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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通信》，《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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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W.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trans.by A.M.Simons and M.Hitch，Chicago：Charles H.Kerr ＆Co.，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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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前引《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4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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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时评》，《新社会评论》7卷2号，19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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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海外时潮》，《新社会评论》7卷4号，19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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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皆收于前引《李大钊文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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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详细请见前引拙稿《东西文明论与日中两国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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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P.S.Reinsch，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New York，1900.另外，该书有日译本（高田早苗抄译：《帝国主义论》，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版），但李大钊的引用似来自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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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美国学者德利克（A.Dirlik）指出，李大钊的“法兰西之革命……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的观点，是受了《劳动》第3号（1918年5月）刊登的劳人《李宁之解剖》的影响；该文说：“法兰西一革命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一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A.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1989，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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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第304—305页；前引山内《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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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托洛茨基的这部，后来被从英文版译成汉语（舍我译：《广义派与世界和平》，载《解放与改造》1卷7号，1919年12月。但未继续译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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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Bolshevism的胜利》，前引《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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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前引《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98—122页。刊登该文的《新青年》9卷3号（底页发行日期1921年7月1日）的实际刊行时间应为8月下旬到9月之间。根据有二。其一，该期刊登的公博（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有关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录；其二，该期所登广告称已经出版的《共产党》第5号在广州出现是在9月初（《广东群报》1921年9月2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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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原书分别如下。①N.Lenin/L.Trotzky，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Notes and Supplementary Chapters by Louis C.Fraina，New York：Communist Press，1918；②N.Lenin，The Soviets at Work.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New York：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1918；③《国家与革命》的英语版本未能确定；④L.Trotzky，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18.⑤L.Trotzky，From October to Brest-Litovsk，New York：Socialist Publication Society，1919；History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London：Leo＆Unwin，1919.包括《国家与革命》的英语版在内的各种书籍的刊行情况及内容，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叙之甚详（第295—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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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前引山内《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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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李泽洛维奇投稿、李汉俊译：《五一》，《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关于李泽洛维奇在上海的活动，有的论文利用英国外交档案进行了研究（李丹阳：《在沪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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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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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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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鲜为人知的“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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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俄接近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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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共产党（布）（以下简称“俄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正式开展工作，始于1920年春派遣格里戈里·N.魏金斯基（Grigory Naumovich Voitinsky）一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国。不过，魏金斯基赴华，既是试图影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一直推行的接近西伯利亚和远东工作的一个结果。让我们首先从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1919年）开始，对魏金斯基赴华前的背景作一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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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还在俄国革命后的内战和干涉战争硝烟四起的时候，由俄共主导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世界性大会，旨在创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以取代以往的社会主义国际。在这次有纪念意义的大会上，没有安排时间讨论、事实上也没有怎么讨论殖民地问题和东方问题，但与会者中却有两名中国代表。他们是刘泽荣（刘绍周）和张永奎[1]，其中刘绍周受到了列宁的接见，还在大会上发了言。[2]他们的身份是“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Chinese Socia list Labour Party）[3]的代表。但是，这个党不是中国本国的组织。他们是侨居俄国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是为了参加大会而成立的纸上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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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有40万—50万中国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远东一带。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劳工，据说，俄国革命爆发时，仅莫斯科就有3000中国人。[4]革命后，这些中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也响应革命而成立了各种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就是刘泽荣和张永奎等留学生组织的“中华旅俄联合会”（Coюз Китайсих Гражданв России，1917年4月成立于彼得格勒），以及十月革命后由该组织发展而成的“旅俄华工联合会”（Coюз Китайсих Гражданв России，1918年12月成立于莫斯科，会长是刘泽荣）。这个联合会受到苏维埃政府的承认，一方面帮助贫困的中国工人回国，同时作为事实上的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展活动。[5]刘泽荣等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上所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就是这个“旅俄华工联合会”。