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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五四时期前后，在北京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报道俄国革命的另一位记者，是《京报》的邵飘萍。他在1920年通过泰东图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失业者问题》等书，而这些书都是他自1919年底作为《大阪朝日新闻》顾问在日本时执笔的。如此看来，他也是一位向中国传播日本思潮的人。详见旭文编著《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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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陈溥贤：《从北京到西贡》（《晨报》1920年12月22、23日）记载，陈溥贤作为驻英特派记者于1920年11月20日离开北京，经法国赴英国。另外，有人认为陈溥贤赴英是“五四”后资产阶级资助的一系列留洋之一（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65页）。陈溥贤于1922年10月回国，从11月1日始重新开始在《晨报》社工作（《陈溥贤启事》，载《晨报》192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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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言论压迫の喜剧——支那LT生より［言论压迫之喜剧——支那LT生投稿］》，载《新社会评论》7卷4号，1920年6月。据信该信为上海的某社会主义者写给堺利彦的，其中说北京政府查禁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上海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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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严格地讲，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一派1919年10月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以，把孙中山一派人士称为国民党员是不恰当的。此处为了方便，将他们称为“国民党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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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国民党系人士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活动，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以及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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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同为国民党系的谢英伯说，他在五四时期以前就在上海开设了“马克斯派社会主义讲习会”，主张自己才是“中国共产派之提倡最先者”（《谢英伯致大光报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4日）。谢英伯在美国留学时（1914年至1916年）经江亢虎介绍入兰德学校（Rand School）学习。回国后，任“中国社会党筹备处”主任，以期等待江亢虎回国（1917年6月），重建中国社会党。但是，重建未成，江一个多月后即回美国，中国社会党在这个时期的重建似乎无果而终。谢英伯在自传（《人海航程》）里以及《广州民国日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许是指追随江亢虎社会党的某种活动，或者是指他自己也曾参与过1922年初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谢说他也曾进行过言论方面的工作，但其内容无从确认。这方面的情况，请参照谢英伯《人海航程》，《革命人物志》第19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350、353页；《社会主义家组织政党之筹备》，《民国日报》，19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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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李人杰（李汉俊）：《改造要全部改造》，载《建设》1卷6号，19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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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比如胡适、廖仲恺、胡汉民《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载《建设》2卷1号，19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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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关于清末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密不可分，请参阅前引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13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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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建设》杂志的编辑中用“民意”作笔名的有胡汉民和朱执信，但是，建设社在朱故后的1921年编的《朱执信集》，将《建设》杂志上署名“民意”的文章都作朱执信著而收录在内。另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也把署名“民意”的文章（包括《建设》1卷6号所载信函）作朱执信著收录。的确，由于胡汉民也曾参与编辑《建设》，难以完全否定“民意”是胡汉民的笔名的可能性。但是，既然建设社也把署名“民意”的文章作朱著，此处也取“民意”即朱执信笔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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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关于戴季陶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请参阅前引吕芳上《革命之再起》；汤本国穗：《五四运动状况におけゐ戴季陶——“时代”の方向と中国の进む道［五四运动形势下的戴季陶——“时代”的方向和中国前进的道路］》，《千叶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B—19，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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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设》1卷4号—3卷1号，1919年11月—1920年12月；《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2—7日。戴季陶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似乎原拟连载后即出版单行本（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译者序），但是实际刊行延至1927年（考茨基著，戴季陶译，胡汉民补译：《资本论解说》，民智书局192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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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第7页；《袁振英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第472页；以及《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1967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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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关于王光祈与工读互助团运动，请参阅小野信尔《五四运动前后の王光祈［王光祈五四运动前后］》，《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22号，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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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李守常（李大钊）：《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1920年4月，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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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载《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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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载《晨报》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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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从《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和《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4日）可以看出，陈独秀注意到了杜威的“民治论”，并主张将其应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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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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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载《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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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戴天仇（戴季陶）：《三民主义》，载《解放》1920年2月号。这封写给堺利彦的信日期为“民国8年［1919年］1月7日”，但文中写到将另寄《星期评论》新年号（《星期评论》1919年6月创刊，1920年6月停刊），由此判断，“民国8年1月7日”应为“民国9年［1920年］1月7日”之误。信中谓李君佩翻译的考茨基著作连载于《闽星》杂志，但中途停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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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戴季陶：《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原载于1920年7月的《黑潮》2卷1号，此处引自《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17日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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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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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戴天仇：《反响》，载《解放》1920年12月号。《解放》杂志是大镫阁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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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平记念事业会编著：《平贞藏の生涯［平贞藏的一生］》，非卖品，1980年版，第101—102页；宫崎龙介：《新装の民国から［新气象民国通信］》，《解放》1919年12月号。宫崎龙介和李汉俊是在东京帝国大学结为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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