的人。详见旭文编著《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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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陈溥贤：《从北京到西贡》（《晨报》1920年12月22、23日）记载，陈溥贤作为驻英特派记者于1920年11月20日离开北京，经法国赴英国。另外，有人认为陈溥贤赴英是“五四”后资产阶级资助的一系列留洋之一（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65页）。陈溥贤于1922年10月回国，从11月1日始重新开始在《晨报》社工作（《陈溥贤启事》，载《晨报》192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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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言论压迫の喜剧——支那LT生より［言论压迫之喜剧——支那LT生投稿］》，载《新社会评论》7卷4号，1920年6月。据信该信为上海的某社会主义者写给堺利彦的，其中说北京政府查禁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上海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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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严格地讲，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一派1919年10月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以，把孙中山一派人士称为国民党员是不恰当的。此处为了方便，将他们称为“国民党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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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国民党系人士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活动，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以及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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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同为国民党系的谢英伯说，他在五四时期以前就在上海开设了“马克斯派社会主义讲习会”，主张自己才是“中国共产派之提倡最先者”（《谢英伯致大光报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4日）。谢英伯在美国留学时（1914年至1916年）经江亢虎介绍入兰德学校（Rand School）学习。回国后，任“中国社会党筹备处”主任，以期等待江亢虎回国（1917年6月），重建中国社会党。但是，重建未成，江一个多月后即回美国，中国社会党在这个时期的重建似乎无果而终。谢英伯在自传（《人海航程》）里以及《广州民国日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许是指追随江亢虎社会党的某种活动，或者是指他自己也曾参与过1922年初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谢说他也曾进行过言论方面的工作，但其内容无从确认。这方面的情况，请参照谢英伯《人海航程》，《革命人物志》第19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350、353页；《社会主义家组织政党之筹备》，《民国日报》，19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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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李人杰（李汉俊）：《改造要全部改造》，载《建设》1卷6号，19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